撰文/李浴洋
一书信中的学术交谊
百岁老人施蛰存（1905-2003）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背影。在1949年以前，他以现代小说家著称；尔后，他逐渐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尤以诗学与词学见长。在施蛰存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他通过书信与大量海外学者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海外书简”。
在与施蛰存建立交谊的海外学者中，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孙康宜也许不是通信时间最长的一位，但无疑却是最为频繁，同时也与他拥有最多“共同语言”的一位。在辜健编的《施蛰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2008）中，就收录了施蛰存致孙康宜的三十二封信。沈建中编的《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上辑“交游篇”，收录了施蛰存与孙康宜往来书信七十三封，对于施、孙二人的学术互动具有更为具体而全面的呈现。
“北山楼”与“潜学斋”分别为施、孙二人的书斋名称。这一书名的选定，强调了一种学术传承。根据孙康宜回忆，“在上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我就是那些从海外向施先生‘求教者’之一。那是我刚开始研究明清文学和中国女诗人，虽然已在耶鲁大学当起‘教授’，但我却把自己视为施老的‘研究生’。我经常在信中向他提出有关古籍和研究方法的问题，而他总是每问必答，为我指点迷津，而且还为我旁搜各种典籍和文献，不断托朋友带书给我”（《从北山楼到潜学斋》，2页）。二人的交谊是名副其实通过书信建立，并且以此为主要载体的。
1984年，孙康宜收到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来的施蛰存的来信，向她索要她关于词学的英文著作《词与文类研究》，两人从此“神交莫逆”。对于这一瞬间，孙康宜一直记忆犹新。当日后此书在大陆出版时，她专门写了序言，提及“我要感谢上海的施蛰存先生，他是本书原著的第一位大陆读者。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本书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从钱歌川先生处转来的施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多年来一直努力于词学研究，所以希望我能送给他一本那刚出版的英文书”（《〈词与文类研究〉北大版自序》，《词与文类研究》，李奭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页）。直到十二年后的1996年，两人才在孙康宜访问上海时初次见面。此后，由于施蛰存的身体条件每况愈下，两人的通信也就逐渐终止。所以，两人展开对话的阶段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十馀年。
晚年的施蛰存主要从事诗学与词学的研究。孙康宜与他的交流直接围绕两人当下的工作展开。是故，两人的互动不但围绕具体的学术话题进行，更涉及与此相关的杂志编辑、会议组织、著作译介与书评撰写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时代的学术生态与学术潮流也就由此“跃然纸上”。
二词缘与学缘
在《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中，孙康宜之关注陈子龙与柳如是，乃是从辩证陈、柳诗词中的“情”与“忠”的观念入手，旨在揭橥“情词”与“悲诗”变奏背后的“家国兴亡”意识，以及诗人与词人在“天地玄黄”之际“抒情”的意义。在她看来，“忠国意识”与“艳情观念”在两人的词作中交相辉映，尤其“在陈子龙及其交游眼里，晚明婵娟大可谓‘情’与‘忠’的中介：心中佳人乃艳情的激励，也是爱国的凭藉”（《〈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原英文版前言》，《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李奭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页）。这一视角，显然为“情词”的文类功能拓展了阐释空间。在孙康宜之前，如此论述的文学史家并不多，所以，她曾经特别谈到自己的这一思路在施蛰存那里获得的共鸣。
