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介绍的是某些鸳鸯分布状况不明的国家以及引进过鸳鸯的英国的情况。
先说中国北方的邻国蒙古的情况。虽然中国出版的各种鸟类书籍很少提到蒙古有鸳鸯栖息的事实，但该国紧邻我国鸳鸯的主要繁殖地之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南部的鸳鸯在迁徙时遇到某种偶发因素偏离了方向或飞过了头，完全有可能进入蒙古国境内，该国邮政就曾于1961年1月3日发行过一套7枚包括“鸳鸯”倒三角邮票在内的题为《蒙古鸟类》的套票。不过，蒙古虽曾于2012年12月24日发行过一套6枚包括“林鸳鸯与鸳鸯”邮票在内的《世界鸟类》套票，但由于其整套邮票的名称是《世界鸟类》，反映不出鸳鸯目前在该国的生存状况。
再说中国南面各邻国的情况。根据《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卷）中的说法：鸳鸯在中国以南仅“偶见于印度的阿萨姆邦”。而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英文版《东南亚的鸟类》一书则说：鸳鸯可漂泊到“缅甸中部、泰国的西北部和中部以及越南的东京湾（即北部湾）地区”。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讲，与中国南方各有鸳鸯栖息的省区相邻甚至相近的诸国，如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国，都有出现这种“漂泊鸟”的可能性，只不过有的国家已有了被收入鸟类学专著的鸳鸯观察记录，有的国家则没有罢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古代文献中，找到鸳鸯曾栖息在那里的佐证资料。例如诞生于佛教的发源地——尼泊尔和印度一带的古代佛经中，就时而有鸳鸯现身，其梵语音译为“婆罗迦邻提”。即便时至今日，仍有鸳鸯沿着从前的路线飞到那里也不足为奇。这些南方的邻近国家中发行鸳鸯邮票最多的是不丹，图3是不丹于1969年8月5日发行的一套8枚另加两枚小型张《鸟类》全息邮票之一的“鸳鸯”航空邮票。图4是不丹于2002年12月16日发行的一套6枚和一枚《鸟类》套票中的“鸳鸯”小型张，《斯科特邮票目录》将其与该国同时发行的《蝴蝶》套票和《哺乳动物》套票一起标注为“动物区系”，意思是指当地出产的各种动物，这就表明鸳鸯是不丹出产的鸟类之一。另外，图5、6分别是柬埔寨专为199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世界集邮展览而于1993年10月1日发行的一套5枚和1枚《鸭类》套票中的“鸳鸯”邮票和“鸳鸯”小型张，这样的安排无疑突出了在泰国也能见到世界上最美丽的鸭类—鸳鸯。至于鸳鸯是否到过柬埔寨和老挝，因无据可查，只好存疑了。
清代以后，英国陆续从中国引进一些鸳鸯，将其饲养在该国各种人工花园的池塘中，以供观赏之用。不料其中有少数个体有幸逃逸到了野外，过起了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的生活。据说这些鸳鸯的适应能力很强，已能在当地的野生状态下自然繁殖生存，并在英国所在的大不列颠岛与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之间往返迁徙。这对于早已处于易危状态的鸳鸯的物种保护前景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读者已对鸳鸯在全世界的野外分布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会再产生鸳鸯是中国的“特产鸟类”的误解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持编写的《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鸟类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说鸳鸯“未见有大范围的估计数量报道”。在该书出版后编写的《内蒙古动物志（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虽然主要论述的是内蒙古的鸟类，但其中明确指出鸳鸯“目前估计在我国繁殖的有1000对”。网上还可以查到诸如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申报“中国鸳鸯之乡”，其鸳鸯数量多达万只；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申报“中国鸳鸯之乡”，其鸳鸯数量已达1000多只之类的消息，至于其数字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另有一本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3年10月出版的《鸟》（青少年科普读物）则说：鸳鸯“越冬数量较大的集群为上海市崇明岛东侧及南侧的几个沙洲，其数量可达万只以上”。然而笔者查阅了相关的“科学考察集”，发现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现在的鸳鸯由于数量少，往往与野鸭混群栖息，即使有万只以上的野鸭集群出现，其中的鸳鸯数量也十分有限。我们不可夸大事实、盲目乐观，更不能信口开河，误导他人。退一步讲，即便按照上述种种乐观的说法，我国现存的鸳鸯总数充其量也不过几万只而已，这与美国自1918年起，就对鸳鸯在世界上唯一的同属（鸳鸯属）亲缘种、主产于该国的北美洲最美丽的鸭类—林鸳鸯（图7、8分别为美国于1968年10月24日发行的一枚一套《保护水鸟》邮票和该国于1991年4月12日发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大套票之一的“林鸳鸯”邮票的小本票封面，其图案均为林鸳鸯），采取了严格的法律保护措施，从而使其种群数量由当初的濒危状态，恢复到了如今的总数远超一百万只以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点值得大家深思。
笔者没有对自己国家妄自菲薄的意思。中国是一个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其拥有的鸟种数在世界上排名第八，仅次于热带国家中的哥伦比亚、秘鲁、巴西、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多于热带国家印度，远多于同属温带国家的美国。而在古代中国，由于人口密度大大小与现在，无疑给鸟类留下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其“鸟口”的繁盛程度更是“昔”非“今”比。在唐诗中，涉及鸟类的名句举不胜举，有些唐诗还对当时鸟类数量繁多的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古代鸟类文化，其中也包括对周边国家产生出了深远影响的鸳鸯文化。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未来长存希望，身处逆境中渴求逢凶化吉，笔者以为一切吉祥文化正是发源自这种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之中，而常见到交配期间的鸳鸯形影不离地“秀恩爱”，便误以为它们是一种终身不离不弃的“同心鸟”（实际上交配季节一过，雄鸳鸯不仅不参与雌鸳鸯的孵卵和育雏活动，而且也会另觅新欢），希望自己和亲朋的婚姻生活也能如此和谐美满，就渐渐把鸳鸯写进祝词里，画在婚房中，绣于衣被上，制成工艺品……甚至捕捉鸳鸯当做贺礼送，久而久之，鸳鸯便坐上了中国之“爱情吉祥鸟”的第一把交椅。
上述说法虽然难免有合理想象的成分，但也并非毫无依据。例如，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篇》，其“小雅”部分的“鸳鸯”篇，经过自汉至明末一直被统一解释成“刺幽王也”（讽刺西周亡国之君幽王乱捕滥杀野生动物）的长期曲解后，终于被合理解读成是一首现存最古老的以鸳鸯象征美满姻缘的新婚祝词了。
值得注意的是，鸳鸯在古代还有另外两种象征意义。一种是象征兄弟的，如汉武帝时苏武曾写过的《诗四首》、三国魏时期文学家嵇康写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本文上篇所附图35中由日本邮票设计师森田基治绘制的“鸳鸯、牡丹和樱花”连刷邮票，正是运用了这一象征意义。另一种是象征精英的，如三国魏公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赠王粲诗》诗。只是鸳鸯的这两种象征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废弃不用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