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国风
俗话说：“盖棺论定。”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却是棺已盖而论未定。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要给他定性并不容易。中国的百姓，习惯于从道德伦理角度去评价一个人，而不是从历史地位去评价一个人。更何况中国的百姓不是从《三国志》《后汉书》和《资治通鉴》，而是从《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知道并认识了曹操。他们在小说和戏曲的引导下，惋惜蜀汉的失败，欣赏刘备的仁义和真诚、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诚、关羽的神勇和义气，认定曹操是一个奸雄。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戏的普及，拥刘反曹所蕴涵的爱憎和智慧，冲破小说和艺术的层面，冲破历史文学的层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意义。这或许就是鲁迅所谓的“三国气”。在三国文化中，刘备、诸葛亮、关羽和曹操等人物，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而是经过了文学艺术洗礼的几种民族性格的类型。对蜀汉的同情，寄托着民众对仁政的向往；对曹操的憎恶，反映了民众对封建统治者的深刻认识。就社会影响而言，《三国演义》打败了《三国志》，文学的真实打败了历史的真实。由此可见，习惯的力量是伟大的，文学艺术的力量是伟大的。
《三国演义》以及三国戏，造就了两个偶像——诸葛亮和关羽，而他们的对立面——曹操，却被《三国演义》和三国戏越描越黑，成为奸雄的代名词。
在学界，在士人阶层，曹操之被定格为篡逆的奸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无论是晋宋时期的《三国志》和裴注，还是南朝以后、明朝以前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雅文化，都未能像说话艺术及戏曲那样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拥刘反曹倾向。《三国志》虽然以曹魏为正统，但对东吴和蜀汉方面的叙述，也非常客观，坚持了史家的实录精神。裴注的态度更加客观，对于各种倾向不同的材料，裴氏兼收并蓄。不同的爱憎褒贬，在裴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人张说有诗《邺都引》云：“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写曹操的文武双全。杜甫写了一些热烈赞扬诸葛亮的诗歌，人所共知，脍炙人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等等。但是，杜甫对曹操并无反感，他给左武卫将军曹霸写了一首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称赞曹霸的画。这首诗的第一句就说：“将军魏武之子孙。”这里显然是一种赞扬的口吻，杜甫的意思当然并非“将军‘奸雄’之子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曹魏纪年，似乎是以曹魏为正统，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其实，司马光以魏纪年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司马光认为正闰之辨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论也”。苏轼写《前赤壁赋》，提到曹操时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承认曹操是英雄。而在《孔北海赞并序》里，却说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性。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又不承认他是英雄了。在《东坡志林》里，苏轼称赞管幼安“怀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曹操又成了贼子。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周瑜佩服得不得了：“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的《隆中》诗对诸葛亮竭尽赞美：“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他的《诸葛亮论》却又不满于诸葛亮的不能纯用仁义忠信：“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胜之者，独以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曹、刘之不敌，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之忠信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刘表之丧，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东坡全集》卷四三）苏轼认为诸葛亮唯一胜过曹操者，唯有仁义忠信，而诸葛亮对刘表和刘璋的态度都算不上信义，与曹操没有什么区别；蜀汉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彻底地贯彻仁义忠信。苏轼对三国人物的评价，不免带有一点书生气。一介书生，把政治看得太崇高，太纯洁，太理想。苏轼不明白，政治是一种需要，政治家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对谁有利，一切都要随时间、地点和形势而转移。叶适的迂腐亦不亚于苏轼：“荆、益虽可取，然假力于孙权，则借贷督索；会盟于刘璋，则欺侮攘夺。计亮之始终，存心行事，不宜有此。而号其名曰‘兴汉’，则可悲也。”（《习学记言》卷二八）宋人唐庚为诸葛亮辩解说：“学者责孔明不以经书辅导少主，乃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馀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三国杂事》卷上）即是说，好药坏药，能治好病就是好药。正统不正统，能治国平天下便是硬道理。辛弃疾很欣赏孙权：“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但与此同时，他又承认曹操、刘备和孙权是英雄：“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总的看来，南宋以后，每当民族危机深重、神州风雨飘摇之际，人们便会怀念起兴复汉室、一心北伐的诸葛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曹操指为篡逆的奸雄。
文人熟读史书，他们知道，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这个定位不是那么简单。
那么，历史上的曹操又是什么样的呢？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人心思乱。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在内斗中同归于尽。群雄逐鹿中原，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在众多的诸侯中脱颖而出，拨乱反正，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可是，曹操作为汉朝的权臣，使汉献帝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曹操身后，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形式，逼献帝下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魏。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地削弱、消灭曹魏的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的统治，建立了又一个新的王朝——西晋。
