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信管窥19世纪广州邮政
冷东邢思琳
内容提要：在19世纪初期,邮票、邮局、邮戳、邮差、信封等邮政基本要素还没有出现的时代，1801年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自澳门寄往广州的一封信件，可以窥见19世纪广州邮政史乃至中国邮政史鲜为人知的内容，这封信与海关管理邮政以及邮局、邮费、邮差、邮品等环节密切相关，为19世纪中国邮政史的发展提供了详实有趣的见证个案。
关键词：广州邮政史“客邮”邮局邮票邮差
2014年6月，笔者访问了位于波士顿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美国学者展示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件①，并介绍了当时的具体情形。1801年6月30日，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自波士顿前往广州的途中遇到风暴，商船在太平洋持续两天的暴风中挣扎，恐怖的大风撕开了风帆，损坏了索具，遍体鳞伤的商船终于在1801年8月23日艰难地驶入澳门避风港。商船在澳门修理期间，船长塞缪尔·艾德斯(SamuelEdes)1801年9月27日写信给身在广州的船主威廉姆·多尔（WilliamDorr）和沙利文•多尔（SullivanDorr)兄弟，汇报商船的维修进度和货物状况，信的背面有一段引人注目的中文，内容为：
“带到省②十三行凿石街交泗兴办馆收，即交花旗‘哆’③开拆，立取回头信带回。二十二日澳付，准廿三到省，如无番信回音，办馆罗④回书。信银二元，澳已交一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近代通讯技术产生之前，人际信息交流是书信的世界，人们通过书信互相问候、贸易往来、交流思想，书信发挥着信息传递的关键作用，更是事关商业成败的关键。信件虽短，落叶知秋，在邮票、邮局、邮戳、邮差、信封等邮政基本要素还没有出现的时代，可以窥见19世纪广州邮政史乃至中国邮政史鲜为人知的内容，与海关管理邮政以及邮票、邮局、邮费、邮路、邮品等环节密切相关，为19世纪中国邮政史的发展提供了详实有趣的见证个案。
①.美国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提供，http：//www.masshist.org/blog/974
②.广州。
③.即美国“太平洋商人号”船主多尔兄弟。
④.“罗”，广州方言，带回的意思。
一、复杂的背景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仁辉率武装商船北上，自行到浙江宁波一带贸易⑤。其后外国商船不断到江浙一带私自贸易，引起清政府的严重不安，认为江浙是华夏文物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让外国势力进入，会对其统治不利。加之粤海关海防也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和保证税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乾隆二十二年(1757)更宣布停止其他三个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⑥，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清政府的广州中西贸易封建外贸体制包括四个重要环节：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作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则作为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⑦。在整个管理体系中，如何处理涉外邮政占有重要的地位。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通商各国尚无正常的邮政联系，规定十三行商作为中介，转达官府对外商的谕令、告示以及外商致官府的文书公文等，颁布的《防范外夷规条》规定了严格的中外文书信件传递制度，其第四条规定：“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永除也。查粤东驿递向无马匹，遇有各衙门紧要公文，雇拔力能奔驰迅速之人，给以工资饭食赍递，名曰‘千里马’……应请严谕行商、通事以及‘千里马’脚夫人等，嗣后概不得与外夷传递书信。⑧”外商在华贸易期间如需请求清朝地方政府解决，官府不同外商发生直接接触，行商作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传达命令、规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转递他们的书信、请求，“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⑨。《粤海关志》详细记载了具禀程序：“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口自投”，“若事属寻常，行商并未拦阻不为代投，及不应具禀之事，该夷人辄行逞刁违抗，带领多人至城门递禀者，即将该夷商贸易暂停一月，不准买卖货物，以示惩警。”⑩因一般贸易事务引起的纠纷，外商应到粤海关衙门投诉；一般交涉事务，应到澳门同知、香山县丞等衙门投诉，按照一般程序审理。
此外清朝政府还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贸易季节，即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住在广州，其余时间必须离开广州回国或居留澳门。而对外国人士的女性家眷，清朝政府更是严格禁止在广州居住，澳门成为外国人士家眷的居留地，[11]更增加了外国人士国际长途通信以及广州、澳门短途通信的需求。而中国传统邮驿体系只传递官方公文情报，不受理民间和海外邮件，满足不了中外信息交流的需求。
美国独立之前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是非常困难的，英国议会通过立法制定《航海条例》和商业税等严控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作为英国附属的北美殖民地，没有自己独立贸易的权力，“除了葡萄牙以外，所有渴望贸易的欧洲人都被迫从中国帆船造访的各个东印度港口获得东方的商品。”[12]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抵挡美国社会对中国东方商品的需求和对贸易的渴望，大量的丁香、胡椒、茶叶、生丝等被欧洲人预订、购买。茶叶的需求增长更是惊人，17世纪80年代，北美殖民地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1760年北美十三州消费的茶叶有20万磅。[13]著名的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义的导火索“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美国民众希望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冲破英国垄断的斗争。
⑤.李金明.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与洪任辉事件[J].南洋问题研究，1993（2）.
