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孟宪实
张良，作为秦末汉初最出色的谋臣，在辅佐刘邦逐鹿中原的过程中立功甚伟，与韩信、萧何并称“三杰”。刘邦称帝之后，政治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张良又特具先见之明，及时功成身退，在后世留下无数赞叹。但本文要讨论的是另一问题，即张良的贵族身世何以成为平民皇帝的功臣？是张良深刻的洞察力突破了身世的迷障，还是时势变迁影响了张良的抉择？一个人的政治考量，怎样反映了历史变迁之方向？张良故事的这一侧面，至今不乏历史启迪。
张良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留侯世家》之中。《史记》记载：“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大父就是祖父，张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韩国的丞相，所以张良有极其深重的韩国情结。韩国被秦国灭亡的时候，张良仅有二十岁，还没来得及为韩国出力，韩国就灭亡了。于是，张良选择了一条艰险的人生路，为韩国复仇。张良家有一定经济实力，家奴就有三百多人。张良的弟弟去世时，张良没有好好去埋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可见，张良一旦选择复仇便全力以赴，而家世背景是他走上复仇道路的重要动力。
张良为何选择复仇，《史记》的解释很清楚，以“五世相韩故”。韩国国君，与周天子同为姬姓，那么张良呢？《史记索隐》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张良本来是韩国王族中的公子，后来因为博浪沙刺秦之后逃亡，隐姓埋名，改为张姓，以后没有再改回，于是就成了张姓。从“五世相韩”这个背景看，《史记索隐》提供的资料是有价值的。张良为韩复仇，即是为自家复仇，作为韩国公子，韩国的最高贵族，复仇这条道路的选择大可理解。秦国灭六国，六国之后不甘失败而伺机复仇者大有人在，张良不过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已。
在伺机复仇的人群中，后来在推翻秦朝的斗争中确实功绩不凡的，有项梁与项羽、张耳、陈馀等，但最突出的要数张良。六国之后，大都是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事之后才动作起来的，而张良在秦始皇的时代，就策划了震动全国的博浪沙刺秦，虽然误中副车，没有成功，但引发的后果可想而知。秦朝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针对的都是张良，“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看来秦朝的侦破工作颇有成绩，一定程度上锁定了张良，否则张良也没有必要更改姓名了。
反秦运动从大泽乡开始掀起高潮。仔细分析，反秦的力量可以大体分为两派，一派是陈胜、吴广这种民众造反，他们跟秦朝没有世仇，实在是朝廷压迫导致的暴动反应而已。刘邦本质上属于这一派。项羽、张良等属于另一派，他们与秦朝从一开始就势不两立，是六国复仇派。唐人章碣《焚书坑》诗有“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的名句，其实刘、项并不是一路人，真不读书的是刘邦而不是项羽。复仇派一直在等待机会，如果秦朝政策不失，复仇派可能会空等一生，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盼来了山东大乱，于是立刻行动起来。
张良与所有复仇派一样，终于等来盼望已久的良机，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准备投奔自立为假楚王的景驹，但在留这个地方，他与刘邦不期而遇。张良在十几年等待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太公兵法》，已经很有心得，这当然都是为了反秦做准备的。但是，与他人解说兵法，常让张良有对牛弹琴之感，而与刘邦谈起，刘邦却一点即通，并每每采用他的建议。张良不是领袖，所以他需要领袖，因为只有在真正的领袖这里，他的智谋才能发挥出来。于是他放弃原来投奔景驹的计划，决定追随刘邦发展，因为“沛公殆天授”，他发现刘邦本身就是上天赐予的人物。张良看重刘邦的是他的个人才能，完全忽略了刘邦的平民出身问题，或者此时的张良，头脑中已经不再有出身观念了？
但是，张良与刘邦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太久，恢复韩国的念头显然战胜了对刘邦的追随。《留侯世家》记载如下：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项羽的叔叔项梁，在秦末战乱中，一度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而复兴六国，一方面符合六国之后的期望，一方面有利于瓦解秦朝的力量。于是张良乘机提出恢复韩国、韩成担任韩王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项梁的支持，而张良成为实施复韩计划的执行人。这符合张良的夙愿，他找到了韩成，自己成为韩成的司徒。此事的发生，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大约是在公元前208年六月。《通鉴》记载此事，也是这个时间点。
韩国恢复了，但发展极其不顺。虽然获得韩地几城，但很快就被秦朝的军队夺回，致使张良不得不跟着韩王成一起打游击，这就是所谓的“往来为游兵颍川”。旧日韩王的传人回到韩地，当时的人民自然还应该记得韩国，然而，张良盼望的一呼百应的局面却没有发生。显然韩国民众对于韩王归来，并不是大旱之望云霓，他们依然扮演着真正的群众角色，看着韩王的军队与秦朝的军队往来战斗，他们无动于衷，冷漠地对待这些逐鹿的政治人物。
韩国的政治名号恢复了，但是恢复对韩国故地的统治却彻底失败。张良的复韩理想和热情，与韩国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对比太过鲜明。这个冰冷的现实，对于张良的内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史书没有交待，但我们观察此后张良的复韩理想之火，确实逐渐熄灭。