孙康宜是在完成自己的《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研究》（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之后，转入历代女性词人的系统研究的。陈子龙与柳如是成为她在这一领域的首要研究对象，并非偶然。在六朝诗人与晚明词人之间，显然在作品主题、修辞话语、典故系统、文类选择、个人境遇与历史命运等诸多层面上具有相通甚至相同的成分。何况孙康宜本人也具有某种相似的历史经验，并且自觉对此做出反思（参孙康宜《走出白色恐怖》，三联书店，2012）。所以，在她研究陈、柳诗词因缘的背后，乃有一种情怀。她的“发掘”工作，既指向历史，同时也指向自己。而这，无疑与施蛰存晚年的精神追求十分接近。
在情怀之外，孙康宜通过与施蛰存的交流，更收获了具体观点以及材料等方面的启发。施蛰存作为陈子龙研究重镇，不仅在孙康宜进入这一领域之初，就为她指示了文献搜集与阅读的路径，而且特别提醒她调整对于柳如是词作的评价分寸，并且关注同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女词人王微。这些建议不仅直接写入了《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之中，而且在完成这部英文书稿以后，孙康宜还专门撰写了一篇《柳如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请施蛰存指正。日后她在“附记”中说明：“不久施教授即来信，他在信中说：‘我觉得你对柳如是评价太高了，她的诗词高下不均，我怀疑有陈子龙改润或捉刀之作。’……他说：‘当时吾们松江还有一位曹衣道人王微（修微），文才在柳之上。’关于王微的诗词，我一向读得不多。经施教授一指点，我开始细心追查。”（《从北山楼到潜学斋》，151页）之所以能够给予孙康宜如此切中肯綮的修改意见，除却施蛰存多年治词形成的“老吏断狱”的眼光之外，还与他同一时期正在编辑《王修微集》有关。
如此互动，一直存在于施蛰存与孙康宜两人的通信之中。孙康宜的《词的演进》一书完成，施蛰存为她反复推敲书名。孙康宜与苏源熙合编《传统中国女作家选集》时，施蛰存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此书出版之后，孙康宜首先给施蛰存写信——“在这个Valentine’sDay寄给您这本诗集，特别有意义。此选集刚出版，在‘序’中特别感谢了您（见p.vii），但还是语犹未尽，因为若非您的帮助，许多女诗人的作品很难找到。多年来您对我们（指63位汉学家）的帮助，岂是语言可以表达的？”（同上，142页）这封写于2000年2月14日的书信，是施蛰存与孙康宜两人通信中的最后一封。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以百岁高龄谢世。在他身后留下的，除却一生传奇与多种著述，还有一个与海外学者(包括“63位汉学家”在内)一道组成的“学术共同体”。
三跨越国族的“学术共同体”
自觉发起并且参与建构一个跨越国族的“学术共同体”，是施蛰存学术思路的重要部分。作为“文革”以后最为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杂志《词学》的主编，施蛰存致力于将刊物营造成为一个“世界学术”的平台。他对于孙康宜的“发现”并且主动约稿，就体现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词学》中多次发表孙康宜的论文，但是施蛰存用心最多的，还是她的那篇《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目前所存施、孙两人的第一封通信，就是施蛰存的约稿信。在信中，他告诉孙康宜：“《词学》希望你惠赐大作，能否写一短文见惠，或将你的英文著作译一二章来亦甚欢迎。”（同上，3页）孙康宜随后即发来此文。施蛰存马上给她回信：“此文正是我需要的，来得正好。”（同上，5页）因为文中涉及诸多汉学家的英文姓名，施蛰存建议她添加中文译名。孙康宜复信解释了为何部分汉学家没有中文译名的缘故。施蛰存再度回信时，进一步肯定了此文的价值——“阅足下文，始知北美词学，近来如此热闹。大作发表后，一定会引起此间青年学者之震动，从而推进词学研究之深度、广度”，并且认为“足下文中介绍之‘消构式批评’，我觉得关系到中国的‘比兴说’。……我建议足下写一篇《消构主义与比兴论》，一定可以成为东西新旧文评的比较研究宏著”（同上，9页）。所谓“消构式批评”，借用孙康宜的话说，即“只见读者，不见作者”的“解构批评”（deconstructivecriticism），正是其时北美词学研究中的理论热点（参《〈词与文类研究〉中文版序》，《词与文类研究》，2页）。她很快就接受了施蛰存的建议，答应撰文。同时，施蛰存还由她的这篇文章联想到，可以编辑一份《海外词学书目》，“凡近年所出英文本词学书籍，一并列入一目录”（《从北山楼到潜学斋》，11页），并且具体拟定了这份目录的体例。孙康宜请自己当时指导的研究生王暧玲负责编辑了书目。施蛰存收到以后十分高兴，复信说：“你的那篇文章，对这里的青年学者大有冲击，他们想不到美国一地已有这许多人在钻研词学。罗马尼亚去年出了两本《中国词选》，似乎东欧方面，也有人在探讨中国这种文学类型。因此，他们敦促我组织一个国际性词学讨论会，请海外同行来谈谈，交换交换意见，见见面，表示钦仰。”（同上，17页）随后，关于组织这一会议的具体设计，施蛰存又事无巨细地与孙康宜进行了讨论，往返书信多达数通。与此同时，他还主编了《词学》的“海外词学专号”，其中论文也有数篇系由孙康宜代为约稿。因为种种缘故，施蛰存筹划的国际词学会议功败垂成，未能召开。但是《词学》专号却如期出版，获得广泛好评。