⑥.陆路尚保留东北恰克图与俄国贸易口岸.
⑦.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210-225.
⑧.[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45.
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0.
⑩.[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229.
[11].[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14.
[12].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M].《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11.
美国独立后，英国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对其报复，法国、西班牙等国在贸易上也采取歧视做法。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各种危机，美国必须打破这种僵局。1784年，刚刚独立没多久的美国把视线投向了中国，美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贸易伙伴，确立直接通商关系，开拓新市场。14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船“中国皇后号”（ChinaEmpress）首次进入广州贸易，其后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在广州口岸中西贸易跃居第二位。
19世纪上半叶世界航海业尚处于木质风帆时代，广州商馆是美国在亚洲最远的商业据点，商船要跨越25000英里半个地球的距离，耗时半年时间航行去中国进行贸易。大量美国人士停留广州，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及个人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信息流动，是美国“客邮”在华发展的根本原因。
美国由于进入中国较晚，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这种统一的经营机构负责邮政，自与中国贸易之始，便依托其他国家经营的邮政机关负责邮件的递送，英国的打击压制、其他国家间的竞争关系，使美国人深受各种拖延之苦。对于美国而言，既要突破中国传统邮政体系，又要摆脱英国的控制，建立一个以澳门—广州为中心的“客邮”体系成为美国的重要目标。
二、隐蔽的“邮局”
邮局，是由国家管理或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信件或物品）的通信及小型包裹投递的政府部门，具有固定地点、系统连接、收费标准等特征，这些都是邮政系统最基本的特征。
1801年的广州还没有邮局，那么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的这封信是如何收发的呢？信封上注明“由省十三行凿石街交泗兴办馆收，即交花旗‘哆’开拆”，即是详细的收信人地址，寄到广州十三行路即十三行商馆区的美国大班多尔，收信单位的“泗兴办馆”即是具有邮局功能的隐蔽邮局。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不断发展扩大到基本定型，［15］即北以十三行街为界，南以珠江为界，东以西濠为界，西以联兴街为界，占地“约51000平方米”［16］。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指出：“夷馆全在广州十三行街，即今十三行马路路南。外人至粤者，不得逾越十三行街范围〔十三行街为东西路，两头俱有关栏；内中除夷馆、洋行外，尚有无数小杂货店、钱店、故衣（刺绣）店之类，专为外人兑换银钱及购买零星物品而设。又有无数小街，将各夷馆隔离〕。”［17］“这个街区就是著名的十三行商馆区，既设有十三行商从事贸易的行号，又设有专供外商居停贸易的商馆。”［18］“凿石街”又名“打石街”，就是商馆区内一条僻静的小街道，西边是十三行商馆区的主干道新豆栏街，东边毗邻珠江回澜桥，南边即是十三行商馆区，北边是众多商铺街道，交通便捷，地点适中，真是一个理想的货物交易及邮件分发的地点。［19］办馆是粤港澳地区一种特殊的商业形式，产生于19世纪初期，20世纪前期较为兴盛。早期主要为居住粤港澳的外国人采办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经营各种食品、日用品的综合批发店，直接为各种“士多”、杂货店提供批量货物，通常多采用现金出货、运输自理的方式。随着超级市场、大卖场等现代商业形式的出现和发达，办馆已经逐渐式微[20]。而这批信件则表明19世纪初期的广州“办馆”，除了商业功能之外，还担负了部分邮政功能，特别是传递外国书信的邮政功能，而当时清政府与通商各国尚无正常的邮政联系，规定了严格的中外文书信件传递制度，特别是禁止中国人私自为外国人传递信件[21]。办馆的这种邮政功能，也为深入研究清代中外邮政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1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46.
[14］.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M].《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12.
[15］.赵春晨，陈享冬.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作用[J].清史研究，2011（3）.
[16].曾昭璇，曾新，曾宪珊.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我国租界的萌芽[J].岭南文史，1999（1）.
[17].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350.
[18].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201—202.
[19].MapofCantonshowingtheextentofthefirein1822[藏：大英图书馆][No.D40079-62，ShelfMarkAddMS16358A][载：TheShoppingStreetsintheForeignQuarteratCanton]转引自范岱克.1760-1843年广东外国人居住的商业街[J].澳门文化杂志，2013：92页-109
[20].甘于恩，吴芳.释“办馆”[J].方言，2006（2）：188；张晓辉.香港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0.
