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曾是个文艺女青年，现在是文艺女中年，很可能以后是个文艺女老年。虽然这么说有些不敬，但我家并没有严格的长幼规矩，从小我就习惯于拎起电话问几句，然后朝着里屋大叫“刘钟，你的电话”，如今的称呼则变成了小刘、小钟，一顿乱喊，妈妈这个词，实际使用频率极低。
刘钟其人，从一件小事上大致可以判断她的性格：出生时候顺着姐姐建美、建华的名字，而被唤作建忠，小学时，她先是嫌弃“建”字笔画多，不知怎么，她竟然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缩成单名一个“忠”字，后来又觉得“忠”字老实得过头，不够锐利，于是改个锐气十足的金字旁，成了“钟”。总结一下，横竖没有过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名。
虽然性格不符，但之所以把她归类到文艺女青（中）年，是因为她简直符合所有对于这一类别的属性判断。二三十年前还没有“文艺”这回事时，她就长发飘逸并好穿长裙，裙摆大得躲一个我都绰绰有余，蹬双小马靴，穿件垫肩厚得跟铠甲似的短西装外套，一头自然卷披肩发，鹅蛋脸，大眼睛，戴一副细黑框圆片眼镜，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是人群中的焦点。和现在光看外表不怎么看内涵不同，从前的文艺女青年，是要读很多书的——这从我家老旧的各种版本20世纪80年代苏俄文学作品、成排的《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上就可以窥见。在青年时代，我妈和许多阅读资源匮乏的年轻人一样，如饥似渴地读着仅在朋友聚会中流传的外国文学，并深受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书写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小说的“荼毒”。她曾经有摘抄习惯，家里有满满几大本字迹工整的手抄册，随手一翻就是大段摘抄加上奔放的抒情：“啊，简·爱的坚强意志和她对爱情的信念深深打动了我，而我的罗切斯特又在哪里？”
就在前几日，她的四十年挚友（损友）仝红阿姨来沪找她玩，拖着我一同胡吃海聊后，仝红阿姨突然冒出一句：“你妈妈绝对是个文艺青年。”我心里一喜——太符合我对她的基本定位了，赶忙追问：“比如呢？”她挂着谜一样的笑容吐出两个字：“作啊！”女人的“作”，自古有之，天经地义，而文艺女青年因为太过喜爱各种文艺作品中的桥段，不经意间就在言行举止上效仿，简直如行云流水。但“作”很多时候是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一种气质，处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我妈的“作”却已经上升到具体形象的阶段。最新的一个段子是，有位不认识我妈的朋友看到了她年轻时的照片，脱口而出：“她老公在家估计过得很辛苦。”
我爸苦不苦我不敢说，只想客观描述。为了完成身为文艺女青年的终极目标，我妈嫁了个文艺男青年，理由是他又高又帅，只见过一面，酷似费翔的侧颜就“秒杀”了她的一颗少女心。忧郁的文艺气质，博览群书，对《罪与罚》《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烂熟于心，对果戈理、契诃夫、巴尔扎克如数家珍，简直是与之双宿双飞、你创作来我吟诵的不二人选。
这样一个妈，给皮得跟猴似的女儿写一本童年日记，简直太正常，完全在意料之中。唯一出乎意料的是平素没耐心的她竟然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直到我上小学后被老师评价为冥顽不化的多动症、多语症患者，她才断了念想，认为我这辈子没希望继续她的文艺路线，从而放弃了写日记的浩大工程。
于是我颇为惋惜地只有一本记了半截子的童年日记。自打有记忆开始，我就摩挲着日记本的红丝绒封皮，从里面学半懂不懂的汉字。这本日记与厕所马桶盖上的《射雕英雄传》一起，成为我儿时的中文启蒙读物。
日记里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图文并茂。从来不会画画的妈妈一开篇就画了只五颜六色的小兔子，但不知为什么，小兔子拄着文明杖，嘴里还叼根雪茄，边走边吐烟圈。仔细想想，估计是画胡萝卜失误后涂改成雪茄的，这非常符合我妈善于开动脑筋弥补过错的性格。就好比我家衣橱里至今留着早先她给我织的小毛衣，胳肢窝处不会收口，于是织成时髦的蝙蝠袖；漏针织出个洞，就在上面盖朵花；侧边忘记织口袋，于是外缝两片正方形毛线片。
