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提到：歌德在看过法译本《好逑传》之后曾对秘书艾克曼谈及他的感想：“……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飞腾动荡的诗兴和强烈的情欲。……又说有一对钟情的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在这里提到的应该就是水冰心与铁中玉同处一室而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故事，类似的情节在《刘方三义传》《金云翘传》《红楼梦》等书中都可以看到，只不过作者的手段有高下之别，给人的观感也各不一样，除《红楼梦》之外，其他小说的此类情节都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道学气扑鼻。这自然不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样的故事是不真实、也是不存在的，而是说表现方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表达得恰当，完全不真实的事情也会变得真实起来，如果表达得不得当，则原本完全符合生活真实的内容也会变得很虚假。但在小说经过法文转译、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后，歌德已经完全感觉不到这里边的不真实性，因此给予了真诚的赞美。此外，歌德如果同时也能看到《肉蒲团》《金瓶梅》这些小说，他的感受又将会是怎样的呢？这其实也给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一个警醒：不要根据有限的资料做出过于宏大的结论。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则是：这种看上去有些假道学的故事情节，在中国学者这里向来都是要遭到批评的，往往会被当做反面的例子来加以分析。歌德的这一段话也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情节是不是也具有其正面的意义呢？说不定歌德所看到的，恰恰也是古代的作家所热切希望传达给读者大众的最重要的思想意图呢！明清时代的艳情小说，让我们看到古代中国人放纵情欲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声音提醒人们在情欲方面要“保持严格的节制”，这两种思想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并存于同一时空之中的。我们难道应该厚此而薄彼吗？还有，歌德在这里所提到的道德的问题更为复杂，我们似乎很难去处理这一类小说主题，但这恰恰也是古代小说孜孜不倦要加以表现的主题，我们反而较少去触及。
（二）
遇到西门庆是潘金莲人生的重大转折。王招宣、张大户、武大郎、武松这些人的出现都没有使潘金莲的人性泯灭，但西门庆的出现则让潘金莲的最后一点良心也完全丧失了。他们之间的偷情强烈地激发起潘金莲身上压抑的性本能，使之疯狂地爆发出来，从而淹没吞噬了她的良知。对原始的本能快感的沉溺导致人的道德感彻底失去的例子，在古代小说中所在多有，比如《欢喜冤家》《警世通言》《肉蒲团》中便都包含了这一类故事。
一无所有的潘金莲进入西门家中之后，就被卷入了妻妾争风吃醋的漩涡。潘金莲出身贫寒，除了自己的姿色，别无长物，而李瓶儿、孟玉楼则有财有色，性格温顺，有足以与她争宠的实力，自然成为潘金莲嫉恨的对象，但孟玉楼生性与世无争、宽容大度，对潘金莲没有造成太大威胁，潘金莲很快跟她达成了妥协，甚至结成盟友，从此专心对付颇受西门庆宠爱的李瓶儿。她完全不露痕迹地安排好圈套，害死了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儿，不久李瓶儿也因丧子而死去。但此时的西门庆已经把更多的兴趣转向那些“野草闲花臭姻缘”，家中妻妾并不能引起他太多的兴趣，但越是如此，潘金莲就越表现出要证明西门庆对自己尚有馀宠的姿态，她更加频繁地要求西门庆与自己交欢，直至将后者送上黄泉路。
潘金莲的生活中除了食色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内容，她只能不断地通过色欲的满足来获得自己的存在感：一方面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妾的性魅力，另一方面则要证明她作为女人而活着的人生意义。只有这两个方面的满足才能让她感到自己生存的价值所在。这一点，正跟守财奴把攫取金钱视为人生的全部要义，而有其他各种嗜好的人则把其所喜欢之物视如性命一般。只不过贪财好物之徒不会伤及自己与他人的性命，但极度的纵欲者则大多会害人害己，因此其行为被社会视为非道德，遭到世人的责难。
古人云：赌近盗，奸近杀。这说明在人类的本能情欲中天然地隐藏着暴力的种子，欲望的过度压制与过度放纵都会导致某种暴力倾向的出现。潘金莲身上同时表现出了这两个原因所导致的相应结果：在过度压抑之后的爆发导致了武大的丧命，而在过度放纵之后的爆发则导致了西门庆与她自己的丧命。
在潘金莲的人生中，没有出现任何可以抵消这种暴力倾向的因素，没有亲情、爱情与友谊等正面情感对负面情绪的调节与抵消，于是只能放任带有强烈利己色彩的情欲至上主义肆意泛滥了。这一人物可以让我们来研究人的心理与情感在一定背景之下的变化轨迹。从这一角度来看，潘金莲这一形象中确实具备很深的心理深度，经得起反复分析，更可以成为心理分析的典型实例。
《金瓶梅》第四十四回（三）
西门庆这一人物在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典型意义，吴组缃先生在其《论〈金瓶梅〉》一文中论之甚明，但对于其在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则没有给出任何说明。
