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卜兴蕾
若想考证某人的生平行迹，通常须要查检这样几种信息：其人在历史上有无？生于卒于何时？生于长于何地？是何身份？有何作为？等等。但若考证《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便还要追究其姓名，尤其是姓氏的写法，这似乎有点不同寻常。更甚的是，作者姓氏为何，实又牵动对其籍贯、身世、家学的种种解释。关于姓氏与籍贯的问题，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杨衒之传略》，辑录了周延年的《杨衒之事实考》，周祖谟在《洛阳伽蓝记校释》中亦有考证。曹道衡在范、周二书的基础上，再生辨证，发为《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一文。范子烨《〈洛阳伽蓝记〉考论》单列“作者姓氏考”一节，就杨衒之姓氏的三种写法一一稽考，最终定为“阳”姓，并由此划定其籍贯，推想其身世，论述其家学。曹虹《〈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也有一段姓氏小考，举出管雄先生的推断，可说是为论证作者辞赋才能的家学渊源铺设了一个前提。
论者为何对杨衒之其人有如此浓厚的“考据癖”，除史传阙载的缘故外，或也因为始终心怀疑云：《洛阳伽蓝记》这样一个奇特文本究竟出于怎样的一个人之手，他的学识与才能是否可以与书相互匹配？诸如此类的谜团，似乎可由杨衒之本人亲自解开，因他在写《洛阳伽蓝记》时，有意无意地也把自己写了进去。
杨衒之最醒目的“显身”，当属由“衒之”引出的数条言辞。这些言辞大约分为两种：一为考据的按语，一为史评的论赞。是书卷二“明悬尼寺”条载：
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此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本文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句，以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为底本，恕不另注）此条属于考据的按语。前一个“按”，自是为辨证阳渠石桥四柱的敕造年份而发。后一个“按”，则不妨视为作者著述旨趣的重申，亦即，叙事须经亲览，非可听信传闻，这便与原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等语所体现的实录精神颇可照应。不过这段看似一本正经的说辞，却又隐现一种戏谑的腔调：既讽刺了刘澄之、戴延之记载失实，也嘲笑了后之学者不辨真伪不明虚实久矣。
又卷三“大统寺”条记：
衒之按：苏秦时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应是碑铭之类，颂其声迹也。此条本由大统寺牵及寺南高显略宅，故事大致是说：高宅夜常见赤光行堂，寻光掘地，得金百斤，又依铭文所记，金原为苏秦所有，得者要为其造功德，高显略遂造招福寺以报。卷一“修梵寺”条所记董卓宅邸之事，与之相似，是说邢鸾掘地取得宝物、钱财，且有所谓的铭文为先前的持有者作证。与苏秦的“慷慨”、高显略的“守信”不同的是，董卓却上演一出“还魂索金”的把戏，邢鸾自然不肯归还，仿佛应了贪财的“恶报”，不久就死去了。若与邢鸾对照，高显略可谓是因善举而得善报。按照杨衒之的考据，所谓善举却未必全然契合苏秦的真实心意，进一步想，所谓善报不如说是“歪打正着”。作者非要订正苏、高二人之间这笔阴阳官司，或不单是为考证“功德”到底意指为何，也不仅是为追究死者遗愿得遂与否，而是为揭示时代易变、史事虚实、报应因果三者之间的错综关系。亦即，因时代之隔，史事多生虚妄，虚妄之事有时因报应而获得验证，似又成了实事，报应的因果仿佛可以模糊虚实的分际，乃至弥补时间的裂隙。
经由所“按”，既可窥见杨衒之的才学识见，亦可窥探文本的渊源流变，如卷五“宋云惠生使西域”条：“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即是一例。这里也可以印证作者尚实的态度。与之前两条按语连起来看，似乎更可以理解作者撰述的原则，因为他对时代之隔带来的虚实之别格外敏锐，对时间似有一种紧张感，所以自己总在追求真实与详尽。
史评的论赞，或可谓之“太史公曰”的馀脉，譬如卷四“宣忠寺”条：
杨衒之曰：崇善之家，必有馀庆，积祸之门，殃所毕集。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徽即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使祖仁备经楚挞，穷其涂炭，虽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苌，以此论之，不能加也。“宣忠寺”所讲故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段，分别以“崇善之家”及“积祸之门”二语概括，前者是就元徽而言，后者则是指寇祖仁。元徽的主要事迹在于：为魏庄帝手剪尔朱荣献出一段诈言“皇储诞育”以召之入朝的智谋。后来魏庄帝被尔朱兆所擒，元徽投奔寇祖仁。寇祖仁非但不念旧恩，反将元徽斩杀，谋其财货，献其首级，以向尔朱兆兑现赏金。有趣的是，尔朱兆并未勋赏祖仁，他做了一个梦：
