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宁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韩愈是贡献卓越而又争议颇多的人物，在经历了评价上的诸多抑扬起落之后，要深入理解韩愈就显得尤为困难。韩愈之对待佛教，在强调多元包容的今天，似乎显得过于激烈，其实大声弘的古文，似乎也不无迂阔，然而倘若能超越眼前的时代风气，从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就会对韩愈的贡献，有不一样的理解。
一
具体的观察不妨从韩愈的排佛开始。韩愈排佛之坚定，态度之激烈，在唐代士人中是少见的。唐宪宗于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入宫，韩愈上表加以谏止，甚至提出要将佛骨“付之水火”（《论佛骨表》）。此举引发宪宗的震怒，欲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等人求情，才改为远贬潮州。在唐代帝王中，不少人对待佛教的态度多有摇摆，例如唐德宗，即位初期曾主张抑制佛教，希望由此削减佛教给国家带来的经济负担，然在位日久，对待佛教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变得颇为虔信。与此不同的是，唐宪宗在位十五年，一直笃信佛教，从未有过任何变化，迎奉佛骨对于宪宗无疑有极重要的意义，韩愈在这样的情形下“犯颜”直谏，其勇气与信念自非寻常可比。
韩愈对佛教的否定，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意。自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对佛教的批评一直未曾中断，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佛教对政治秩序、生活秩序的破坏；二是夷夏之争；三是佛教具体教理之谬误等。具体到隋唐时期，教理方面的论争并不激烈，而主要的批评多集中在佛教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之破坏，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这方面的矛盾更为突出。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面对财政匮乏，通过大规模出卖度牒来筹集资金，到肃宗朝，卖度牒成为朝廷的国策，许多人购买度牒之后，既不参加宗教法事，又可以不再缴纳赋税，这样的情形发展到晚唐时期，李德裕曾在奏议中指出，泗州成年男子三分之一都出家为僧以逃避赋税，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来禁止，江淮以南将失去六十万丁壮的赋税（参《王智兴度僧尼状》）。韩愈在其《原道》中，批评佛教徒与道教徒不劳而获，同样是针对安史之乱后这一日趋严重的时弊：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