日记在我妈和我爸各以“亲爱的女儿”为开头抒情一段以后（这一对文艺夫妇字写得真是好，啧啧赞叹），才进入正文。
妈妈写的日记多是孩子的成长记录，而我妈写的日记却有以下特点：一是不规律，一开始记得深情又勤奋，随处可见她身为新生儿母亲的欢愉，渐渐地就泄了劲，日记成了周记，周记成了月记，后来成了年记，再后来索性就没有后来了。二是事后记，除了一开始的几篇外，往后的日记基本以“好久没写啦”“距离上篇很遥远啦”开篇，虽然好歹想起来补记了，但笔下泛着的那股懒散劲，简直理直气壮——从规规矩矩的小楷写到最后变成狂草，行距越来越宽，字也越来越大，宽疏得几乎有些像艺术性的留白，多少有点为了交差而敷衍的感觉。三是基本不记好事，很少有“今天带宝贝逛公园啦”“今天宝贝喊妈妈啦”之类的美好回忆，放眼望去，多是各种忏悔体——今天钥匙忘带，把宝贝一个人锁在家睡觉了，床边上放着个塑料袋，差点闷死她，后悔；今天没看住宝贝，她一脚踩空从二楼滚下去，还好衣服穿得厚没出事，懊恼；今天带宝贝去单位车间，她手握铜勺去插高压电插孔，幸亏被同事拉住了，后怕……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翻翻日记，我都会觉得，人生啊，真美好，活着就知足吧。
尽管日记中发生过的事我一件也不记得，但现在闲来翻看，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挺理解我妈记日记时的心情。从新生儿到读小学，孩子与母亲接触最久，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依赖母亲，无论是天然的母爱、强烈的被需要感，还是因为荷尔蒙作祟，在孩子幼年期间，母亲同孩子始终维系着亲密的关系。这也是许多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妈妈往往会在校门外垂泪的原因：不仅是不舍，更多是因为当把孩子亲手交给社会后，孩子再也不独属于自己，也不再会像幼年那样全心依赖母亲——作为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亲子关系从此在全心呵护之外多了一层辅佐的责任，再不像从前那样单纯美好了。时光易逝，当年又少有视频记录，还是用笔写下来，连同那时那刻的心情、感慨，照片上的花纹边角、右下方海鸥照相馆的商标，初为人母时朝气蓬勃劲道十足的笔迹、英雄牌蓝黑墨水和抹不去年代感的口吻……这样的实物凭证太过珍贵，每个细节都在三十余载的光阴打磨后熠熠生辉，成为我人生中的无价之宝。
从道理上来说，自打进入学校识字并学会写字后，记日记的事情就应当由我自己来完成。无奈我跟我妈一样是半吊子性格，这桩美好的差事就此被搁置。好在读了一所重点小学后，我的顽劣被老师挨个儿“收骨头”，种种坐不住、说不停的习惯被“修理”后，我渐渐也能像淑女那样端坐着看看书了。
成年后，日记本归我保存，我妈也很久没见到自己写的那本红丝绒日记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刚才翻出那本红丝绒日记本，读了几页，顺手把第一页上我的周岁照翻拍了发微信给我妈，她在惊讶之余只回了一句话：“哇，小丑蛋。”
好吧，也不知是谁，十分钟后心满意足地把自己跟小丑蛋的这张合照发在朋友圈。抒情一大段也就算了，还特地发语音给我：“你快去点赞呀！”
手机那端的文艺女中年，如今已升级当了外婆。看我跷着二郎腿躺在床上看闲书时，她总忍不住要督促我：“你也给宝宝写写日记啊。”
“才不要，我懒。”
“以后拿出来送给他，多有意义。”
“以后的孩子哪要看这种啊！你们这代人啊，就是太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有什么不好？”她愤愤地白了我一眼，“小孩子懂什么？”
我一骨碌翻起身，从床头柜里摸出一本封面是孙悟空大脸的日记本，递到她面前。
“哇，你个小骗子啊，让我来看看……怎么就这么几页？”
“我懒啊。”
“哎，你的字怎么那么丑？”
“你话好多，拿过来，不给你看了。”
“要看的，要看的——但是真有点丑啊，别跟人家说你是我生的啊。”
我默默别过头去，不语。
（丁强摘自《文汇报》2018年5月13日，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