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典型的故事，对于李斯和李密来说，因一封上书而改变命运都是人生的幸事。但因为上书而丢官的大有人在，其中就有唐代的韩愈。韩愈一生有两次因上书遭贬，第一次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那时韩愈任监察御史，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等，直言天下人因天旱“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致使“寒馁道途，毙踣沟壑”，德宗不纳，把他贬到连州的阳山（现广东阳山县）。第二次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的任上被贬潮州。这里要说的就是他的《论佛骨表》。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曾在有名的《原道》篇里数说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学道统，力排佛、老。他说儒学道统的传承轨迹：“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他说的“荀”是战国晚年的儒学集大成者荀况，人称荀子；“扬”是西汉时期的扬雄，扬雄是文字学家、辞赋家和思想家。扬雄之后韩愈没说谁继承了儒学道统，北宋欧阳修说扬雄之后能够继承儒学道统的就是韩愈。韩愈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甚至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一法”，显然是他的思想偏见，但这一思想对于他来说可谓根深蒂固，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这在较早的历史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传，都没有提到他们在位多少年，活了多少岁。后来西晋的皇甫谧作《帝王世纪》，提到上述这些帝王在位与享年的情形。他们在位也好，享年也好，实际都被夸大了，何曾真有“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这样的事呢？而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转而审视佛教流入中国以后的状态，他陈述了汉明帝开始到南北朝事佛的帝王史或者说是王朝史，这是怎样的情形呢？汉明帝刘庄是首位接受佛教的帝王，他使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但只活了四十八岁，在位仅十八年，汉明帝之后的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直到汉献帝，这一时期东汉朝廷的宦官与外戚交相争斗，你死我活，导致帝王一再更替。果真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客观上，东汉以后的朝代都“运祚不长”，如西晋五十年，东晋八十三年，南朝宋五十九年，南齐二十四年，南梁五十六年，南陈三十三年，最长的北魏一百四十八年。其中除了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其他朝代的帝王居位的时间都不长，所以韩愈说他们“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这些朝代中，以南梁和北魏礼佛风气最盛，且不说南梁，北齐魏收作《魏书·释老志》说佛道之事，北魏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记北魏都城洛阳的佛寺盛况，事佛为一时之极。
梁武帝萧衍原本善骑射弓马，勤政不怠，后皈依佛教，讲经说法，广建佛寺，盛造佛像，且身体力行，多次舍身同泰寺，戒酒肉和女色，鼓励向佛。甚至“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他对佛教这样痴迷，所以人们称他为“菩萨皇帝”。这导致了当时无神论者范缜的深切忧虑和激烈批评，范缜在《神灭论》中说“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只因那时“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堕游，货殚于泥木”。朝政松驰，部将侯景叛乱，梁代都城建康（今南京）沦陷，梁武帝萧衍饿死在台城。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叛乱四年后方得平定，而信佛成风的梁代也渐趋衰微。果真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韩愈进而得出结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接受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建立大唐王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他称唐宪宗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这“睿圣文武皇帝”是元和三年(808)君臣给宪宗上的尊号，接着说他“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是对宪宗“元和中兴”的赞誉，遗憾的是唐宪宗和唐玄宗一样，善始而不能善终。韩愈在这里特别说的是宪宗对佛教的态度，他说您“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不是继承了高祖之志吗？谁想到您改弦更张，走到事佛的路上去了呢？退一步说，您就是不能继承高祖之志，也不能够推动佛教走向兴盛呀？
唐宪宗晚年不再奋发，他在位十五年，只活了四十三岁，正当风华正茂、大有可为的时候却死去了。他痴迷于佛道，最后据说竟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也是莫大的悲剧。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
韩愈说，我知道陛下是这样，但“愚蠢冥顽”的百姓不知道，看到陛下迎佛骨供奉宫中，认为陛下是真心事佛，于是会说天子圣明都一心敬信，我们这些小民百姓难道不应该舍性命以供奉吗？于是出现“灼顶焚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的局面，长此以往，“必有断臂啖身以为供养者”。韩愈后一句话虽是对百姓弃其生业，为事佛而灼顶焚指、解衣散钱现象的推断，在这一推断中，看似一件小事的迎供佛骨，令他的忧心更甚，明言“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上面提到韩愈的《原道》，展示了他斥佛不留馀地的一面。但在这篇给宪宗的上书中，对佛教的态度稍有不同。他说佛虽然不道先王之言，不履先王之行，不懂先王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但是，如果他们健在，奉国命来朝京师，也可以给他们相应的礼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这样就足够了，不要让他们以佛法迷惑大众。对于佛教、佛法，从韩愈现存的著述来看，他并没有精深的研究，他斥佛是基于执着儒学道统的朴素立场。这番看起来还算客气的话，随后又被他所说的“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给粉碎了。他说陛下您不是要祈福吗？祈福也当是令巫祝之人先用桃杖和扫帚祓除不祥的。可您既不用巫祝，又不用桃杖和扫帚，群臣都奉承您，有过错也不直言，他们不以为耻辱，我是以为耻辱的；他们不说，我是按捺不住要直话直说的。
韩愈出身孤苦，是靠自己勤奋向学、中进士后进入仕途的，为官并不容易。但他素来敢于仗义执言，不以自己所任官职为念。他劝唐宪宗说，这佛骨舍利就别供奉了，最好的处置办法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他要彻底舍弃佛骨舍利，断了人们的念想，让人们不为佛所迷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
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这样做，似乎也顾全了唐宪宗的脸面。最后，他不忘说了一句：“乞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他是非佛、斥佛的，如非佛、斥佛会带来灾祸，韩愈说所有的灾祸我一人来承担，无论将会遭遇什么，我都无怨无悔。《论佛骨表》写到这里，韩愈排佛、斥佛的果决和对宪宗皇帝的忠诚都跃然纸上。在他的话语中，倾注了可舍弃性命以报天下和君王的情感。但唐宪宗初读他的上书，却不是感动而放弃自己的行为，而是大发雷霆，要夺韩愈性命。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可韩愈说事佛将不得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韩愈被贬以后，写了一首广为传诵的诗，题为《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全诗如下：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在这首诗里诉说自己谏迎佛骨供奉宫中的基本动机，没有想到竟是被贬潮州的下场。他想到潮州地处偏僻，瘴气浓厚，想必有去无回了，于是对侄儿韩湘说，到时候你来为我办理后事吧。这年已经五十一岁的韩愈心里很悲戚，也很无奈。他到潮州后依循旧例写了《潮州刺史谢上表》，除了表示感谢宪宗皇帝的不杀之恩外，特别说潮州“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他自呈哀情，说潮州的环境恶劣，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按理活不长久，况且内心又惶恐不安，不知道在哪一天会死在潮州。在这种时候，没有谁能够救我，恳请宪宗开恩赦免。为此还毫不掩饰地表白道：“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这番乞怜求用，坦言自己的文学才能和作用，把自己所作诗文与《诗》《书》相较，实在是很自许的。他低三下四地表示愿意为文颂圣以尽忠，着实又显出性格中懦弱的一面。
唐宪宗看了这封谢表之后，真正地感动了，想一想韩愈的谏言，心生悔意，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这“容易”是放肆之意，宪宗说，是韩愈言辞过于放肆，所以他发火了。他想重新启用韩愈，却遭一向讨厌韩愈性情狷直的皇甫鎛的反对，只得作罢。第二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才征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让韩愈离开潮州，回到长安。这些当然是后话了。（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附：论佛骨表韩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尝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所以灼顶焚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啖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于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