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和他的画稿1878年，在清廷海关的筹备运作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然此非一蹴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酝酿计划、摸索方案的曲折过程，时间跨度更是长达三年之久。
今年是大龙邮票发行140周年，学者赵岳赴英国查找资料，因偶然的机缘在英国邮政博物馆发现了一批重要档案，这些档案再现了140年前清廷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为筹印邮票的工作交往，理清了大龙邮票发行前的诸多历史细节。
“烟台谈判”后启动了邮票印制工作
同治五年（1866），海关涉足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办的邮件递送业务，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邮政现代化的帷幕就此徐徐拉开，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转折契机，便是轰动一时被称为“滇案”的“马嘉理事件”。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职员马嘉理（A.G.Margary）在接应英方探路考察队时，在云南边境被当地居民打死，事件震动朝野。围绕着原因调查、善后赔偿、扩大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清廷与英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曲折，险开战端。
谈判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两国代表，利益较量之中，数度陷入僵局。最终，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成了双方调停的不二人选。赫德于1854年来华，1863年被清政府派任为海关总税务司，其后连续任职48年，任内为清廷创建了税收、统计、港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
赫德在接受调停的委托之后，积极斡旋，希望尽快解决争端。赫德所盘算的计划，便是将其筹备的“官信局”和“官银号”事项写入条约草案，并计划由他主理的海关总税务司来具体实施。对于建立“信局”，李鸿章无甚异议，7月10日赫德于天津面谒李鸿章时，李亲口允诺：“此节（设立送信官局）可由总税司办理。”
赫德推动海关筹办“官信局”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应允，海关邮政的发展由此加速。
海关启动向公众开放邮递业务的筹备工作，赫德要求各地税务司为此建言献策，其中以1864年到海关工作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Detring）颇为积极。后来成了大龙邮票印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877年3月5日，德璀琳向时任清廷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JamesDuncanCampbell）致函，询问在英国或中国印制邮票的花销。信件送抵英国后，金登干向英国著名邮票印制商托马斯·德纳罗公司（ThomasDelaRue＆Co.）咨询建议。德纳罗公司创始于1813年，1845年开始为英国政府印制邮票，曾为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服务。
筹印邮票有中英两种方案
收到金登干转交的询函后，德纳罗公司于1877年6月8日出具了一份42页的机密报告，详细讲述了邮票的印制工艺、油墨特性以及防伪工艺等一系列涉及邮票印制的技术问题，报告中还附录了12份附件，其中有为清廷海关设计的纸张水印图稿、邮票图稿、邮资信封图和信封专用邮资符图稿，这就是“英国方案”———英国设计、英国印刷。
“英国方案”通过信函发往中国，10月25日，赫德回函金登干，对于“英国方案”的优劣没有加以评述，但明确表明将会在英国印制邮票。直至1878年2月24日，赫德电报金登干：“请推迟发出邮票订单。”清廷海关在伦敦筹印邮票以及与德纳罗的合作宣告失败，“英国方案”也就此胎死腹中。
其实，在“英国方案”推进的同时，“中国方案”也在积极谋划之中，所谓“中国方案”，就是“中国设计、中国印刷”。1877年3月，德璀琳向赫德致函汇报购买设备在中国印制的计划：“向英国订购印制邮票的工厂设备，并将印制任务暂时委托造册处负责……我已呈交各种邮票图案。”5月，赫德批准了德璀琳的计划。7月初，德璀琳通过金登干与德纳罗公司商讨过邮票印制设备物资的采购问题，德纳罗表示在中国印刷技术难度大，建议先在英国印制，待时机成熟再向中国转产。为了尽可能争取到这项业务，德纳罗公司亦退让一步，声称如果不认同他们的设计，不妨由中方提供设计图，再交德纳罗印制。因此在1877年11月份，德璀琳将中方设计的“蹲伏的龙、凤凰、背驮万年青的大象和宝塔”这4种邮票图样寄往了英国，谋求折中方案，即“中国设计、英国印刷”，但这种设想也无疾而终。
在英国印刷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邮票印制方案又折回“中国设计、中国印刷”。
1878年6月15日，德璀琳致函海关造册处代理处长夏德，请海关造册处帮助印制邮票，指示按所提供的邮票样张图样及文字修改。7月15日，夏德寄给天津的德璀琳500张，共计12500枚面值五分银邮票，并表示其余的邮票将在次日完成，但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上胶和打孔工作。这批邮票于7月24日送抵天津，并随后向公众出售。自此，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华丽登场。
德纳罗档案的三个发现
1877年德纳罗档案为学者赵岳首次在英国伦敦所发现，这部档案资料除了清晰呈现清廷海关为推动筹印邮票的“英国方案”而与德纳罗公司的一系列的合作进程外，还涵盖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在德纳罗公司关于西方印刷技术的报告中，该公司详细回答了清廷海关关于印制邮票成本费用的询函，内容包括了印刷工艺、防伪技术等情况。
德纳罗档案中，还收录了一张翻拍的钱币照片和一幅黄色基调的三角形“龙”图，通过对钱币资料的研究，赵岳得出钱币照片为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中外通宝”钱币是钱币研究领域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课题，其中一项就是年份断定。目前钱币研究中普遍认为“中外通宝”出现的最早年份为1878年。而这次“中外通宝”照片出现于德纳罗档案，可将“中外通宝”实物出现的时间提前，即为1877年。
另外，通过对比研究及文字记载，“中外通宝”的其他历史价值得以挖掘：“中外通宝”与英国政府特许银行丽如银行存在着某种联系；德纳罗公司在为清廷海关设计邮票时把“中外通宝”作为参考，合理地解释了赫德所推崇的“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置于“中外通宝”中央的原因。
关于德纳罗设计邮票的另一份参考资料———三角形黄底“龙”图，经过研究发现，该图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的三角官旗，系金登干1874年应赫德要求在伦敦制作，用作海关船只标识旗。德纳罗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认定为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1877年6月德纳罗出具的42页长篇报告中，结合报告的内容及留存他处的资料，《德纳罗密档》整理出了德纳罗为海关所设计的几种设计图稿：邮资信封、圆和椭圆两种邮资信封邮资符、太极阴阳图水印图和横竖两向长方形邮票图稿。并在所设计的邮票设计图稿的“英国方案”时，选用了黄色、红色和绿色，并将“御用之色”的黄色用于最高面值。有趣的是，在“英国方案”无疾而终后，海关印制邮票回归到“中国方案”时，也是采用了这三种颜色。
赫德曾为英方设计提供了母稿
在金登干推动“英国设计、英国印制”邮票的“英国方案”时，他于1877年5月22日，曾向德纳罗公司提供过“来自北京的画稿”作为邮票设计的参考素材，而且要求：“方案拟妥，烦将两张小画稿归还。”23日再次写信说明：“昨天寄奉贵司的两张小画稿中，各有一个悬浮在中的球体，即所谓‘阴阳’。”通过金登干信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自北京的画稿”的特征：共计两张，图幅不大，图案中间各有一个“阴阳”符号。由于金登干要求德纳罗公司退还这两份画稿，故而德纳罗1877年中国档案中没有相关留存信息。赵岳提供了一种解读：“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即为“赫德画稿”，且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
赫德去世后，曾有遗集留存，邮学界习惯将其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的两幅图稿称为“赫德画稿”。随着1877年德纳罗中国档案的发现，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赫德画稿”与德纳罗公司设计的邮票图稿存在相似的核心元素。再结合金登干对“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的描述，可以确定“赫德画稿”即为德纳罗设计邮票的母稿。
□9月19日《北京晚报》徐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