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卖猪肉、当环卫工人的事，媒体已报道多次，但其中的一些解读总不大能令人信服。
一天晚上，女儿提议去她学姐开的小店吃日本拉面。
吸引我前往的不是日本拉面，而是面馆老板——原白领小灰和原“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四大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员工Ivy。
出了地铁，步行约10分钟，穿过一条紧邻主干道的美食街，折进一条飘着酒香的小巷，便望见了几个稍大的门店中间体量明显偏小的“秘制豚骨拉面专门店”。
这店显然是由一间小套商品房改造而成。虽然装修风格简约素雅，但还是显得逼仄：宽约5米，长至多10米，用长条吧台隔出操作间，只够容纳10余人用餐。
而就这么个“螺蛳壳”，一年租金要20万！
我知道，开小饭店都很累，每天一大早要去买原、辅材料，各个环节都要盯着，赚的真是辛苦钱。面店老板干的甚至比员工还要多——除了操作间的两个师傅轮班掌勺，店里的其他活儿都是老板亲自上阵——顾客进门后，递上菜单、介绍产品、送上茶水、端去饭菜、吃完结账、收拾碗筷、打扫餐桌。如果是高峰时段，老板恐怕一刻都不得闲。
“不仅辛苦，钱挣得好像也不多嘛。”看着价目表，我在心里暗暗盘算：每天卖中午、晚上两餐，就算卖100份，每份平均45元，共4500元，每年按360天算，毛收入160万。扣除房租、水电气费、两个师傅的工资、固定资产折旧、原辅料成本，剩余也就人均10多万吧。
听起来似乎比工薪族强，但这可是一年到头一天不歇的收入啊！
而且不论严寒酷暑，都有这样稳定的收入吗？小姑娘耐得住这样的寂寞吗？况且在“四大”干过，不觉得有落差吗？
女儿告诉我，Ivy曾说过，网上有个帖子《我为什么离开“四大”》，与她的心境颇为相似。
我上网查了一下，此类文章果然不少，概括起来，主动炒“四大”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四大”不错，但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四大”的产品、制度都比较成熟了，更多的是需要人去适应，而不是让人去创造。
在“四大”，没有选择同事的自主权，而与志同道合、性情相投的人共事，无疑是快乐的。
知道自己能胜任“四大”的工作，但还想知道自己能不能经受更大的挑战。
想升职、挣更多的钱，可以在“四大”干；想做自己喜欢的事，则要另选。
我们去这家面店时，Ivy不在。我抽空问小灰：“几个月干下来，感觉怎样？”
“还好。在公司干几年，就知道一辈子是啥模样了。喜欢自己做饭，出来闯闯看。”
“家里的态度呢？”
“相信我的判断和能力吧。我父亲年轻时也有过开饭店的想法，更能理解我的选择。”
离开“四大”开面馆，有人可能觉得是一种资源浪费，Ivy她们以前学的知识对现在的工作果真没用吗？
小店的许多经营细节都表明，并非如此——
店名选用繁体字，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丰富的联想。
专门定制的餐具简朴大方且有民族特色。
不做早市。因为，“早晨来的顾客一般都是老人，而老人不大能接受我们的价位”。
价格偏高，是因为真材实料。比如，汤底使用筒骨、猪脚、蔬菜等熬制10至12小时，不加一点味精。
公众号的制作青春活泼，富有感染力。
有人申请做加盟店，姑娘们并没有答应，想等所有材料和程序都规范化、可复制后再推广，确保质量可控。
我是个粗线条的人，吃饭不习惯细嚼慢咽，但女儿为我点的双笋樱花虾拉面真的令人惊喜——
笋片脆嫩鲜甜，显然用料、制作都很讲究。
一片肥瘦均匀的叉烧，入口即化，没有通常的干硬。
面条里的虾其貌不扬，乍一看还以为是虾皮，实际上是日本出产的“樱花虾”，300多元一斤，肉饱满，味鲜美。
一碟绿豆芽看似没啥技术含量，但也颇能显示择菜的用心：一般粗细，不见一点豆壳、根须或色泽发黄的部位。
一个切开的鸡蛋不知怎么掌握的火候：蛋白十成熟，蛋黄却只有五成熟，口感香滑。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担心“吃相难看”，我会把汤全部喝完（离店后才得知，在一些面碗的碗底藏有“免单”二字，需要喝光面汤才能看见）。
所有这些，哪样与她们的知识积累及文化修养无关呢？
更重要的，也许她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离开“四大”开面馆这个决策本身，也是过去多年学习的结果——这些知识已经形成系统并要求作出独立的识别和反馈，把它们重新整合，运用和融合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和事业中。
总之，离开“四大”开面馆，有挑战、烦恼，也有乐趣、成长，其中的得失非金钱可以衡量。
（心香一瓣摘自《新华日报》2018年5月25日，沈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