除了“办馆邮局”，也有其它的“邮局”形式。例如更多的邮件通常只是由驶往广州的船只顺带运送。正如马士所说：“早年是没有邮政便利的，每个发信人或收信人都须依靠其本公司的船只或其他公司的便船。”[22]邮件被送到等待出发的船上后，船长便负责信件的一切管理[23]，包括航行中对信件的保管以及抵达目的地后将信件分发到收件人手上[24]。一些人还会将信件托付给他们信任的受托人，每一个受托人就是他自己的“邮局”，由他负责邮件在沿路的运输与保管，并根据本人的便利交送邮件[25]。
1798年1月20日，葡萄牙政府颁布了建立海外邮政体系的法令，引发了包括官方和私人在内的整个邮件运送和分发机制的重要变化，法令规定了在葡萄牙本土及海外殖民地间建立一个规范的邮政体系。4月24日，葡萄牙政府自首都里斯本向澳门总督发出了上述法令的公文，公文由“勤奋号”（Diligente）于11月4日运抵澳门。
1798年底，澳门议事会在接到公文后正式选举菲力克斯·若泽·科英布拉（FélixJoséCoimbra）担任澳门第一任邮政局长，葡萄牙的澳门邮局正式成立，负责澳门往来广州的邮政业务。因为邮局是寄收邮件的场所，所以邮局的地点自然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从葡萄牙政府颁布的“美洲邮局指令”可以看到：“邮局将设于局长的家中。为此，他必须住在城市中心人所共知的地点”[26]。
在众多中国邮政近代化的研究成果中，一致认为我国近代邮政的创设与“客邮”[27]有密切关系[28]。而在“客邮”的研究成果中，多有提及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Napier（一般翻译为律劳卑，下同)在广州开办的“英国邮局”是中国最早的外国邮局[29]的观点。而律劳卑所设立的邮局，则是隐藏在十三行商馆区内的英国商馆。
邮局和邮政业务是国家主权之一，这些“地下邮局”侵犯了中国的邮权，性质是非法的，开创了西方“客邮”在中国的先河。状态是秘密的，只能在办馆和商馆中秘密存在。业务是不完整的，邮政服务是不准确和不安全的，“飞速的轮船带着抢先的消息，从加尔各答开到新加坡和香港，再从香港开到上海。它们还有为某一集团专设的邮政便利来运送邮件的准备，而且惯于把除了自己的原主的信件以外的信件，扣压24，36，48小时，或更多的时间。”[30]
鸦片战争之后，这些外国地下邮局的运作发生了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复杂的变化。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政府立刻在香港设立邮局[31]，随即以派驻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为英国邮局的代理人，领事馆成为邮局处所，每个领事馆为发往香港的信件保持一个邮箱。其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四款第一条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这就使英国侵犯中国邮权的“客邮”得到了条约的掩护。至1868年，英国已经在广州、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和上海设立了6个“客邮”机构。
“客邮”一方面侵犯了中国的邮权，但其近代邮政技术和管理方法，客观上也促进了世界范围的邮政业务，与中国海关发展和中国近代邮政发展相关联。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皇帝批准成立大清邮政，由海关兼管。同年，《邮政开办章程》颁行，指定开办邮政口岸。粤海沿海开办邮政的口岸有汕头、广州、琼州和北海。根据开放口岸和设有新关所在，划分为广州、汕头、琼州、北海、三水5个邮界。各邮界包括粤海常关各口所属州府。海关开始派员驻邮局对进出口岸的邮包实施监管。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广州邮政总局下属北海、汕头、琼州、梧州、南宁、龙州6个副总局。运邮路线有来往上海、厦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海关开始设立驻邮局办事处。进入民国，大清邮政改称中华邮政，广州总局改名为广东邮务管理局。在与“客邮”的长期竞争中，中国近代邮政得以逐步成熟，并展示了通信便利所带来的巨大好处：信件的大量流通使得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为紧密，团体交流的日益频繁促进了贸易的繁荣，信息的广泛传播对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普及起到重要的作用，个人生活更加丰富，智力活动得到鼓励，邮政的社会效益由此体现。[32]
[21].[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45.
[22].楼祖怡.中国邮驿发达史[M].昆明：中华书局，1990：338.
[23].LindsayRide，MayRide.AnEastIndiaCompanyCemetery[M].HongKong：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8：41.
[24].[葡]范笙禄.澳门邮政与电讯的历史和发展[M].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邮政局，2001：17.
[25].[美]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M].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99.
[26].[葡]范笙禄.澳门邮政与电讯的历史和发展[M].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邮政局，2001：25.
[27].“客邮”是指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的早期西方邮政系统。
[28].苏全有，李风华.近十年来我国近代邮政史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5（1）.
[29].易伟新.略论晚清“客邮”[J].益阳师专学报，2000（2）；吕元元.略论“客邮”的兴衰[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6（3）；胡婷.近代中国邮政统一与发展研究(1896一1937)[D].安徽：安徽师范大学，2006；尹学梅.制度、运作与效应：清末国家邮政事业述论[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5；苏全有，李风华.近十年来我国近代邮政史研究综述[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5（1）.