兆忽梦徽云：“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觉，即自思量：城阳禄位隆重，未闻清贫，常自入其家采掠，本无金银，此梦或真。至晓掩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一百斤、马五十疋。兆疑其藏隐，依梦征之。祖仁诸房素有金三十斤、马三十疋，尽送致兆，犹不充数。兆乃发怒，捉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鞭捶之以及于死。时人以为交报。“交报”大抵也包括了两个环节：首先寇祖仁“负恩反噬，贪货杀徽”，其后元徽“托梦增金马，假手于兆，还以毙之”。倘若寇祖仁是“以怨报德”，元徽则可说是“以怨报怨”，一者回报，一者报复，一因一果。如是可想，“报”实由一个不容颠倒的秩序统摄、运转，所谓“交报”或许隐含着一种前因后果的联系。有赖因果的支撑，为恶者得恶报才被视为罪有应得，善者即便施予报复也会得到同情。杨衒之一方面藉故事讲因果报应，另一方面，因与果也成为推进故事本身起伏跌宕的动力。叙事的因果链条系于三笔“金马”的计算：一是元徽原有为寇祖仁所吞那笔，“金一百斤、马五十疋”；再是元徽托梦尔朱兆所述那笔，“金二百斤、马一百疋”；三是尔朱兆依梦所掠那笔，“金一百斤、马五十疋”以及“金三十斤、马三十疋”。这三笔财货，一而有二，二而有三，层层推开，环环相生。元徽梦中所示的第二笔，比实际数量多出一倍。寇祖仁其实并未说谎，但尔朱兆实在相信了元徽的梦语，加之其人贪婪、残暴，寇祖仁的下场可想而知。元徽恰恰抓住了尔朱兆的秉性，故而顺利实现了复仇。在此，寇祖仁之死又可读解为一种“报”，即对元徽之死的偿还。
称寇祖仁为“积祸之门”，乃因其忘恩负义、谋财害命；称元徽为“崇善之家”，则与作者奉北魏为正朔的政治立场相连，毕竟元徽最大的“善举”也许就是协助魏庄帝杀死尔朱荣。由此可知，杨衒之是以政治立场为评判道德的基准。对道德评判，也是他评定历史功过是非的标识。是故，卷一“永宁寺”条所记“衒之曰”，论及尔朱兆与刘秀、刘备之间的差别，与其说是因天道无常而喟叹，不如说是对“功济宇宙，大庇生民”的君主的想望。
与考据、史评这样“局外人”的出场方式不同，杨衒之也会化身成他故事里的人物，作为“局内人”而亮相。卷一“景林寺”条记：
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题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
又及：
永安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疑“苗”字误。国子博士李同轨曰：“魏明英才，世称三祖。公幹仲宣，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误也。”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六亦载：“天渊池南直（即“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乍看之下，杨、郦二人所记碑文及立碑者似有分歧。
先说立碑者，前者谓之魏明帝曹叡，后者则称“黄初中所立”，也就是魏文帝曹丕。赵东潜（即赵一清）曾说：“李同轨以公幹、仲宣羽翼明帝，亦未是。刘、王皆丕客，至叡时，二人之骨朽久矣。”（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十六）如其所言，刘祯、王粲羽翼的是曹丕而非曹叡。不过李同轨既为当时国子博士，似不应有如此张冠李戴的失误。而杨衒之撰文秉持的是实录姿态，对他书中有不实之处尚且批驳，对亲眼所见的谬误却不加辨证，也教人感觉不可思议（参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是故，李同轨所言“魏明”当为“魏文”，此处所见许是后人传写致误。四库馆臣为《洛阳伽蓝记》所作提要称杨衒之“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四库总目提要》卷七十）。由是可想，四库馆臣恐怕就见过一个写作“魏文”的版本。至如杨衒之所称“高祖”即北魏孝文帝，郦道元所称“魏文帝”，也应当指北魏孝文帝，可能后人想及下句曹丕的年号“黄初”，故而改“孝”为“魏”（参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抑或还有一种可能：郦道元所书不误，这里的“魏文帝”不过是“北魏孝文帝”的一种简称。但郦氏既为北魏人，称呼本朝君主而冠以国号，似又不合常理。
