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那堂课是我人生第一次上讲台。面对一群小学生，讲述我对文学的狂热追求。
那是1994年冬天的事了。一放寒假，我就回到家里，父亲所从教的学校还在正常上课。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向学生们说了一下，要让你去上课。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学校吧!”
这也太突然了，我顿时慌了神，忙问：“给他们讲什么呢？万一我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好丢人啊！”父亲说：“你上高中时就是文学社的社长，了不起啊。就讲讲你的作家梦，他们会喜欢听的。”
那时，距第一篇文章在《青年知识报》上发表已有整整两年时间，离成功相去甚远，为何父亲心血来潮，想到这么一出。
父亲从北京炮校退伍以后，一直在村里的小学当赤脚老师（民办教师），从事教育近三十年，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却撑起乡村孩子一片求学的天空。他做梦都想让我报考师范学校，子承父业，做一名端着国家饭碗的乡村教师。我没能考上东乡师范，让他非常失望。
那是冬日难得一见的晴天，父亲骑自行车载我到十里开外的新溪小学。乡下的孩子野惯了，见老师来，一溜烟跑进了教室。我跟在父亲后面，看见窗口挤满了小脑袋，像一群小麻雀，打量来打量去，叽叽喳喳地讨论得没完没了。这跟我小时候何其相似，我瞬间有了回到童年的感觉。
跟着父亲走进教室，吵闹声戛然而止，突然安静得像能听见月影移动的午夜村庄。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汗毛倒竖，大冬天的，额头竟有潮乎乎的湿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心怯，腿软，一脸胀热，不知如何是好。这时，父亲用微笑鼓励我，用目光抚慰我，介绍说：“这是我儿子，九月份刚刚考到赣州读书，同学们欢迎他给大家上课。”
我站在讲台上，感觉压在心底那块巨石被父亲的温言暖语移除了，吓出来的汗也被他微笑扇出来的风慢慢吹干。我就那样信口开河，天南地北地说开了。
那堂课到底讲了什么，写没写粉笔字，有没有跟学生互动等，我都忘记了。但是我一直记得，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说的都是普通话，用我们乡下话来说，叫“打官腔”。可喜的是，孩子们对我说普通话没有任何的不适，个个把脖子伸得跟大白鹅一样长，不放过一个字，不漏听一句话，显得格外认真。
课后，有孩子找我说话，我不再捏腔拿调，而是说方言。他们满眼惊奇，好像在说：“咦，原来你也会说土话呀！”
父亲给我反馈消息，说孩子们喜欢听我讲课，让我再去，但我不情愿。父亲说：“再去一次嘛！难得他们都喜欢听你讲课！”那语调，那态度，是我完全陌生的，他脸上不见往日威严，没有一丝凌人的盛气。
有人说，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那支烟，感觉自己长大了。也有人说，父亲第一次给自己敬酒，瞬间就成年了。这些我都不曾有过，但听到父亲那满含哀求的话语，我感觉自己真的长大了。
我对父亲说：“寒假就不去了，等暑假有机会再给他们上课吧！”父亲不再强求，也算有话回复学生了。
寒假过后，新学期伊始，父亲给他的学生发放新课本时，晕倒在我曾站立过的讲台。同事们手忙脚乱，把他送到附近的梁家村医所。当晚，父亲溘然离世。
因为父亲的遽然离去，我的第一课，忽而成了最后一课。想到这里，不禁悔恨交加，恨自己当时不该拂父亲的意，让他带着永远的遗憾，驾鹤西去。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终究还是圆了他生前的梦，走上讲台，成了一名省城学校的教师。如今，我已是一个拥有22年教龄的资深教员了。
每当我忆及人生第一次上讲台，都会想起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那句话：“童年像机场，在我们成年以后，还经常飞回加油！”对我来说，父亲就是我永远的机场，哪怕他不在人世，哪怕我从教多年，总不忘飞回他那里，找寻生命的原动力，为人生加油，给自己充电。
最后一课，成了我的人生追思课。每一个起风的日子，每一个飘雪的季节，不管我在哪儿，在干什么，都会想起父亲的微笑，还有他平视的眼神、略带仰视的话语。那一堂课，透射出命运之光，照亮我前行的路，让我在生命传承中，感知人生的裂变。这一课，让我知道，错过，往往是永远错过了，但亲人赋予我们的坚毅、勇敢和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会让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是对亲人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