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世世为兄弟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7），四川眉山纱穀行一个苏姓耕读世家的男孩顺利降生。据说这个男孩出生后，当地的彭老山一下变得光秃秃了（参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这个传说的出现，大概是后人为了表示家乡秀美山川的钟灵毓秀之气都转聚到了这个男孩身上吧。三年后，苏家的另一个男孩也呱呱坠地。他们就是以杰出的文学成就震烁当世、彪炳史册的文坛连璧——苏轼、苏辙。

宋时的眉山，称眉州，属成都府路。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不仅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而且史学传统深厚。其后范祖禹（成都府华阳县人，《唐鉴》的作者、《资治通鉴》的编者之一）、李焘（眉州丹棱县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史炤（眉州人，《通鉴释文》作者）等人，于史学能高卓一时，显非偶然。受此时代风气影响，二苏兄弟的父亲苏洵亦浸染战国纵横家之风，聚书数千卷，尤嗜兵家孙吴、《战国策》等书，并不笃守儒家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导，常年游历在外。作为“留守儿童”的苏轼，直到八岁时才入学，师从当地的一个道士张易简。二苏兄弟中年经历宦海风波后，都好修道，追根溯源，当胚胎于此。苏轼九岁时，苏辙入学，从此至离蜀，兄弟两人或切磋琢磨，或登山临水，未尝一日相离。可以说这个时候的苏轼对于苏辙来说，是兄长、是同学，也是父亲、是老师。苏辙在《祭亡嫂王氏文》中曾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

庆历七年（1047），苏轼的二姐去世。次年，祖父苏序又去世，家庭的接连变故，使得年已不惑的苏洵倍受打击，无复往日豪情，居丧不出，把光大门楣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他不仅亲自教授二子，还为二人择师当地的名儒刘巨、史清卿，自己闲来则著书立说。

嘉祐元年（1056）三月，居乡近十年的苏洵决定携蛰伏蜀地、刻苦攻读已久的苏氏兄弟出川一试身手。父子三人离眉山、发成都、过剑门、经郿县、历扶风、至长安、出关中、径渑池，历时近三个月，终于来到京师汴梁。秋，苏轼、苏辙应开封府解，榜出，苏轼第二，苏辙也中选。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又应省试，苏轼仍第二，苏辙也再次中选。不过按照苏辙的说法，此次省试主考官欧阳修本来是准备将苏轼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取为第一的，但因疑心是其门下士曾巩所为，为避嫌，才改置第二（参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三月，经宋仁宗殿试，苏氏兄弟顺利进士及第。苏氏文章，名震京师。然而就在这时，苏洵的妻子、二苏的母亲程氏夫人于四月七日卒于家，父子三人只好匆忙返蜀守丧。嘉祐四年（1059）十月，免丧的父子三人改由水路，取道乐山，由岷江至犍为、宜宾，入长江，经三峡，第二次出蜀，在荆州上岸后，陆行由襄阳、泌阳、许昌，于次年二月二十五日重抵京师。嘉祐六年（1061），苏洵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八月，苏氏兄弟则经举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策试。所谓制科，属于特科，是有宋一朝不定期举行的考试。参加人员多由大臣举荐并经甄选，然后由当朝皇帝命题殿试。据统计，有宋一代共举办制科策试二十二次，取中的仅四十一人。庆历六年（1046）八月癸亥，苏洵就曾应制科，但未能通过。本次制科，苏轼由礼部侍郎欧阳修、苏辙由中书舍人杨畋举荐，复由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知制诰王安石复试通过，最后才由宋仁宗于崇政殿策试。试毕，苏轼被录为三等（宋代制科考试一二等为虚设，不授。三等也仅苏轼与吴育、范百禄等数人获得过而已）。但苏辙所作，却引发考官之间的巨大争议，司马光主张录为三等，范镇建议降等录，胡宿则认为对策中“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请绌之”。幸而仁宗云：“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最终才得以四等次录取。有宋一代，兄弟同时应制科而登科者，唯有苏氏兄弟。这次制科风波，对兄弟二人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民间曾把少年得志和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并列为人生三大不幸。我们不难发现，苏轼正是因为年少时春风得意，一帆风顺，才“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苏辙则因经此当头一棒，对宦海的险恶增加了更多的、清醒的认识，从此变得谨慎内敛、沉默寡言（《宋史·苏辙传》：“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也是从此以后，苏轼，这个哥哥，在官场中就如闯入瓷器店的大象，莽撞笨拙，反像个不谙世道凶险，让人不省心的、毛躁的小弟弟；而苏辙这个弟弟，则一变成了总是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竭力庇护不断惹事生非、捅娄子的弟弟的大哥哥的角色。

