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岗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近些年来，尽管金砖五国的经济总量已堪与美国媲美，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重新组合，尤其是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金砖国家未来能有多大作为，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却越来越成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关注焦点。不少质疑者认为，五国多数含金量不足，面临巨大的问题与挑战，有的甚至已经掉入“发展中国家陷阱”，彼此之间的历史恩怨、现实利益纠葛和决策过程中的“乱码”，都使他们难以发出各组成部分之和所应有的声音。针对种种质疑，来自金砖国家内部的议程融合能力建设凸显重要。
金砖机制绝非五国的闲棋冷子，五国必须与时俱进、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开放、加大自由，提高互联互通能力，否则，很难应对全球新问题和新挑战。
欧盟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发挥了智库的作用，实现了权力与智力的双赢合作。在欧盟智库的发展史上，其上升曲线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是高度一致的：重大社会变革与挑战对智库的研究成果形成巨大期待，需要其广泛参与到政府决策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去超越官僚思维“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
欧盟的经验当然不能照搬。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更甚，他们是真正的五湖四海，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道路选择，都与众不同。但从宏观视野判断，双方的路径依赖又是一样的：能否与时俱进搁置争议、团结一致向前走，才是成功的关键。
“事上练”塑造金砖国家的合作惯性
王阳明说过：人必须要在事上磨练，才能立得住。金砖国家的合作亦是如此，需要一步一步地通过合作共赢的实践来“事上练”去塑造未来。这个过程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通过试点，不断地将成功的经验总结、深化并复制、推广，塑造认知习惯、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最终达到团结共赢。
上来就啃硬骨头，精神可佳，但会引发畏难情绪。要像欧盟一样先易后难。比如，从智库合作开始，推进智库间的“抱团打拼”，在某个领域的问题研究、知识分享、能力建构和政策建议方面寻求共识，编织共同议题联结网络，进而外溢到其他的、更高的层面，从而为总体、全面合作打下基础。
2013年3月成立的金砖五国智库委员会已经开始了初步的探索。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各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的问题差异巨大，导致各国智库所关注的领域各有侧重，在议题设置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散化、碎片化问题，难以通过议题性连线建立智库网络。①
小舢板捆到一起成不了航母，未来的智库合作方向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要总体分析五国的本体特性、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挑战，突破由地理、文化、意识形态等带来的局限、隔阂和障碍，避免议题的分散化和碎片化，集中开拓掘深各成员国共同的关注领域，抽取最大公约数，关注、设置国家治理及全球治理领域的前沿议题，从而搭建频密交流和凝聚共识的网络和平台。
在备选的“最大公约数”中，首屈一指的非全球新边疆（极地、深海、外空和网络）莫属，它们已经成为维系着全人类安全与繁荣的区域。在这其中，网络安全问题的影响尤为重大和迫切。2017年5月底爆发的破坏性极强的“比特币勒索病毒”再次敲响了警钟。这次黑客袭击顷刻之间蔓延全球，不到48小时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万台电脑中招。这显示，随着网络空间作为社会基础平台的作用日益加深，网络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形式多样的网络犯罪、恐怖主义甚至网络战滋长蔓延、日益猖獗，对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并形成倒逼机制。
除了这种全球性的威胁，作为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还面临着自身所共有的挑战：构建适应和开拓网络空间的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7月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时强调，要加强在信息安全和互联网管理方面的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争取平等参与互联网治理权利。为此，金砖国家需要一道推动数字经济、信息技术、网络安全等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关切，实现向价值链上方的移动，从世界工厂的车间转型为一个技术和创新中心，卖知识而非只是汗水。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制度资源都处于严重短缺状态，金砖国家智库提供专业知识形式的公共产品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机制构建与内容创新
智库不同于高校，既要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更要与研究对象形成良性互动。为此，金砖智库要主动进入精英与公众的视野，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引导社会思考和行动的方向。
1.从务虚式、参与型和个体化三个层面介入外交
要应对网络安全问题，单边、双边和多边甚至是市场化方式都在可选之列。网络安全问题包含大量的技术与社会因素，政治合作既需要一个机制架设，如2013年金砖国家成立的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更需要加强磋商，以达成共识。在此过程中，智库可以从务虚式、参与型和个体化三个层面进行设置议程，推进外交磋商。
所谓务虚式是指智库发挥“政策智囊”、“知识搬运”和“决策幕僚”的角色，为决策系统提供思想、理念、知识和政策方面的咨询和建议，但并不直接参与具体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实践。所谓参与型，即是二轨外交——智库接受外交使命，参与官方外交对话，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开的、非官方论坛的形式寻找冲突解决和信任创建的机会。所谓个体化，是指智库支持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官方交流渠道不畅通的时候，以“介绍人”的身份把涉及的外交各方推动起来，进入谈判议程。