曾有学者指出，兰陵笑笑生对于色情描写的热衷表现出他对这一种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这种说法其实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我相信，作者在这一方面其实贯穿着一个很重要的意图，那就是要真实地展现出纵欲会逐步致人毁性伤命的可怕性质。正如书中所引的一首诗所说的：二八女子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西门庆二十九年的人生历程正好是为此诗所作的一个强有力的注脚。纵欲亡身的结局不会很快到来，但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来临。在西门庆走向生命终点的最后三回中，我们会感到字里行间开始透露出阴森衰杀之气。当我们看到西门庆即将血尽髓枯之际，仍然继续麻木不仁地跟那些女人们鏖战于床笫之间时，总会感到脊背上嗖嗖地直冒冷气，不知不觉之间，这一桩人类的行乐之举变得面目可怖起来。至此，我们终于理解了作者的真正用意。
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娱乐节目是比赛饭量的，让一些胃口巨大的男女在电视上表演他们惊人的饭量：他们必须在摄像机前尽快地吃完数十盘快餐，速度最快者成为赢家，被封为大胃女神或者大胃男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节目时，因为好奇，坚持看了十多分钟，当看到其中最快的一个人吃到第十盘快餐的时候，脸上已经露出痛苦的表情，我立即想到了他的胃，顿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呕吐感涌上喉咙，从此以后我只要一想到这个节目就立刻产生心理上的反感。《金瓶梅》对西门庆在色欲上的无休无止的征逐所作的描写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正与此相似。
（四）
一般而言，如果缺乏强有力的道德约束，或者缺乏正常的人的情感，男性的权势越大，财富越雄厚，其在性方面的欲望便会愈发膨胀。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白》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波兰男子卡罗尔跟着他的法国籍妻子多明尼戈偷渡到了法国，结果过得穷困潦倒，以至于过度自卑，丧失了性能力。妻子也因此离他而去。他回到波兰，重振旗鼓，成了阔佬之后，给多明尼戈拨去一个电话，让她在听筒中听到他跟别的女人翻云覆雨，证明他已经恢复了性能力。西门庆在情场上的征逐鏖战正是伴随着他在权势与财富上的日渐上升而愈演愈烈的。当他意识到通过钱财可以满足他的情欲、博取女人的欢心时，他便不会再去投入任何感情的资本。而且他愈是纵欲，对那些被他勾搭上的女人便越是薄情，正所谓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
因此，西门庆这个人物最可怕之处在于他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真正情感、也没有灵魂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市侩主义与利己主义者，坚定地信仰金钱的力量，甚至在跟自己的妻妾交欢时，他也会习惯性地运用生意场上的逻辑去加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被金钱与物质完全异化之后的冷酷无情的性格，看到了被异化之后的人会如何沦落到远远不如动物的可怕状态。因为动物被异化之后只会更加接近人类，如果不被人类彻底驯化的话，也仍然会表现出动物界自己的情感与道德逻辑。但西门庆这一性格则让我们看到被彻底异化的人类会如何地变得连动物都不如，会漠视自己的同类，甚至漠视自己亲人的痛苦与尊严，这让我想起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中的那位贵妇人，她的四肢直至灵魂都是由各种钢铁之物拼凑而成，变成了没有丝毫人性的冷酷无情的人。西门庆还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至少在冷酷这一点上他们很接近。
我们甚至会疑惑：西门庆这样的人也会有天真无邪的童年与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吗？他变成这样一个人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一段人生轨迹？在《金瓶梅》中，他出场时就已经是一个在清河县中人人畏惧的暴发户、讼棍与浪荡子，对他此前的生活经历，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描写。但或许，从他此后的生活经历中我们也能逆推出他此前的那一段人生的大致内容。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在金钱的力量开始崭露头角的时代的产儿。在那个时代，正在迅速崛起的商人阶层为了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与钱财的安全，不得不以大量的金钱铺路，全力向官场靠拢，以寻求权势的庇护，这正是西门庆与蔡太师之间的钱权交易所代表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而封建王朝的士大夫群体原本自唐宋以降都还是具有政治理想与人格操守的，但到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开始发达的时代，在金钱的腐蚀下，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人开始逐渐丧失做人的道德操守与政治理想，变成了吴组缃先生所说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市侩”式的官僚。而当时的政治体制显然也无法阻挡这一堕落的趋势，甚至反而强化了这一趋势。《金瓶梅》的作者看到了这一趋势，而且也看到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与佛教的教化手段对此都已经失去了任何约束力，小说中颇有意味地写到过一个被西门庆贿赂拉拢的蔡京义子蔡状元的虚伪丑恶嘴脸。明代的状元可都是把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读得滚瓜烂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孔孟之徒，何况还是状元呢！但也不过如此，写此一人，即骂尽诸色，是自不待言的。
