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先生起初并不服气。后来，在对前人的作品多花费了一些心思之后，他才觉得自己那些作品确实不算好，朋友说中了他的痛处。
朱先生感慨地说：“我觉得不但在文艺方面，就是在立身处世的任何方面，贪懒取巧都不会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须得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这个小故事，触及了文艺学习领域的一个重大议题：临帖。
以学写古典诗歌为例，这件事跟学毛笔字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需要一个“临帖”的过程。
写毛笔字需临帖容易理解，写诗应该怎样“临帖”呢？
一点儿也不神秘。譬如李白的诗：“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这两句，是不是跟隋末唐初诗人庾抱的“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有几分相似？
跟李白一样，高适的诗句“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也是在向庾抱致敬。
李白和高适的这种做法，就是“临帖”（模仿前人）的一种。他们这几句诗，算不上很高明的化用，却是非常典型的临帖例子，原因都在于袭用前人的痕迹太明显：李白不仅完全用了庾抱的句式，更是十个字里有五个字和庾抱的诗相同，高适则是有六个字和庾抱的一样。
当然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有写毛笔字而不临帖、写诗而不模仿前人的情况。不可否认，在文艺创作上，或许有一些极其突出的天才，是不需要临帖的；然而在古典诗歌这个领域，这样做而能成名的天才，还真没有。
这是因为，一个人要把文字连缀成诗文，必先懂得文字的意义，以及掌握组织词句的文理，这就需要一个读书思考、模仿前人的过程。我们看到，绝顶天才如李白、李商隐、苏轼，都非常善于模仿前人，并且是在出入多家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达到浑然无迹之境。
朱光潜先生“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一语，实可醒世。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好逸恶劳，学习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人情作对，就和体育锻炼一样，需要反复征服惰性或路径依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舒服的（学成之后的舒服感不在此论）。
古人学诗之弊，是太懂临帖，以致有了路径依赖，落入前人窠臼。情况严重者，提笔就向古人集子做贼。
今人学诗之病，是轻视临帖，不肯低首下决心去学习前人，师心自用，结果是作品越写越不耐看。极端者甚至主张抛弃以往的韵律范式，自我作古——写律诗而不守平仄、不依《平水韵》的，大有人在。
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着实搞错了“敌友关系”：流传多年的韵律范式，看上去像是枷锁，实际上是他们的朋友；而与生俱来的惰性，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关于第一点，古体诗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证明：古体诗的规则比律诗少，但是古体诗的写作难度比律诗高。
行走世间，我们或许需要经常做这种甄别：有些规则是束缚人的，有些却是帮助人的。当我们尝试越过或打破规则的时候，首先要警惕是否有惰性在作祟。因为世间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包括那些数百年不遇的天才——在规范中求得自由。
（永叔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第15期，刘树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