二轨外交是智库尤其需要重视的，要对可能的突发事件进行情景推演，坦诚交流应对策略，在网络行为规范制定、溯源能力建设、突发事件响应、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的诚意对话与合作，促进沟通、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全球性问题架起全面解决的桥梁。
2.内容研究：方向指引重于现实分析
网络安全仍是一个不断演进的领域，把握和指引发展方向重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在内容生产上，金砖智库要进行思想变革和方法转变，注意引导思想议程，推动思想创新，影响未来进路。
其一，围绕网络空间安全建设的治理机制、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系统调研，避免过多场景实录或细节描述的东西，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使五国的发展战略能够不断增加公约数，实现更深层次战略契合、方向对接与路径联通。其二，解决方案的设计上要注意小道理服务于大道理。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信息技术的无国界性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国家性并存。尤其是，由于路由器和防火墙等网络技术的日益成熟，互联网实际上的“国界”正在形成。同时，技术红利仍然要在一个国家体系里发挥作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领域的变化是以国界来划分的。这意味着，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兼顾技术现实与各国共识，技术霸权不能以绝对自由挑战国家主权。这应当成为网络发展理念的认知基础。其三，进行价值观调适。五国智库要超越国家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二元论述框架与工具理性主义范畴，以对合作共赢价值观的积极认同与吸纳，结合各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有生命力部分的翻新与改造，来构建关于网络安全的新主流论述，打消外界对金砖五国走势的疑虑。
3.协调金砖国家政策议程
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应对网络安全的条约，但是通过建立针对网络攻击的交流网络来消除网络安全风险，金砖国家之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议程。如，俄罗斯与巴西积极反对美国借推行网络自由之名行霸权之实，而印度则是既希望确保自身网络安全，也希望与美国合作。
在此情况下，尽管五国政府是智库研究的源泉和场域，但是金砖智库也必须“出书斋赴朝市”，发挥能动性，采取切实措施，建立基于网络安全的金砖国家交流网络，成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力，掌握变奏与平衡，发展网络安全共识，推动缩小彼此及与西方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国际化和互联网全球共享共治，平衡对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的认知。
4.高效精简的智库联盟体制建设
金砖国家智库的体制建设，不是叠床架屋，而是应以问题为导向、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原则进行扁平化设计与整合，努力提高合作效率，进行制度化协作与交流。“用脚研究”应该是其行动的方向：深入五国内部调研各自的优势与劣势，拿出“零距离、原生态”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解读政策、资政建言、推动交流，避免研究扎堆、资源浪费、政策转化程度低等问题。
面对合作中的纠纷，各国智库要相忍为国，积极磨合。同时，相关的机制和体制也应是开放性的，致力于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开展合作，以期汇集最多资源，达成最大范围内的共识，构建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安全与信任框架。
“事上练”的外溢：由共同利益认知到共同身份建构
一定程度上，人类行为，包括人类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乃是由更深层且独立存在的语言逻辑或知识结构衍生出的表层实践。当然，两者之间遵循的并非线性的因果律逻辑，而是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即，角色身份决定了话语文本的选择，话语文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强化角色身份的动态认知。由此推论，在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追求动因的形成上，不仅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或压力集团，更取决于带有自我意识的国家行为体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社会共识”或“社会公意”。②
智库要促进金砖各国打造全球领先的跨平台网络新媒体公司，整合网络、手机、移动客户端、视频等平台，为传播发展中国家观点提供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跨平台整合以及无缝衔接的优质新媒体内容与服务。在这方面，最新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俄罗斯与中国组建的金砖电视台：该电视台将在2017年12月以有线和卫星电视的方式24小时在俄罗斯滚动播出，2018年在中国境内启动中文电视频道。未来，印度、巴西和南非也会提供节目。这种媒体合作，不仅可以平衡西方的话语，还可以更加有效地报道彼此，解决相互报道信息量不足的问题。
因此，通过金砖国家智库，不断在类似网络空间安全这类大型国际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既可以为金砖国家的合作习惯进行“事上练”，加深对多边合作带来具体利益的认知，也可以通过知识生产和扩散来影响社会公意，进而影响国家行为。
「注释」
①骆嘉：《金砖国家智库发展状况及前景》，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01－17。
②姜鹏：《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第2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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