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渡与“江南”的形成

江南是宋元以来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南宋时期，有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说明当时江南的农业已非常发达。到了元代，江南的经济中心地位越来越显著，已经成为大运河南端为首都提供漕粮的基地之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其市镇水网体系内的商贸活动非常发达，使中国成为海外贸易中首屈一指的出口大国。分析“江南”的形成和发展原因，我们发现北人南渡对“江南”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历次南迁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北人南迁活动主要有三次，分别发生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时期。

第一次南迁发生在西晋永嘉年间。西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权利之争，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北方游牧民族乘势而入，出现“五胡乱华”的混战局面。永嘉五年（311）四月，五胡乱华中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军队起兵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琅琊王司马睿避乱渡江，在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这一过程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时期，大量游牧民族涌入中原地区，大量中原人口迁往广大的南方地区，中原的汉族士族“十不存一”。

第二次南迁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终止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是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王朝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叛乱，时间长达八年。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是这场叛乱的主谋，故史称“安史之乱”。这场战乱造成的社会破坏，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第三次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宋朝日益腐败，金朝逐渐壮大，金朝的军队于靖康二年（1127）南下，攻破了宋朝的国都汴京，宋朝遭到了金军的烧杀洗劫，宋钦宗及其父宋徽宗，以及宋皇室宗亲、嫔妃、大臣等三千多人被俘，北宋灭亡。同年，宋康王赵构宣布即位，建立了南宋，定都临安。因这一事件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乱”。“靖康之乱”导致宋朝政治中心南移，同时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人口重心彻底南移。

二、北人南迁对江南的影响

1.主要迁入地“江南”人口大增在历次北人南迁的过程中，北方地区的人口大量抵达南方，人口重心逐步南移。“江南”逐渐成为北方移民南迁的主要地区之一，迁移人数逐次增加。

西晋末年，北民南下后多分布在长江和淮河流域较易生存的地区，如京口、广陵、扬州三吴地区、扬州建康一带，以及江州、荆州、交州、广州地区，整体上是北方的东部人民迁徙到南方的东部，北方的西部人民迁徙到南方的西部。据《资治通鉴·晋纪九》记载：“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根据谭其骧统计，晋室南迁的人口多达九十万，占当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参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206-229页），其迁往苏南、浙北的人口约为三十馀万（胡焕庸、张善馀《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333页），占迁移人数的三分之一。

到了安史之乱时，大量北方人又一次向安全地区迁徙，移民的分布相当广泛，迁入地包括苏南、皖南和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南部、四川和两广地区等。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安史之乱后，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在减少，少数一些地区户数反而比安史之乱前增多，其中以长江流域最多。据《旧唐书》与《元和郡县志》所载，根据天宝元年户数与元和年间户数变化可知，迁往江南、剑南和岭南道等地的人数约为二十万户，按一户五人算，人口约为一百万，其中迁往苏州的人口约为十二万左右，占迁移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此时，江南、剑南和岭南道的户数之和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比例，由天宝元年的34.5%增长到55.7%（参黄盛璋《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中国南方人口数量已经总体超过北方，打破了中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格局。

靖康之乱后，大量人口从北方的黄河流域迁入南方的长江流域，以今天的湖北、四川、浙江、江苏等省为主，北方人口南迁至两浙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福建路、广南西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地，南迁的户口约为一百九十五万，人口约为一千万，其中两浙路与江南西路增加了四十二万户，约三百四十万人，占迁移人数的三分之一（田强《南宋初期的人口南迁及影响》，《南部学坛》1998年第2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162年，南方各府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四万户，全国共有一千八百三十三万户，南方地区人口就户数而言，占全国的63%，说明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中国南方地区。

2.“江南”自然环境得以开发和利用随着江南地区人口不断地增加，现有土地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古人用智慧和勤劳开始对土地和水环境进行大面积改造，塘浦圩田逐渐兴起。

“塘浦圩田”是现代人对古人以塘浦为四界圩田体系的称呼。北宋郏亶《治田利害七论》记载：“古人治低田之法，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十里为一横塘。用塘浦之土，以为堤岸。”这种改造土地和水环境的方式属于治水和治田相互结合的大型水利工程。中唐至五代期间，圩田逐渐兴起，属于大圩阶段。大圩的圩田面积较大，横塘纵浦交错其间，塘浦之间，修筑堤岸，形成棋盘式的圩田系统。宋代至明清时期，圩田进入小圩阶段，小面积圩田是在大面积圩田的基础上进行的精细化开发。

北方人口南迁使“江南”的人地矛盾增加，生产压力增大，在这种压力之下，古人因地制宜地改变了江南原本不利的自然环境，将太湖低洼地区改变为塘浦圩田，合理分配丰富的水资源，有效预防水患灾害，又大力发展农业，进行高度集约化生产，增加农产品产量，使这里成为人类的宜居之地，可以滋养更多的人口。同时，在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塘浦圩田的开发使“江南”的水系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大规模人工改造而成的水网格局已逐渐成形，为太湖东部地区江南市镇经济贸易网络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江南”农业与手工业技术得到革新

南迁的移民成分较为复杂，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不同民族的区别。在不同职业中，不乏有很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者。这些北方移民南渡后的共同特点是，把新的技术带入了“江南”地区。