从1986年施蛰存向孙康宜约稿，到1990年他在给孙康宜的书信中将“海外词学专号”的论文目录最终定稿，前后历时四年，施蛰存在通信中一直保持着十分兴奋的状态与非常活跃的思路——由论文，而目录，再到会议与专号。从一篇《北美二十年来词学研究》入手，施蛰存看到了打开词学研究的“世界学术”格局的可能性，并且为此积极奔走争取。孙康宜的支持与配合，无疑发挥了推动作用。尽管施蛰存的有些计划无从落实，但是仅就已经完成的部分而言，已经十分可观。而两人的学术交往，此时也就超越了个人论学的层面。
四发掘者被发掘
孙康宜的“学思历程”与施蛰存一样存在转向。在她与施蛰存通信期间以及在此前后，虽然具体的研究领域几度迁移，但是“文类”与“性别”问题可谓是其一贯的关注对象。施蛰存治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也是如此。不过，在孙康宜看来，“进入21世纪以后，我的研究方向又有不同。我逐渐对回忆和书写很感兴趣，因为变得更加跨学科”（《谈谈我的学思历程：专题演讲》，《孙康宜自选集：古典文学的现代观》，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69页）。此时施蛰存已经不在，无法再成为她的论学对象，然而他的旧体诗词却以研究对象的身份出现在了孙康宜的面前，两人的学术因缘也由此得以延续。
在施蛰存生前，虽然两人交往颇多，但是除去为施蛰存的《唐诗百话》撰写过一则书评，孙康宜其实并未进行过严格意义上的施蛰存研究。2013年，施蛰存诞辰110周年，孙康宜向学界贡献了两篇长文：一是《施蛰存的诗体回忆：〈浮生杂咏〉八十首》，一是《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两文分别着眼于施蛰存晚年与早年的旧体诗作，切入的问题意识正是此时孙康宜关注的“回忆和书写”问题。
在1974年至1990年间，施蛰存断续完成了自己的诗体回忆录《浮生杂咏》八十首，记录了1937年以前的精神轨辙与生活印记。其中最后一首诗曰：“倭氛已见风云变，文士犹为口号争。海渎尘嚣吾已厌，一肩行李赋西征。”并且自注：“1937年夏，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熊公，滇人也。来上海物色师资，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毂，受熊公聘。熊公回滇，而沪战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从此结束文学生活，漂泊西南矣。”（《施蛰存全集·北山诗文丛编》，刘凌、刘效礼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54-155页）根据孙康宜的阐释，“从今日的眼光看来，这样突然的兴趣转移——从现代派小说转到‘玩古之癖’——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其实这正反映了施蛰存自幼以来新旧兼有的教育背景以及他那进退自如的人生取向。……这样的人生哲学使得施蛰存在1937年夏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他看见时局已变，整个文学创作的气氛已非往昔，他就毅然决定受聘于云南大学，从此讲授古典文学”（《从北山楼到潜学斋》，218-219页）。由此可见，在施蛰存转向前后，其实具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甚至相生相成的生命联系，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阶段以及领域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在《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中，孙康宜发现对于施蛰存来说，抗战时期的“昆明似乎永远代表着内在心灵的避难所”（同上，253页）。所谓“内在心灵的避难所”，指向的主要是施蛰存此后的学思生活与精神结构。在这一层面上，施蛰存的“西行逃难诗歌”也就与历代“易代之际”的文学经验与诗体表达具有了某种同构性与对话性。施蛰存及其作品自此也就成为了“传统”中人与“传统”中文。这一“传统”由他本人参与“发掘”，而他在文学史以及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地位最终也在这一“传统”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的机制中“被发掘”。在孙康宜看来，施蛰存正是这样一位兼及“发掘者与被发掘者”双重身份的人物（同上，161页）。