制科结束后，苏轼除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判官、推官，都属于选人阶官，是宋代士人入仕的起步阶段。但出乎意料的是，与苏轼欣然赴官不同，苏辙以父洵在京师旁无侍子为由，奏乞养亲三年，拒绝赴任。这是兄弟二人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因个人的原因而选择不同进退。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苏轼罢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任，离开凤翔。次年二月，还朝，除判登闻鼓院。苏辙赴大名府留守推官，寻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苏洵卒于京师。苏辙返京，和苏轼一道舟载灵柩自汴入淮，溯江归葬于彭山安镇可龙里——蟆颐山东二十馀里老翁泉。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冬，苏轼兄弟丧满出川，并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师。苏轼除殿中丞、直史馆授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苏辙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这一时期，正是王安石新党主政，积极酝酿变法之时，而苏轼兄弟论政与之多有不合，频生龃龉。司马光欲举苏轼为谏官，神宗欲用苏轼，皆为王安石所阻。无奈，兄弟二人只得酝酿逃离政治漩涡。熙宁三年（1070），苏辙应陈州知州张方平辟，出为陈州教授。熙宁四年（1071），苏轼亦乞外补，除杭州通判。从此二人辗转各地，会朋访友，诗词唱和，迎来了一生诗歌创作的最旺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至“乌台诗案”为止，苏轼这一时期创作诗歌竟达七百首之多。熙宁九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知密州的苏轼酩酊大醉后，不禁想起了远在齐州掌书记任上的苏辙，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年后，已经离开齐州随苏轼来到徐州的苏辙，想起昔年兄弟二人读韦应物“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诗时，曾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而今却漂泊在千里之外，也慨然写下了《逍遥堂会宿二首》：“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诗中流露出的真挚的手足之情，虽历千百年，仍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孰料好景不长，元丰二年（1079），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暗藏讥刺朝政之语，御史中丞李定也指斥苏轼有四大可废之罪。七月，中使到湖州，将苏轼逮赴御史台狱，罪涉不测。平心而论，苏轼虽才名冠一世，性格上却有缺陷：不自检束，好逞口舌之快。好的方面讲，是风趣，如东方朔之流的滑稽多智（事实上，也是这一点最为后人艳羡）；坏的方面看，有时不考虑对象，讥刺无度，谑而近虐，难免贾祸。如后世哄传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恐怕多少未免会让当事人感到难堪。后来大儒程颐也是因屡受苏轼嘲戏而与其结怨。这一点时人早有定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观其狱中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亦可哀矣然。才出狱便赋诗云：‘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略无惩艾之意，何也。”此前苏轼在朝时，就曾做诗肆意讥讽主张新法之士。什么“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参庄季裕《鸡肋编》卷下），什么“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奈何主人爱”（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就都被时人认为是出自苏轼之手。虽查无实据，却事非无因。好在王安石也是个有伟大人格的人，双方政见不合，却未能因此生隙，进而寻章摘句，罗织罪名。但天下又能有几个王安石呢？新法利弊，本一言难尽，王安石罢相后，新法仍屡废屡兴，不能尽黜，足见新法也不无是处。苏轼被逮时，与妻子诀别，留书苏辙，处置后事。家小则由其知徐时的两位学生王适、王遹兄弟护送至南京（商丘）苏辙处。在狱中，苏轼屡受侵凌，自分或死，赋诗二首以遗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又：“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苏辙得诗后，痛哭不已，毅然上书乞纳在身官赎轼。其实，苏轼得罪前，苏辙就曾劝其谨言慎行。苏轼的表兄文同在其离京赴外时，也赋诗叮咛（参前引《鹤林玉露》卷十），可见苏轼情性过于外露，胸无城府，容易招祸，已是亲友共识。经过多方营救，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出狱，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贬监筠州烟酒税。

贬谪中的苏氏兄弟，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只能任由风暴吹向不可知的地方。元丰七年（1084），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六月底至金陵，特意前往看望早已罢相隐居南京钟山的王安石。并《次荆公韵四绝》，其三云：“骑骡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对当年竭力反对新法略示悔意（《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奇怪的是，一生惟阿兄马首是瞻的苏辙，今诗集中却无一首与王安石唱和之诗，对王安石的恶意，也至死未变。其中原委，有待探究。