西晋末年，北方先进的精耕细作技术、以粪施肥的方法传入江南地区，逐渐取代了江南地区火耕水耨式的原始耕作方法，使耕地面积扩大，土地更加肥沃。据《宋书·孔季恭等传论》记载，南朝初年，“民户繁育，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畦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北人南渡还将北方旱地普遍种植的小麦耕种技术推广到了江南地区。据《晋书·郭文传》记载，“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馀杭大辟山中……区种菽麦”，说明豆和麦此时已经传入江南地区，大大开拓了江南农业种植的空间。此外，江南地区的冶炼、纺织、瓷器、造船、造纸等手工业技术也随着北人南迁得到较大提高，特别是冶铁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农业工具的发展。到了唐代后期，江南普遍实行了插秧和稻麦复种的技术，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这项技术成为江南农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唐后期江南手工业技术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等统计，江南道进贡的丝织品多达四十五种，剑南道二十种，河南和河北道各十八种，这说明江南纺织业的织造工艺和规模都已赶超北方。到了宋代，北方移民把先进的手工业技术推广到江南地区，宋室在杭州设立了两座官窑，促进了江南地区陶瓷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江南桑蚕生产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和吴越国的推广下已有较大发展，在南迁过程中，汴京织锦院、文绣院作坊的工匠也将技艺传入江南。另外，北人南迁也推动了印刷业和酿酒业等在江南的发展。

4.“江南”商贸与市镇的兴盛

人口南迁给江南带来了很多的劳动力，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和纺织品的产量不断增加，导致江南地区家庭层面、地区和社会层面的产业分工不断展开，一方面农业产品开始向经济型作物转变，另一方面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依附模式中解放，转化为手工业者。专业分工和商品交易的逐渐产生，使江南的经济贸易逐步兴盛。靖康之乱发生后，由于南宋定都临安，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在经济上南方强于北方的格局已经完全确立。

随着商品经济交换的快速发展，市镇在江南各地不断涌现。市镇兴起的核心是商业贸易的发展。江南水乡市镇兴起于唐宋时期，在南宋时迎来一个发展高潮，商贸市镇的网络已经初步形成。江南地区黎里镇也于南宋时期建镇，据记载，黎里在唐朝成村，北宋时形成东西两个相当规模的村落，公元1127年，赵宋南渡，黎里人口激增，便升格成为集市。黎里镇的兴起与北人南渡密切相关。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达到空前兴盛，不仅数量多，而且市镇的专业化趋势也越发明显。可以说，大量北方人口向江南地区转移，为江南市镇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江南”文化发展和繁荣

南迁人群的阶层分布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皇室、世家大族和官吏为主体的上层社会，称为衣冠士族，他们将中原地区的精英文化传入江南地区；另一类为工匠、农民、士兵等普通百姓，是社会的中下层，他们将中原传统的市民文化传入江南地区。在北人带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江南”文化不断发展和繁衍。

东晋时期，北方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江南，赋予了江南城市诸多文化品格，例如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山水品格、朝隐生活、声色之风等。唐长孺曾指出吴亡之后，江南士人羡慕中原风尚的心理：“一到晋室东迁，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便移到了建康，改变了江南所固有的较保守的文化、风俗等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361页）唐末时期，大量的士大夫等非生产性人口进入江南地区，他们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古文运动、诗坛、绘画技法、儒学革新、文士入幕等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周昉、吴筠等人。南宋时期，北人南迁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在诗歌、绘画等方面都对江南产生了影响，有以李唐为代表的画家、以陈与义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在战乱中南迁，还有中原一些北方士大夫在到达江南后，开始兴学重教，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跟随士人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如河南洛阳人郭维于建炎年间前往江南地区，“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90页）。此外，汴京移民还将许多传统的节日习俗、传统小吃、说唱艺术等带入了临安，丰富了江南的市民文化生活。

中国历史上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为江南源源不断地注入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优秀的文化传统，促进了“江南”的形成。具体而言，北人南迁的影响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江南位于太湖东部平原湖泊低洼地带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历次人口南迁都因地制宜地对土地和水环境进行开发和利用，使原本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由于南迁带来了大量的北方人口，迫使大部分荒地开垦为农田。唐中后期，由于田地和人口之间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江南大部分荒地被开垦后，人们集中开辟大批围田、圩田、梯田等。至北宋末年，圩田开始普遍流行，塘浦圩田系统和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促进了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

其次，南迁移民为农业、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使江南社会稳定、粮食充足、手工业发展。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导致商品交易更加频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江南市镇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南宋时期迎来了市镇发展的高潮，黎里古镇便是在这一时期由村庄扩大为市镇的，其建镇直接受到了南宋人口激增和政治经济中心转移的影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空前繁荣，数量急速增加，并形成专业化市镇网络体系，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在国内外贸易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在北人南迁的过程中，北方文化不断传入江南地区，本地文化与北方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繁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如西晋时期，北人将北方传统的礼乐文化、士人精神和山水品格带到南方；唐中期之后，北人又将诗歌和绘画技术带入南方；靖康之乱以后，北人将兴学重教的传统和旧都的民俗活动带入江南地区，使江南地区的文化更加丰富。江南文化既体现了精英和市民层面的文化，又体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生活志趣。“江南”一词不仅代表着一个经济发达和文化先进地区，而且也逐渐超越了地域的界限，成为人们心中的理想家园。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