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因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堕五里雾中。
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给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让上级买冰祛暑。
春秋时期，这些社会人际交往中的门道就已有了，而且说法还更讲究、雅致，也显得更加含蓄。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楚两个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诸侯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中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山东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意鲁国紧随晋国——人家两国是姬姓兄弟之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我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是赵武（亦名“赵孟”，史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可以替叔孙豹向赵武求情。问人要钱，却不直接说出来，而是说“请带”——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随从梁其胫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都要遭遇杀身之祸了，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词严地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如果我贿赂了晋国人使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外国，季武子在家守国，我们的分工一直如此，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来人的面，撕下一条衣服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此事汇报给赵武。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叔孙豹面临被杀的危险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玩忽职守，这是信；为国家而不行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从这三点出发，这是义。他具备这四点，怎么能杀他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而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若放过这样的忠臣，定能使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反复争夺边境的城邑，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就不必去理会。如此就无须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加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再者，楚国不能不顾及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中还有什么威望？
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被秘书左右。
（吉格斯摘自新星出版社《给理想一点时间4》一书，黎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