[3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张汇文，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87-388.3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张汇文，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87-388.
三、昂贵的邮费
邮费和邮票息息相关，是近代邮政体系的重要内容，受到邮路的距离、时间、往返频率、邮局效率等因素的影响。
从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这封信反映的邮费来看，是由专人带到广州送信，没有邮票、邮戳和其它邮政标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称为“特快专递”。这种特快专递的费用也是不菲的，一页内容的信件、往返澳门到广州的水路仅一百五十多公里，三天间就要银元两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时代的一些例证，加深对同时期邮费的理解。
信中的“元”指的是外国银元，与中国货币单位的兑换比例为1元约等于0.72两白银，约等于720文铜钱，即两元等于1.44两白银，1440文铜钱。[33]
再比较一下同期国内的邮费情况。民国十年（1921）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在《邮政事务总论》开首的《置邮溯源》一文里面写道：“民局：为民间使用的邮政——以区别为政府及官吏使用的——其产生似乎不更早于明朝永乐大帝年间。”“他们利用各种运输工具……尽一切可能便利公众。……服务的取费总是很低廉的，按路程远近，酌收二至二十分（即制钱二十至二百文），但往往要讨价还价；按年结账，折扣优待，也不少见。如须快递，寄信人在信面上注明较平时为高的资费，于投递时由收信人付给。[34]”嘉庆十九年（1814）行商关成发、潘长耀、麦觐廷、黎光远写给两位夷商“罗白”和“悲臣”的信[35]，从广州寄至澳门，收取邮资仅仅1钱。
这可与当时的英国邮费进行比较，英国于19世纪初期在邮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邮政业务上实行了统一的收费标准，规定邮递的物品重量只要不多于一盎司的话，不论其运送的距离远近，一律只收取1便士作为邮费。普通民众也能享受邮递业务带来的好处。1803年英国商船从澳门出发经孟买再转运至伦敦的一封信，邮资3先令9便士为印度至英国的邮船邮资[36]。嘉庆年间，一个九品县官一年的收入，除了养廉银和其它收入大约为33两白银，月基本工资约为2.75两白银，横向比较一下，一封短途短信的邮费是九品县太爷月基本工资的六成。再与清代中期物价比较一下，同样在嘉庆年间，江苏通州面粉每斤20文，鱼一斤25文，牛羊肉一斤40文，白菜每斤3文。一封短途短信的邮费可以买36斤面粉、28斤鱼、18斤牛羊肉、240斤白菜。
[32].转引自刘学谦.论十九世纪英国邮政系统的改革[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33].本文货币单位换算参照表
1英镑=20先令=240便士
1元=5先令=2.5通行卢比=52-60雷伊斯
1元=10毫=100分（银圆）
1元=0.72两=7.2钱=72分=720厘
1两=10钱=100分=1000厘（文）
[34].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617-618.
[35].原信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怡和洋行档案，档案编号JM/H1/49/03
[36].信件来源于英国安东尼奥·托雷斯邮票拍卖网站中“2009年全球精选”，详细内容可查阅网址：http：//www.antoniotorres/home_public.htm
这封信是在澳门发出的，而同期澳门的物价如下：
白菜十二斤，廿四文；鸡蛋五个，十三文；酒一斤，九文；荔枝一斤，廿文；葱，二文；萝卜十二把，十二文；肉三斤，九十文；枣子三斤，四十八文；猪肝，十二文[37]。一封信的邮费可以买700斤白菜、538枚鸡蛋、155斤酒、70斤荔枝、1400把萝卜、46斤肉、87斤枣子。
再比较一下外国来华人士的薪水，例如英国怡和洋行（英文名称：Jardine，MathesonandCompany，中文前名“渣甸洋行”），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洋行之一。该洋行的创办人威廉·查顿（WilliamJardine，1784-1843)1802年刚进入东印度公司充当船医助手时月薪仅为5英镑[38]。另外，处于来华贸易船队的最底层员工——船员、水手，他们的工资更少得可怜。1770年，一个在英国商船上工作的水手一个月薪酬只是在23到26先令之间[39]。原本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尚可通过公司商船免费邮递，但成为散商后邮递就比较麻烦了。在来华贸易的过程中，散商往往要拜托熟悉的船长亲自携带信件来往中国和英国，才能逃避所有邮资的计算。清代中期1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与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信件同期的银元一元约等于5先令6便士[40]，而一封信的邮费要花掉10多先令，要花掉一个英国水手差不多一个月的薪酬，要花掉威廉·查顿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合理的昂贵就显而易见了。
随着世界近代邮政呈现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特点，邮件传递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进入邮政领域，邮资不断下降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1826年，英商爱德华兹（RobertEdwards）创建了广州与澳门之间第一条客船航运线路[41]。1830年3月17日的《广州纪事报》上第一次刊登了上述航线的信件邮资的通告[42]：
