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自1927年建立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①。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希望邀请一名西方记者到陕北访问。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成为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斯诺根据此行的见闻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该书成功地撕开了国民党新闻封锁的铁幕，向全世界报道了关于中国和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解开了当时许多围绕着红色中国的谜团。
一、斯诺的红色中国报道为何能够成功？
斯诺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他对西方读者心理的了解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熟悉，以及他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正义感，保障了《红星照耀中国》内容的真实可信，也体现出他对历史发展的某些预测的科学性。
1.高度的新闻敏感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西方有一套现成答案。但斯诺认为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并质疑：“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②对此，斯诺认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③。在他看来，对“红色中国”的祛魅是当时中国惟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这种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洞察力是斯诺进入苏区后能够和中共领导人进行对话、提出诸多深刻问题的前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斯诺通过在东北的实地采访敏锐地察觉到这只不过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序曲。1933年，他在《远东前线》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他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正义感，也是他获得信任、受邀访问陕北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及与左翼作家的交往
1933年至1935年间，斯诺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同时学习中国语文，开始更为系统地接触中国的历史文化，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鲁迅成为他深入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在鲁迅的帮助支持下，斯诺译编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向国外民众介绍了中国的左翼作家及其思想。这本书被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
斯诺受到共产党的邀请成为进入苏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一定程度上和他与史沫特莱、鲁迅、宋庆龄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接触不无关系。有研究者指出，虽然史沫特莱和中国左翼的联系更为密切，但也因此使人担心她的作品的发表领域可能受到限制。相比之下，斯诺是一个独立的美国新闻记者，没有任何政治倾向，鉴于斯诺个人在新闻界的活跃度，他撰写的文章更容易被发表也更容易被信任④。周恩来见到斯诺时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⑤
3.深入现场用鲜活的事实讲生动的故事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部报告文学的佳作，通过精心的结构，将斯诺在陕北根据地获得的“丰富的未经利用、为人不知的材料”合理地组织起来，用事实说话。
在这本书中，斯诺用简洁有力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的描述，平实真诚的对话，客观具体地展示了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训练的诸多典型场景。他有时甚至退居幕后，让根据地的农民、工人、“红小鬼”自己讲故事，增强了内容的可信度。
斯诺熟悉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他在写作中采用了一种故事化的写作风格。比如他突出了前往陕北的冒险色彩，幽默地写道：“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⑥
交流能够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是交流的双方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使用的符号含义有共同的理解，二是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斯诺在写作中适当调用了西方读者熟悉的文化资源，比如他用堂吉柯德来形容中国红军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的行为；把毛泽东形容为“看上去很像林肯”，拉近了读者对报道对象的距离。他还通过巧妙地铺设悬念，吸引读者阅读。
斯诺笔下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性格迥异，富有感染力。他眼中的毛泽东“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他眼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他初次见到邓发时，注意到“这个人的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在那套硬邦邦的制服底下，一点也不失轻巧矫捷”⑦。斯诺的人物描写打破了模式化的套路和刻板化的框架，被妖魔化的中共领导人在他笔下变得亲切、和蔼起来。这些具有可读性的故事，也渗透着斯诺出于正义而迸发的激情，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二、中国共产党人国际宣传的系统设计
斯诺的红色中国报道在国际上的成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呼应时代需求、尊重传播规律、立足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共同点和利益交汇点，借外力发内力的成功案例。
1.呼应外部世界的需求，借助外国记者打通传播渠道
斯诺的陕北之行是在他个人有意愿、苏区有要求、世界有需求三种力量的推动下促成的。出发去陕北之前，斯诺得到了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支持，并获得了一笔预付的稿费。1936年斯诺回到北平后，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美国大使詹森、武官史迪威，以及许多中外记者参加了此次发布活动。《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同年11月该书已经出了五版。20世纪50年代，斯诺应费正清等人的请求，整理了他两次访问革命根据地的采访笔记内容，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一书。这些细节说明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的，也是西方国家乃至世界人民需要的。
斯诺受邀访问陕北的背景是，当时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共产党只能迂回借助“国际通道”将抗日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和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传达给国际社会，以争取支持和援助。以斯诺的陕北之行为嚆矢，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西方记者对“红色中国”的探访热潮在外力的干扰下不得不逐渐降温。回顾历史，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为赢得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2.采取主动开放的姿态，巧妙地将外交外宣合二为一