元祐元年（1086），宋神宗去世，九岁的哲宗即位，祖母太皇太后高氏辅政。高后将主持新法的蔡確罢相。五月，起用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昔日反对新法的“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作为苏氏兄弟当年制科考试时的考官，司马光一直对兄弟二人欣赏有加。很快，兄弟二人分别从贬所召回。苏辙以承议郎为秘书省校书郎，苏轼以朝奉郎除礼部郎中。此后数年中，兄弟二人同朝为官，同心辅政。高太后能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参《宋史·高皇后传》），苏氏兄弟未尝不与有力焉。不过做官毕竟不是苏轼所长，不欲立异也不愿苟同的苏轼在此后八年中，又对司马光等旧党所做所为表示不满，始终无法长期在朝立足，不得不屡请外任，先后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与之相反，苏辙却青云直上。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辙以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元祐七年，又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官居副相，达到其一生权力的最高峰。这也足以见得兄弟二人性格的差异。苏辙为宦的才能较之乃兄，实更胜一筹。因为或多或少得到其弟的庇护，这几年是苏轼一生中最为快意的时光，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

然而人生的命运波诡云谲。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力变前规，尽废元祐党人。绍圣元年（1094）三月，苏辙以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后改筠州、藤州、雷州、循州……四月，苏轼以讽斥先朝罪名贬英州，未至复改惠州、儋州……苏轼也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国土最南端、名气最大的诗人。然而也就是在这时，苏轼把他昔日指向同僚友朋戏谑无度的生花妙笔，转变为了对苦难命运、险恶环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热爱与讴歌，悄然完成了由一个天才的、优秀的诗人向一个伟大诗人的转变。贬谪到惠州，苏轼作《食槟郎》《食荔支》，惊叹于“草木各有宜，珍产骈南荒。绛囊悬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谓蓬荻姿，中有药与粮。舂为芡珠圆，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黄精诳空肠。今吾独何者，玉粒照座光”的南国风光（参苏轼《小圃五咏·薏苡》）。苦难的贬谪生涯，在苏轼眼里，竟如同一次次美食之旅！岭海条件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参苏轼《答程天侔三首》），文化落后，诗侣更是难得，苏轼有契于陶渊明“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人生态度，乃和陶诗度日，无意中又为后世诗人开辟出一种诗歌写作新形式——追答古人。

绍圣四年（1097）五月十一日，苏轼贬儋州，苏辙贬雷州，兄弟得相遇于藤。六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同行至雷州。时苏轼痔疮发作，疼痛难耐，苏辙为之终宵不眠，一夜屡起，并力劝兄戒酒。苏轼《和止酒》赠别，苏辙次韵作答：“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溯流俯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馀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这也是兄弟二人一生之中最后的一次相聚。元符元年（1098）二月二十日，苏辙六十岁生日，远在儋州的苏轼仍不忘以海南特产黄花梨木制作一手杖，并附诗以赠：“海南无佳植，野果名黄子。坚瘦多节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缘此。贵从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苏轼《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

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兄弟得相继北归。年底，苏辙定居颍昌（今河南许昌）。并致书苏轼，邀其同居于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苏轼在赴颍昌途中，因“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州（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苏轼病重期间，曾“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同上）崇宁元年（1102）闰六月二十日，苏辙遵其遗嘱，葬轼于距颍昌、嵩山均不足百里的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并撰《墓志铭》，文凡近万。然而料理完兄长后事的苏辙，却一变昔时勇于敢为、无所畏惧的作风，突然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参《宋史》本传）。《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载：“后来居颍昌，全不敢见一客。一乡人自蜀特来谒之，不见。候数日不见，一日见在亭子上，直突入，子由无避处了，见之云：‘公何故如此？’云：‘某特来见。’云：‘可少候，待某好出来相见。’归，不出矣。”（按：《朱子语类》同卷又记以为贬谪时事）偶尔浏览书籍，至于世俗药饵玩好及昔日与兄所热衷之修炼养身之举，并漠然忘怀（参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没有人知道也步入生命最后一段历程的苏辙这时在想着什么，或许苏轼的离世，使他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对这个人世不再留恋。正如当年完成了《史记》写作的司马迁，此后“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月三日，苏辙病卒于颍昌，年七十四。死后与兄轼同葬于上瑞里，继续和其一生相依相恋的兄长为伴，也完成了苏轼昔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的心愿。

《宋史·苏辙传》曾赞叹二苏说：“（苏）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应该说自古兄弟二人声名之大、成就之高、情谊之深，更无有出于二苏之右者。

本文系2014年四川省社科专项规划项目《栾城集研究》（项目编号：SC14XK2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