“西尔夫号”也可租予团体出游，以每件1毫运送信件，每包信件相应地收费。可运送小件包囊，但绝不运送行李、贸易商品、家具或家畜。任何乘客只允许携带1件重量不超过1担的旅行箱。
不久，航运公司出台更详细的规定：广州与澳门之间，小包囊收2毫5分，小包袋收5毫，2平方英尺的包裹收1元。爱德华兹开始利用他的三艘纵帆船在广州和澳门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邮递服务。
后来由于禁令的松动，越来越多船夫也加入了为夷商提供邮递服务的行列，陆上邮递走向公开，邮费也在逐步下降。“因为路途遥远，人们总是盼望着有去那里的旅客，但更多的是把信给予一位船夫，算好邮资然后把它写在信封上。清政府对以这种方式来传递信件也没有颁布任何的公告，既不对其征税也不加以限制。广州与佛山之间的邮资，（15英里），4分或30文；广州与澳门之间，（90英里），5到6分左右[43]。澳门与江门，（16英里），30文……英商群体对这些送信者是非常信任的。”[44]邮资普遍下降到以“分”、“厘”计算，费用才真正显得“轻微”。[45]
邮费的降低，信件的大量流通使得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为紧密，信息的广泛传播对教育的普及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邮政的社会效益由此体现。邮费的降低使得信件的流通量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于底层阶级的教育普及，其效果表现得十分明显。文化的广泛传播，商业的兴盛繁荣，均同书写习惯的培养和扩散密不可分。此外，随着邮费的降低，非法的走私信件几乎不禁而止，国家的收入因之扩充，法律的尊严得到保障，这一切又成为中国近代邮政不断发展的基石[46]。
[37].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天主教堂买办食品物料修补衣服经架泥水修葺银钱收支簿册[M].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
[38].刘诗平.洋行之王：怡和与它的商业帝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39].[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四、五卷[M].章文钦，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576.
[40].[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一、二卷[M].章文钦，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629.
[41].[葡]范笙禄.从海邮到邮票创始期（1768-1884）[M].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邮政局，2001：75.
[42].CantonRegister.Mar17th.1830
[43].6分银圆约为0.43钱
[44].Conveyanceofletters[N].ChineseRepository.December，1840
[45].NathanDunn，WilliamB.Langdon.“TenThousandChineseThings”：ADescriptiveCatalogueoftheChineseCollection，WithCondensedAccountsOfTheGenius，Government，History，Literature，Agriculture，Arts，Trade，Manners，CustomsAndSocialLifeOfThePeopleOfTheCelestialEmpire[M].London：PrintedfortheProprietor.1842：120
四、秘密的邮差
“书信”并非只是白纸黑字，它包含了两重涵义：“书”指函扎、书札，即书信的语言文本；“信”指送信的使者，即所谓“信使”；二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在中国传统邮政体系和早期西方在华“客邮”的研究中，最鲜为人知的就是邮差了，是什么人负责把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信件从澳门送到广州的呢？
外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邮差”应该是大家熟知的马拉松了。公元前490年9月12日波斯人入侵，和雅典人在马拉松海边发生了决定性的希波战争，雅典人最终获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了让故乡人民尽快知道胜利的喜讯，统帅米勒狄派遣一个叫裴里庇第斯的信使回去报喜。裴里庇第斯跑到雅典报告了胜利消息后力竭而亡，成为现代马拉松比赛的起源。
中国的《驿使图》距今已有1600多年，这幅魏晋时期的画像砖，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画面上的驿使，头戴黑帽，身着短衫，足蹬长靴，持缰举牍，飞马急递，再现了当时边境地区驿传的紧张情景。画面中的马尾因疾驰而飘了起来，但信使仍稳坐马背，整幅画面动中有静，是中国早期邮驿历史真实、形象的记录。令人玩味的是，画像砖上这位驿使没有嘴巴，寓意驿传保密的重要性，这种寓意传递至今，引申出了邮政储蓄安全、可靠的服务理念。