作者的解决之道是勉强祭出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这个法宝，后来的《醒世姻缘传》则变本加厉，更是把这一法宝运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伟大的蒲松龄和曹雪芹其实也是有些相信这一法宝的效力的。我感到，只有在无计可施的时代，人们才会转而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湛湛青天不可欺”“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之类的神秘主义的伦理观对世人的约束力。《醒世姻缘传》最极端的做法乃是安排了一场浩大的洪水（颇有点洪水神话的意味），让这场大洪水洗涤了明水镇的一切罪恶，消灭所有的恶人，只留下那些善类，让他们重新建立起淳朴清明的美好社会秩序。从这些小说的描写中，我们确实感到明代中晚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严重的道德与精神危机，而其根源则在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新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对之缺乏强有力的引导与约束所致，这一局面进而逐步激发出人性之恶，导致世风的堕落与人性的沦丧，从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人们的思想、性格与价值观念，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情感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么说，并不是要把历史的责任推到明代的官僚或商人头上，而是要说明一点：社会道德水准的改善不是光靠宗教或儒学的教化就能够奏效的，也不是靠文人们写几部小说进行批判、揭露与呐喊所能奏效的，而是要靠建立能够有效抑制人性之恶的政治、经济机制来进行防范。我相信，从根本上来说，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生物遗传的因素对于人性之善恶固然会起一些作用（但遗传的内容仍然来自以前社会文化的积淀），但更多地还是社会的氛围在起无声的教化之力。对于这一道理，《西游记》其实已经十分明确地说过了：“光明一颗摩尼珠，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第七回）这是如来佛祖要让观音菩萨前往长安寻找取经人以教化东土人民的主要原因，作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佛教身上，显然也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不会真正有多大效果的。
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道德教化来改善世道人心，这自然是至可宝贵的社会责任感，那些通过小说创作加入这一行列的文人自然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的行为也正继承了我们古老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或许也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与悲哀。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文学的功能已经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之后，也不能粗暴地否定他们的这一追求。因为谁又能说，文学就不能去行使道德教化的功能呢？
（五）
潘金莲与林黛玉，一个是市井凡人、红尘欲女，物质欲望十分强烈，一个是大家闺秀、世外仙姝，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完全不搭界的两类女性，然而读《金瓶梅》，却时时从潘金莲身上，尤其是从她的口齿言谈中看到林妹妹的影子在晃动。最明显的就是潘金莲善于见景生情、语带双关地讽刺别人这一点，简直就是林妹妹同类性格的另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比如第三十五回写吴月娘请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等人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去取葡萄酒来吃。这时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又道：“只刚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李瓶儿听了，把脸飞红了。金莲这话就是临时见景生情，巧妙讽刺前一回里写到的书童儿买了金华酒和烧鸭儿请李瓶儿吃，求李瓶儿在西门庆面前为几个无赖恶棍求情的事。这种描写即酷似林黛玉以同样手法讽刺宝玉的那些著名段落。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的口齿言谈、伶牙俐齿方面，应该是借鉴了潘金莲这个小说人物的某些特点的。这让我们看到，小说史上的前后影响存在于各种无微不至的细腻层面之上。当后世的作家要塑造类似的人物性格时，会很自觉地从已有的小说人物形象上去汲取成功的经验。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潘金莲这个人物确实是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几乎可以跟生活中真实的人物相提并论了。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曹雪芹塑造林黛玉应该是有更多的现实生活作为其依据这一可能性。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金瓶梅》第三十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