周恩来在与斯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时，就表达了允许他在根据地自由活动的诚意。他对斯诺说：“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⑧
这种诚意并非是给斯诺一个人的特权。1944年，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时，周恩来对宣传工作作出如下指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⑨
这种敢于用事实说话的作风和当时国民党的自夸性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近百名西方记者先后亲临苏区进行采访，使得此前国民党对红色政权的诸多攻击性报道、妖魔化报道不攻自破。
除主动开放的姿态，事实求是的作风外，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通过斯诺来开展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外交与外宣两者互通与融合，尤其体现在毛泽东与斯诺的会谈上。1936年7月至10月间，他们先后就六组问题进行了深谈：7月15日谈外交问题，16日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8至19日谈中国的内政问题，23日谈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谈联合战线问题，9月底至10月底谈毛泽东的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⑩。毛泽东通过斯诺第一次向世界对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对中国的外交方针做出了系统阐述。
3.立足于共通的意义空间，阐释基本政策和时局主张
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策，斯诺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曾经进行了十几次谈话。毛泽东多次向斯诺强调：“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政府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11中国共产党“正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召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共同工作”12。
在解释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外交立场时，毛泽东非常有策略性及前瞻性地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给予了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13
善于洞察事态发展趋势的斯诺也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胜利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一部分。他在随后的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在世界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迫切希望。
三、对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的启发
斯诺作为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和品质，对我国的传播人才培养具有示范意义。他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交往与交流，让我们注意到拓展民间外交对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潜在影响。
斯诺报道的成功，不仅因为他懂得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接受心理，熟悉组织叙事的技巧与技术，还在于他通过中国的故事表达了关于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与思考，故事背后的意义唤起了西方普通读者的情感共鸣。传播并非是单纯的符号互动，还是社会关系的互动和意义的流通，这是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需要思考的问题。不只关注怎么讲，还要思考讲什么；不只关注讲故事的技巧和策略，还要思考故事传达的理念与价值；不只关注讲中国自己的故事，还要思考中国故事与人类故事的交集，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斯诺的报道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通过对话，让根据地人民自己讲故事。新时期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建立在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现实基础上，事实是信任与理解的保障。随着国际流动能力的增强，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讲故事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和感悟是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另外，在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传播网络日益发达的舆论环境中，还要注意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对接和交叉，国内舆论场和国际舆论场的互动与交换。只有把借外力和发内力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让“别人讲”与“自己讲”形成合力。
讲好中国故事要有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和战略布局，实现传播与外交的配套。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共产党人敢于将根据地的现实展现给西方记者，给予他们采访和报道的空间，这是赢得对方好感与同情的关键举措。讲好中国的故事，要有开放包容的姿态，敢于将成绩和问题同时展示出来，但也要注意抢占先机，有所引导，把握对问题的解释权。在保障信息开放透明的同时，要增强主动设置议程的意识与能力。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1页。
②同上。
③同①，第5页。
④详情参见丁晓平：《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4页。
⑤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36页。
⑥同①，第6页。
⑦同①，第20、34、41、54页。
⑧同①，第37页。
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201页。
⑩孙华：《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思想的传播》，《中国出版》2012年第7期。
⑪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66页。
⑫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收录于《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页。
⑬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第38页。
「参考文献」
1.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010年重印）。
2.尼姆·韦尔斯著，马庆平等译：《红色中国内幕》，济南出版社2006年版。
3.丁晓平：《埃德加·斯诺：红星为什么照耀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
4.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5.斯诺等著，刘统编注：《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6.芮必峰、李嘉树：《西方记者探访和宣传“红色中国”的原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孙华：《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思想的传播》，《中国出版》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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