中国邮差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快递业务应该就是给杨贵妃送荔枝了。这一业务被记载在诗人杜牧的《过华清宫》里：“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是杜牧路经华清宫抵达长安时，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而作的。华清宫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修建的行宫，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在那里寻欢作乐。此诗通过古代“加急快递”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讽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据《新唐书》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唐玄宗为了快递荔枝讨美人的欢心，致使许多邮差累死、驿马倒毙于四川至长安的路上。而对中国历史产生最大影响的邮差则应是驿卒李自成了，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
外国书信在清代的传递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清代初期，清政府对外国人的管理相对宽松，对外国人之间的书信传递也没有过多限制，如康熙和雍正年间，捷克传教士严加乐，便从容地在广州、南昌、北京等城市间与其他传教士互通书信，信件时间从1716年到1735年，持续19年之久。[47]外国人的邮递方式亦新奇多样，譬如康熙年间，西洋人曾利用进贡葡萄酒来传递信件。每有在广东省的西洋人，交到总督葡萄酒若干，并托带书信一封与京中天主堂西洋人，总督即须遵“以后凡本处（广东）西洋人所进物件，并启奏的书字，即速著妥当家人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之谕旨，将葡萄酒并书信一并递送。[48]相关事例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奏：“窃照西洋人从前两次寄到书信并葡萄酒，俱以遵旨即差家人包程恭敬。今又有西洋人李国震交到进皇上葡萄酒五瓶，云系西洋人何大经所进，外书一封，与京中天主堂纪姓者……”[49]
同年十月初三日，赵弘灿又上奏康熙帝：“据布政使高必弘报称：西洋人弋罗理称，有西洋嘉纳理亚国酒二箱要送进京，请示前来。臣随令其星飞送至肇庆，以便转进。今据该司送到洋酒二箱并西洋人书字到，臣随查酒箱俱係西洋人封锁。臣不敢启视，相应同交到书字一并赍进……”[50]
而省澳间为西方人服务的华人邮递，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便是依托于“千里马”。关于“千里马”的情况，目前我们仍知之不多，仅能从一些禁止这种邮递行为的谕令、公告中得知一二。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制订了《防范外夷规条》，规定了严格的中外文书信件传递制度，其第四条规定：“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永除也：查粤东无马匹，遇有各衙门紧要公文，雇拨力能奔驰迅速之人，给以工资饭食资递，名曰‘千里马’，若辈虽非额设人役，而民间雇倩实所罕有。乃近年各夷商因分遣多人前往江浙等省购买货物，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遂致汪圣仪之案。臣等所发排单公文，尚未递到，该犯先已得信逃避，臣现在严拘通信及走递之人究拟。”[51]“千里马”本为官方邮驿系统的“非额设人役”，遇有紧要公文，而官方邮驿又无法顾及时，便雇佣他们协助递送信件。这种与官方邮驿系统密切联系的手段，在“洪仁辉事件”前，亦为西方人所使用，他们的业务范围不仅仅在广东地区，更可跨越至江浙等省。
[46].刘学谦.论十九世纪英国邮政系统的改革[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47].[捷克]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48].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29-130.
[49].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赵弘灿范时崇会奏西洋人沙国安等进葡萄酒折[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59-160.
[50].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赵弘灿范时崇会奏西洋人沙国安等进葡萄酒折[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165页.
“千里马”只是清初西方人使用的众多华人邮递中的一种，因乏于资料之故，对该时期除“千里马”外的其他为西方人服务的华人邮递目前仍知之甚少，但从上述材料中，我们亦可窥见其端倪。书信时代对应的传递工具通常是马匹，由“粤东无马匹，遇有各衙门紧要公文，雇拨力能奔驰迅速之人”可推测，因广东地区山多，马匹行走不便，便以人代马，疾驰送信。这种由于地形影响而导致的邮递方式，也应该是其他民间华人邮递的特点。
有清一代，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不断收紧，对来华西方人实行了越来越严格的管理。受此影响，向西方人提供服务的华人邮递也由松趋紧，这种变化的导火线便是“洪仁辉事件”，并以1759年《防范外夷规条》的颁布为转折点。如前所述，《防范外夷规条》规定了禁止洋人雇佣内地人代为送信的条款：“外夷一切事务，似宜有地方官查办，庶为慎重，其内地人代为传递书信，永当禁止，应请严谕行商、通事以及‘千里马’脚夫人等，嗣后概不得与外夷传递书信，倘敢不遵，将代为雇倩及递送之人一并严拿讯究，分别治罪。”[52]规条不仅仅禁止了“千里马”的使用，所有为西方人传递书信的方式皆一并禁止。
从美国“太平洋商人号”的信件来看，信封上的中文信息，一定为中国人所写，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写出来这样的书法。信中将外国人姓氏加上口字旁，将外国书信称为“番信”，使用粤语方言，均表露了粤人的特征。信是从澳门寄往广州的，因此写这段话的人也一定身处澳门。由此判断，澳门的这个对接方是由中国人经营的机构，而不应该是外国人经营的“客邮”邮局。因此，在广州与澳门两地的邮递对接机构，应该皆为中国人经营。信件上的中文可以看到对邮差的要求非常严格，二十二日在澳交付，第二天就要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广州，而且负责把回信带回，如果没有送到收信人手里，还要把信件平安退回。