五有温度的“世界学术”
阅读施蛰存晚年的“海外书简”，令人印象深刻的除去其在学术工作中的“老骥伏枥”的身影与心情，还有其“贫”“病”交加的生活。
当施蛰存在1996年首次与孙康宜见面时，脱口而出的是“你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你再晚来点，就看不见我了”。孙康宜对此表示：“我完全能理解他这句话中的期待与责备，因为自从十多年前我们开始通信以来，我一直打算来上海看他，但每次在安排前往上海的计划之后，又临时因为家累或其他缘故而取消行程。”（同上，158页）两人首次通信时，施蛰存八十初度；而待到两人真正见面时，他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其间经历的从希望到失望的反反复复自不待言，更让孙康宜备感自责的是，施蛰存晚年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理想。所以，当孙康宜终于成行之时，让施蛰存颇感遗憾的是“我今年体力大衰，承你远来存问，十分感激。但我已只能晤谈一二小时，不能尽地主之谊，有所招待，十分抱歉”（同上，158页）。在施蛰存与孙康宜的通信中，目力不济与笔力不及是一个始终存在的话题。然而，让人感动的是，即便在“风烛残年”之际，当得知孙康宜确定成行时，施蛰存还是接连两日主动去信问候——“我劝你不要乘飞机去武汉、成都。最好是从上海到西安，从西安到北京，即从北京返美”，以及“到上海后有伴否？要不要介绍一位女伴，为你导游”（同上，158页）。殷殷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另外一处让施蛰存在与海外学者交往时颇为尴尬的地方，便是经济条件的拮据。当他的《唐诗百话》出版后，他写信给孙康宜说：“我希望你找一本赐读，如果能有几个人合译为英语，对汉诗的宣传必有影响。本来我应该送你一本，只因航空邮资付不起，故至今未寄赠，不怕你见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穷，和他的知识成反比例的。”（同上，158页）日后，孙康宜使用《唐诗百话》作为课程参考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学生进行英译。施蛰存对于英译工作也多有指导。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学术名著，起初却完全因为经济原因而无力“漂洋过海”。
孙康宜寄赠了一张支票给施蛰存，施蛰存说：“足下此举，使我大窘，我已先申明，不是吝啬，只因为此间生活水平较低，对于用钱的观念，和你们有差距，以可省则省的原则。”（同上，39页）其自尊与倔强，从中可见一斑。施蛰存最终并未将支票留作私用，而是以其他形式进行了返还。
施蛰存与孙康宜经常需要互相寄送书籍给对方。在两人的通信中，时常出现的内容便是关于寄送方式的讨论以及寄送成本的核算。施蛰存托孙康宜购置英文书籍或者寄送过期的英文旧报刊给自己时，往往都是立刻请自己在海外的子女或者朋友汇款给孙康宜。而当孙康宜需要某些书籍时，施蛰存一般则会根据她的迫切程度，与她具体商议究竟采用海运还是空运。更多的时候，则是托赴美的朋友或者返美的访客帮助带去。大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耗费了施蛰存很多时间，却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每期《词学》出版以后，施蛰存在给孙康宜的书信中，都会详细报告海外学者应得的稿费，并为他们预存起来，留作他们在大陆购置书籍的基金。孙康宜曾经会同海外作者提出：“通常由于汇款不便，而且在美国出版东西习惯上不给稿酬，所以在美华人总是不except从大陆杂志社拿到什么稿酬。所以，是否可将那一百元美金做为《词学》有关费用，不必麻烦？”（同上）尽管《词学》的出版经费十分紧张，但是施蛰存并没有采纳孙康宜的这一建议。他在与友人的交往中，体现出了极强的原则性。
当回顾施蛰存与孙康宜的学术交谊时，他们的学术互动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固然应予重视，但在学术周边的这些冷暖曲直或许也不应忽略。因为正是它们，让这一“世界学术”的视野具有温度。
如何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兼及“人”与“文”、“公心”与“私情”、“事功”与“精神”，既充分开放又坚持自我，既张弛有度又进退有序，既独立思考又共同研究，施蛰存晚年的这些经历与风度，可堪反复阅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