张良在韩国故地遭遇的尴尬，直到一年以后刘邦到来才算获得解脱。公元前207年夏四月，刘邦的军队攻下颍川，张良充当向导，刘邦军队在韩国故地攻城略地。后来，刘邦让韩王留守阳翟，让张良跟自己经略南阳。从此，我们熟悉的张良回来了，奇谋屡出，刘邦的帝王事业快速向前推进。
但是，张良与韩国的关系，始终时隐时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张良依然是韩国人。秦灭亡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刘邦被封汉中，而张良却要回归韩国。《留侯世家》有如此文字：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张良与项伯是老关系，在陈胜起事之前，两人因为都是秦朝的罪犯而结下深厚的友谊。利用跟项伯的关系，张良让刘邦在鸿门宴上逃脱，如今还帮刘邦获得汉中封地。但是，从《史记》这段文字看，张良跟随刘邦一直属于“借调”的临时状态。如今天下已定，君臣各领名分，张良应回到韩王身边。当然，张良还在为刘邦认真打算，“明修栈道”的缓兵之计为后来刘邦暗度陈仓、出其不意攻击项羽打下了基础。
张良虽身在韩国，但一直心系汉王。而项羽对于张良追随汉王的经历显然十分警惕，最终韩王成也受到张良的牵连，不能返回韩国故地。当田荣举起反抗项羽的旗帜之后，韩王不仅不能归国，反而被降为侯，最后还是被项羽杀掉。韩王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史书记载实在太少。现在看来，从始至终，他不过是张良复国梦想的一个道具而已。他的成是因为张良的推荐，他的死也是受到张良的牵连。从反方向看，张良似乎对韩王成始终都抱有责任，那也是他的故国情怀所展现的方式。
项羽杀了韩王成，张良最后的一丝韩国情结被斩断，这位末代贵族从此全力以赴拥抱一个新的时代。他再次逃亡，当然是去找汉王刘邦。张良受到怎样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他心无旁骛，一心帮助刘邦打败项羽。
张良这位曾经热烈坚持恢复六国的贵族公子，现在成了平民汉王最得力的谋臣。不仅如此，他在刘邦企图恢复六国的时候，果断反对，最终让这一计划化为泡影。
公元前203年，楚汉荥阳对峙中，刘邦渐渐支持不住。另一谋臣郦食其提出重新分封六国之后的办法，他说：“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在郦食其的理论中，六国依然能够代表天下，六国之后拥戴汉王，天下就会拥戴汉王，因此项羽就会屈服。刘邦还真的相信了，立刻决定“刻印”，积极推进。
就在这关键时刻，张良来见刘邦。刘邦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说：这是谁出的主意，大王的大事完了。然后，张良一条一条为刘邦分析，为什么郦食其的计划有问题。从多方面分析，刘邦目前的状况是与商汤不同的，分封六国之后，不仅不能获得天下，反而会瓦解现有的力量，因为现有追随汉王的人一定会有人转而去追随六国之后。“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刘邦立刻撤销了前一决定。关键时刻，张良制止了刘邦一项错误政策的出台，避免了刘邦的战略失误。
《史记·留侯世家》对此事的叙述，使用了大段文字，证明张良此事对于刘邦事业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张良的思想在此事中显现出的巨大转变。一个曾经全力以赴要恢复六国事业的张良，情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刺杀秦始皇，证明他的信念无比坚定。但是，仅仅几年的时间，张良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一心恢复六国体制的人，到坚决反对的人。他的反对意见，确实对汉王刘邦的事业有利，然而恢复六国，不是他坚决反秦的初衷吗？一定是谋略家的大势观察，几年的教训体会，让他懂得六国的湮灭是注定无法恢复的，社会人心对于六国并没有希望的那种盼望。
张良立场的转变，就这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新时代的逐鹿战争，完全不顾及曾经的贵族，六国之后昙花一现，再也承担不了历史的要角。新的时代来临了，王侯将相无定向，英雄不必问出处。
楚汉战争胜利之后，刘邦一度安排张良辅佐韩王信，但并没有成行。韩王信后来也成了汉朝的罪人。此事对于张良而言，连一个历史注释都是多馀的。张良不期然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巨变，并且成为这个巨变的推动者之一。更确切地说，张良经历了一个时代巨变，曾经的不期而遇，后来变得更积极主动。历史人物，常常如此这般。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贵族时代，夏商周都可以作如是观。贵族掌控着社会，拥有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等特权。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历史运动，最终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平民的社会，士大夫政治以及中央集权，凡此种种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贵族时代。陈胜可以称王，刘邦能够称帝，这些都属于历史新现象，在这些政治现象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历史运动与变迁。
秦朝是走出贵族时代最重要的时期，但是秦朝还披着贵族时代的最后一层薄纱，秦朝的皇帝毕竟是从秦国君主发展而来，王室还流着“高贵”的血统。秦末战争，是贵族时代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刘邦，最后即位成了第一代平民皇帝。在刘邦身边，是一群布衣将相，但也有张良这样的传统贵族。与一群屠狗贩卒的将相比较，张良的历史选择及其转变是十分显著的，也更具有象征意义。一个以复兴韩国为己任的韩国公子，终于走上了辅佐平民君王的政治道路，最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的巨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