与该信上注明的广州“泗兴办馆”的不同之处是，信件上并没有写明邮件在澳门的收发机构，而仅仅写有收信人的姓名。即便写有地址，也并非澳门信件收发机构的地址，而是收件人的大概地址。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合理的解释是，信件不通过收发机构转寄，而是直接交到了收信人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吴志良博士所言，澳门地域狭小，人口不多，是一个规模细小的熟人社会，[53]因此，送信人要找到收信人并非难事。另一方面，“这种邮递员在澳门街道几乎日常可见。他们要么背负信件袋在商店门口吆喝派发收集信件，或者要么发布去往海外的邮费预算。有时地方很远，这些人就留意去往那边的乘客，或者更普遍的是将信件交给船夫，设置邮费，在信封上写上总数。”[54]另外澳门处于葡萄牙的管理之下，没有清朝官府的严格限制，拥有广州所不能比拟的宽松环境，因此信使可以自由地直接投寄信件。从范笙禄《澳门邮政与电讯的历史和发展：第一卷——从海邮到邮票创始期（1768年-1884年）》书中展示的寄往“烧灰炉”的信件[55]所示，澳门收信人的地址之一“烧灰炉”、“龙嵩庙”，与广州的收信人地址十分相似，都是外国人的聚集地。该信上的中文信息大致为：“此信烦带至澳烧灰炉交……（此处疑缺“未/味”字）士撻子婆收入，梹资到奉壹钱正。”
“泗兴办馆信”、“烧灰炉信”和“龙嵩庙信”，所展示的只是为西方人提供服务的华人邮递系统的冰山一角，这一系统在近代邮局建立之前，一直充当着省澳间的重要邮递方式。鸦片战争后，广州沙面被辟为租界，在租界内开辟了正式的“客邮”邮局；清光绪十一年（1885），南湾亦正式建立了澳门书信馆，成为稍具规模的正式邮政局。[56]至此省澳邮政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民间的华人邮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为西方书信的递送服务。
[51].[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45.
[52].[清]梁廷柟.粤海关志（校注本）[M].袁钟仁校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545.
[53].利冠锦，林发钦.19－20世纪明信片中的澳门[M].澳门：澳门历史教育协会，2008：6.
[54].TheChineserepositoryVol.9No.8(1840.12)ART.7.
[55].[葡]范笙禄.澳门邮政与电讯的历史和发展[M].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邮政局，2001：133.
近代通讯技术产生之前，澳门与广州之间外国书信的传递成为世界与中国之间的纽带，也是世界近代邮政制度与中国传统邮驿体系的衔接与过渡。有关清代省澳间的“客邮”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关于“信使”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薄弱环节。通过研究澳门与广州之间传递外国信件上的中文信息，使得活跃于省澳间的“客邮”信使浮出水面。这是从未被人提及的与外国“客邮”并行的中国地下民间邮递形式，伴随着中外商业网络而产生，以广州和澳门为主要据点，冒着被官府镇压的巨大风险，对中外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澳门与广州之间复杂多变的邮递方式之一，这种灵活多变的“客邮”信使是中国邮政史不应被忽略的内容。
五、特殊的邮品
信和信封是书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时间处于分离状态。19世纪美国“太平洋商人号”的信件体现了“信”“封”一体的现象，是研究广州邮政史的宝贵资料。
人类的历史是信息交流的历史，雁去鱼来、音问相继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电信时代之前是书信的时代，有关书信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人们往往把信与信封分离开来，信是书写在信纸上的具体内容，信封是信的外部包装，分别去研究各自的发展历史。曾有研究成果提出：日本有一些人把信纸反折当作信封，这样一张纸既是信纸又是信封的情况在中国还未见到。[57]但实际早在19世纪的澳门已经出现了这种“信”“封”合一的邮政现象。
笔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仔细观察了这封信，信纸写好后竖式折为三折，再在上端和下端折为两折，交汇处用红色火漆封印。信纸的背面成为信封，信封正面为中文，注明信件中转机构地址：“带到省（即广州）十三行凿石街交泗兴办馆收，即交花旗‘哆’（即船主多尔兄弟）开拆，立取回头信带回。二十二日澳付，准廿三到省，如无番信回音，办馆罗（广州方言，拿的意思）回书。信银二元，澳已交一元。”信封的反面为英文，上端为寄信人的信息及发信时间地点，下端为收信人船主多尔兄弟的详细信息。还如范笙禄《澳门邮政与电讯的历史和发展：第一卷——从海邮到邮票创始期（1768年—1884年）》书中展示的从广州寄往澳门烧灰炉的信件；在广州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中，我们也查阅到了一些类似信件，[58]也是以澳门为中心的中外往来信件，为19世纪初期“信”“封”合一的邮政现象提供了更详实的证据。
这种“信”“封”合一的邮政现象在19世纪的澳门发现，深刻反映了澳门独特的历史地位。当时大批外国木制帆船要花费半年多的时间跨越太平洋到达广州进行贸易，清政府则规定西方女性禁止留在广州，而每年7月到次年2月贸易季节结束后的西方男性商人也必须离开广州，澳门成为西方人士的居留地，他们的家庭联系、个人所需、商业往来对澳门广州间的邮政有着巨大需求。面对官府禁令、语言不通、陌生环境等困难，只能依靠这些中国信使在澳门与广州之间建立的秘密邮路，运送这些没有邮戳、邮票，小巧玲珑的邮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完全可以称为“特快专递”。