再说碑文，“苗”“茅”二字古时相通，本不当有误解。百官读碑质疑，李同轨又未知本意，直至杨衒之方才一语道破玄机，焦点实已不在碑文本身，而在杨衒之的才学。在这场知识表演中，杨衒之扮演的是主角，百官、博士则充当的是配角。因了配角的铺垫、衬托，主角博学机敏的形象才得以彰显，但配角的形象或多或少受了折损，甚至领受了一种嘲讽。照此看来，这个“局内人”，似与那个考论史事间或戏谑古今的“局外人”并无二致。
杨衒之所发考据的按语，还见于卷一“昭仪尼寺”条，曰：
昭仪寺有池，京师学徒谓之翟泉也。衒之按：杜预注《春秋》，云翟泉在晋太仓西南。按晋太仓在建春门内，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今在太仓西南，明非翟泉也。后隐士赵逸云：此地是晋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绿珠楼。于是学徒始寤，经过者，想见绿珠之容也。
此条按语与别处颇不相同。其一，可以找到内证与之呼应。同卷“景林寺”条即载：
建春门内御道南有句盾、典农、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农寺。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即《春秋》所谓“王子虎、晋狐偃盟于翟泉”也。其二，可以找到人证——赵逸，为之讲述此地的故事。赵逸何许人？杨衒之但称其为“隐士”。此一提示，不免引人揣测：其名所谓“逸”者，或也只是对其身份的一种回应，甚或只是一个杜撰的名字。赵逸所知实为前朝旧事，似还有一个“遗民”的身份。卷二“龙华寺”条，赵逸再次现身，亦是为带来建阳里土台的前身：“此台是中朝旗亭也。”卷二“景兴尼寺”条述及“杜子休宅”，赵逸第三次登场，才有几句简短的介绍：“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不过赵逸又一一回答了时人关于寺院由绪、旧京实况乃至其人的种种疑问，他的形象便也由此丰满充实起来。
依据时人与赵逸的问对，赵逸所以知晓许多晋朝旧事，固然有其为当时之人的缘故，但所知之事往往又可以物证实，则在于其所记录皆是游历都邑、目见而得。可以说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叙述者。作者笔下的赵逸，与作者本人相仿，亦信奉实录精神。当其发现史书所记未必合于史实，碑志所载也非必关乎真情，即与实录原则背道而驰时，便不得不发出对记忆、对书写的省思：“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这话亦可当作作者本人的识见。无论是故事里得字句之旨归的杨衒之，抑或是史事外考故典之精审的杨衒之，还是《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总之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叙述者，如此看来，赵逸恰如作者的一个缩影。作者在画别人时，有意无意中，却画出了自己的面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故事，似乎也是他一生惟一要讲的故事：一个立意要描绘世界的人，最终发现自己所画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模样（参《诗人·结语》）。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其事略同。
有趣的是，杨衒之岔开一笔，特别提及时人对赵逸长生的好奇。按照赵逸自己的说法，他是自然长寿，并非依靠养生，郭璞曾有预测，他的寿命长达五百岁之久。赵逸为“晋武时人”，生而与晋共时，朝代易变之后，仍然在世，不妨将其视为晋代的延续。赵逸非但见证、叙述历史，更似历史本身，这一点作者恐怕无以企及。据说，郭璞“妙于阴阳算历”，可以占卜人事，亦可以预见世变，每每应验（《晋书·郭璞传》）。从常理看，赵逸自然无法活到五百岁，这是杨衒之的虚构，如若假托了郭璞之口，这又有另一层意思，即从晋世算起的五百年，本来应是洛阳伽蓝存续的时长。赵逸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个角色，他是作者本人的代表，整个时代的象征，所有寺观的隐喻，但终归是一个虚构人物。他身上最具虚构性的特征也就是长寿，而他追忆的往事几乎没有虚辞。杨衒之为何要编织一个满口实话的虚构之人？这可以用赵逸原话说明，因为“人皆贵远贱近”，所以更愿意相信前代遗民的证言。这个虚构之人又为何要拥有五百年的寿数？也可以用赵逸原话解释，因为“生愚死智”，所以一个寿命足够长久的人，才能越过大多数人的生死之隔，看清孰愚孰智。
历史的见证者，“遗民”是一种，“移民”又是一种。前者知过去，如赵逸之辈；后者有外来的记忆，则如菩提达摩者。卷一“永宁寺”条载：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与赵逸相似，菩提达摩亦是长寿者，也有周游的经历。非惟如此，言辞之中，似又见出杨衒之意欲找出实证、写下实录的夙愿，俨然又是一幅作者的自画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