司马氏集团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而晋人陈寿的《三国志》不得不将曹魏树为正统。只是司马氏集团取魏而代之的过程，带有更多的血雨腥风。可惜，这种血污在正史里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被竭力淡化的。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用现在的话说，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北宋的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我们可以看到，正统观念，就像一块橡皮泥，你想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当然，明清以前，统治者对思想、对文化的控制，不像后世那么严厉苛刻，所以，对曹操的评价，也就各说各的，没有统一。
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旨修撰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的行列：“凡乱臣贼子，畜无君之心者，必先剪其所忌而后动于恶。……曹操欲禅位而惮孔融。”（卷四）明清时代，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种种迹象表明，自明朝开始，对于曹操的篡逆之罪，在官方和民间都形成了共识。
那么，曹操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的《述志令》，可以看作是一篇自传。我们不妨借此一窥这位“奸雄”的心迹。曹操在文中自述其功：“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平心而论，这句话符合历史的事实。曹操说别人怀疑他有“不逊之志”，都是误解。又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军权的原因：“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人在高位，身不由己。曹操说他本来志向有限，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是想当一个郡守，当一个将军。没想到以后做成了那么大的事业。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有一点吞吞吐吐，没有一点拐弯抹角，直接把有人怀疑他要篡位的事情挑破，说得相当的坦率。这些话是不是可信呢？当然，有一半的真实。曹操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他在称帝不称帝的问题上非常慎重。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六月，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术士襄楷与冀州刺史王芬，图谋废黜灵帝而立合肥侯刘真。王芬将计划告诉时为议郎的曹操，曹操回书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资治通鉴》卷五九）结果也确实如曹操所料，废立的计划流产，王芬旋即自杀。但是，我们看曹操对拥汉派的血腥镇压，对一号智囊荀彧的绝情，就可以觉察到他那颗蠢蠢欲动的野心。随着他一步一步地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将中原群雄一个一个地剿灭，而汉献帝又是那么的孱弱，曹操的部下也想着攀龙附凤，曹操的政治野心也就一步一步地、难以抑制地膨胀起来。陈群等人看穿他的心思，联合一帮文臣武将，劝他称帝，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资治通鉴》卷六八）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不是不想当皇帝，只是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是让儿子去当吧。他决心不要皇帝的名分，而掌握皇帝的权力。司马光的分析洞察曹操肺腑：“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卷六八）如果说，曹操一开始就想着篡逆，恐怕并非事实。但是，要说曹操始终没有篡逆之心，不想取而代之，也与事实不符。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长期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很难保证。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子孙孙坐江山的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王子王孙想不腐败都很难。至于说到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明清的小说，从大的趋势来看，处于雅俗融合的大好时期。小说雅俗合流的最好代表就是通俗小说的整理者和评点者。这些人具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却又深受通俗文学、通俗文艺的熏染，他们的思想受到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双重影响。《三国演义》的评点家毛宗岗就是一个代表。
我们不妨读读毛宗岗写的《读三国志法》，就知道在雅俗合流的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是一个多么混乱的概念。毛宗岗的这篇长文开门见山，一上来就提出，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其理由不过是：刘备是“帝室之胄”，这是说血缘。其实，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蜀汉方面一定要这么说，别人也没有办法。毛宗岗认为：曹魏是“窃国之贼”，况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我们看毛宗岗的正统概念，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加上刘备的蜀汉。
《三国演义》写曹操，虽然大体上将其定格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因为《三国演义》并非一人一时所成，材料的来源非常复杂。这些材料对曹操的看法并不一致，所以就出现了许多的矛盾。譬如写伐董之役，写官渡之战，其中的曹操基本上是正面形象。这些地方的材料主要来自《三国志》。我们读到这些地方，鄙视的是董卓，是袁绍、袁术，觉得董卓、袁绍、袁术之流都无法与曹操相比。可是，对于曹操更有大量负面的描写，来突出他的奸诈。尤其是写到曹操对拥汉派的镇压，小说更是竭力渲染，将曹操的形象抹得非常黑。伏后之死，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华歆带甲士五百人，直入后宫，在夹壁中搜出伏后，“歆亲自动手，揪后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鸩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馀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第六十六回）。这就是曹魏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