“信”“封”合一的邮政现象可谓是广州信使对信封的一种发展。信封的历史悠久，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亚述人和尼罗河边的埃及人，采用泥版信装在泥制的外套内，这泥制的外套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信封。以后人们还把动物皮和羊皮纸写成的信卷成一卷，外边用皮条捆扎，然后再用火漆封缄，皮条火漆封缄就组成了信封。我国古代没有纸张时，把信刻在粘土上，然后将其放入陶器内封固，收件人接到信后，要将陶器打碎，再读粘土上的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信写在木板上，再在上面覆盖一块木板，写上收信人姓名地址，这就是“木牍”。后来采用木盒装信，这就是“函”的始祖。公私“简牍”（公文或书信）大都写在竹简或木牍上。为了保密，将竹简或木牍用绳捆缚，在绳端或分叉处加以检木，封之以粘土，然后盖上印章，以防私拆。这种封缄办法流行于秦汉。纸张发明后，人们用纸来写信，信写好后，用绳子捆好，盖上印章。虽然19世纪初期纸质信封已经在英国出现，但是还没有普遍流行，木制或土质的“信封”在澳门广州间的传递并不适用，促使澳门信使成为这种“信”“封”合一邮品的发明者。
[56].利冠锦，林发钦.19－20世纪明信片中的澳门[M].澳门：澳门历史教育协会，2008：24－25.
[57].高直，真岛章.中日书信的文化比较[J].东疆学刊，2004（4）.
[58].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是广东首家规模最大，集收藏研究、陈列展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珠江岭南地域文化及欧洲百年文化珍藏，鉴赏广府文化传统的专题类民办（私立）博物馆。网址：http：//www.canton1840.cn。
“信”“封”合一的主要功能就是保密，人们为了所传递信息不被别人知道可谓煞费苦心。据说古希腊奴隶主将奴隶的头发剃光，然后在奴隶的头皮上写上信的内容，等到奴隶的头发长出来，才让这名头上有信的奴隶前往收信人处，收信人再把奴隶的头发剃掉，读其头皮上的信件内容。[59]信封上的启字、钧启、安启、惠启、台启，等等，都是意为开启，只有特定人士享有阅读信件的权利，体现了信封的基本功能。
由于邮政系统的不完善及运输工具的限制，19世纪初期的邮政同样面临着信件保密问题。从到中国贸易的外国船长们接到的命令中可见信件保密的重要性和处理原则：“公司请贵船传递的秘密信件，除非遇到敌人，否则不能打开。”[60]外国商船上的账簿和通信记录簿通常有三个副本，万一有任何事情发生，船长们准备将它们通通沉入大海，因为其中包含的信息对公司的成败如此关键。[61]我们看到的这些外国信件是由中国人传递的，尽管信上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没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看懂，但同样需要“封”起来，体现了商业函件的保密性。此外小小的信封承载了最大的私人空间，是外国人士异国他乡寂寞生活中的温暖和慰藉，信封最大的功能是保证了民间书信作为一种对话文体，为对话双方的相互熟悉和信任营造了一个在相对隔断的有限时空中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的安全言说语境。[62]
六、结语
1861年，原由各国使馆自派专差传送文件的办法，因其感到不便，故要求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代收代寄邮件。清政府承担此任务不久，由于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便推给海关办理，而当时中国海关的总负责人——英人赫德，对中国的邮权早已垂涎三尺，此举正中下怀，便于当年(1866)移交海关兼办邮政。1878年7月发行了第一套大龙邮票；并于次年将所办邮局命名为具有殖民地色彩的“海关拨驷达”(拨驷达是英文邮政“POST”的译音)。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相当于交通部，主管铁路邮电)，直至1911年海关才将邮政移交给邮传部。
孔子曰：“置邮而传命”[63]，邮政为：“百姓国家之根本，驿递国家之血脉。”[64]从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的一封短信，到中国邮政史的发展，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邮政事关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和国计民生，邮政活动深入千家万户，通达五洲四海，对促进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59].罗仲.信封漫谈[N].中国邮政报，2001-5-29.
[60].EastIndiaCompanyFactoryRecords：ChinaandJapan，22February，1816：3-4.
[61].AnnM.CarlosandSanthiHejeebu.SpecificInformationandtheEnglishCharteredCompanies.Helsinki：XIVInternationalEconomicHistoryCongress，2006：146.
[62].赵宪章.论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63].孟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5.
[64].席裕福，沈师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l98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