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山
时间：2024-11-07 09:00:54
阳春三月，周老师走了。周老师走后，村子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架起了长途电线，我夜晚能在电灯下看书了。可是，有电灯了，村子有活力了，我却感觉到村子里弥漫着暮气沉沉或是死气沉沉的气氛。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可是，我无力改变自己的感觉。梦，以前周老师在村里的生活像一场梦。梦醒之后，我还在村子里，那个我最钟爱的身影却不见了。一九八三年深秋的一天，我去乡武装部长武天涛办公室闲溜达。武天涛说今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他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突然就勾起了我的当兵愿望。黑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我料定父亲不会痛快地答应，做好了讲道理摆理由的准备。父亲好久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不停地吸着旱烟。母亲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看着父亲。这种大事，母亲心里不管怎么想，口头上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我坐在前炕，右手抚弄着左手。父亲吸了好几锅旱烟，才直起身子，说：“以前部队上不收独子，如今改了规矩？”我说：“不晓得。”父亲没再吭声。第一关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我就去乡政府报名应征。第四天，我去张家砭医院参加体检。第六天，乡上参军的初定名单出来了，在报县武装部前，武天涛再次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你后悔，如果你父亲不同意，还可以把你从初定名单上下掉。《应征入伍通知书》发下来，就无法更改了。”武天涛和我是好朋友，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我一直不知道父亲那时是怎么想的，在我应征入伍的过程中，他不闻不问，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得过且过，我也不可能向他请示汇报。在最后的关口，我不得不征询父亲的意见。那天，父亲一个人在玉米地里掰玉米棒子，我找到了玉米地里。我说自己要当兵的理由，口气很缓慢，唯唯诺诺，好像干了见不得人的事情。父亲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停地掰着玉米棒子。玉米叶子干枯了，父亲掰玉米棒子时，撞动了干枯的玉米叶子，玉米叶子“哗哗”地直响。玉米地里，除了玉米叶子的“哗哗”的声响，再无任何声息。父亲言语不多，但并非少言寡语。可是从我应征参军的过程中，很少听到他的说话声。后来我想，他说什么呢？他不想让我离开他，更不愿意让我在任何有危险的行业工作，哪怕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他不让我走，我在农村连个婆姨都没人给，还能成什么气候？在农村，一个人当了光棍，不能血脉相传，不管日后当了官还是发了财，都是最失败的人生。当兵，或许还是一条出路。可是，一旦我当兵走了，还能回来吗？他知道我当兵的目的不是为了战死沙场，而是在部队上提干。要是如我所愿，我在部队上提干了，是最好的结果，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此与朝夕相处的儿子天各一方，聚少离多，有可能三年两年见不上一面。儿子为他们养老送终终成奢望。要是我真的战死在沙场呢？那是噩梦的开始，他们的余生将会痛苦不堪，绝望到心死。还有一种结果，三年后我复员回来。他们年近七旬，生命已经经不起风吹雨打，说跌倒也就跌倒了。三年后我完身回来，可是他们还能张眼看到望眼欲穿的儿子吗？也许父亲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我当兵的问题上，心情矛盾，无言能说，也就保持沉默。《应征入伍通知书》发下来了，父母表面看起来很平静，说话举动一如往常。我的内心却波澜不止，既有对父母的不舍，又有对新的征途跃跃欲试的冲动。从乡政府坐车到县上集中的早晨，送我的二姐夫先走了，我却磨磨蹭蹭的，不想动身。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谁都不说话，窑洞里静悄悄的。窑洞里的气氛非常沉闷，我甚至感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氛，这种不祥的气氛即将窒息我的生命。汽车喇叭尖锐地鸣叫起来，我知道这是发出的催我快点集中的信号，只好动身。我出门时，父亲说他要扫院子，就不送我上车了。扫院子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没有扫过几次院子。他在回避分别的场面。母亲一言没发，跟着我出了门。我没想到，送我上车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我们家所有的场面上的事情，都是父亲在应酬。母亲是小脚女人，脚跟不稳，走路摇摆而缓慢。那天她的脚步移动得很快，总往我前边走，好像害怕我把她抛在了后边。一路上，我们母子谁都没有说话。卡车停在乡政府的硷畔上。我们到了卡车边，新兵和到县上送行的家属都上了车。我准备上车时，看了一眼母亲，母亲表现得很镇静，脸上好像没有悲戚的表情，只是痴痴地盯视着我。我的眼睛却湿润了。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坚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在车厢里的武天涛说快上车，他和二姐夫都把手向下伸来，我把行李一一递上去。随后我攀住车厢挡板，爬上了车厢。上了车，我转过身，又向母亲望去。母亲依然两眼紧紧地盯视着我。我突然大惊失色：母亲面部发灰发青，显示出了绝望的神情，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两年前，大儿子因病去世，两年后，她的小儿子又要与她分别，能否再见面，还很难说。她的泪水终于滚出了眼眶。卡车启动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痛哭起来。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的人。为了前途，竟然不顾父母的感受，丢下年迈的父母，决然远去。一九八三年的初冬，我从县城坐上汽车，到了铜镇，然后坐上西去的列车，经过两天多的走走停停，进入了河西走廊，然后踏进荒凉的戈壁滩上的军营，开始了军旅生涯。河西走廊是我在家乡以外，居住生活过最长的地方。回忆往事，我觉得只有这段军营生活，才是我人生最辉煌的生活。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一切从头开始，不用看谁的眉高眼低，不用委曲求全，一切靠实力说话。从县城出发时，我是新兵代表，在欢送新兵的大会上，我代表新兵发了言。到了部队，我们直接分在了连队。我分在了高炮连。我们的连队在外施工，营地只有喂马的饲养班和我们新兵班。新兵班的班长由老兵班的班长担任，我是新兵班的副班长。军营是新军营，我们新兵每天除了训练，还参加平整场地的劳动。我从小喜欢体育活动，体操训练项目不但轻易就能过关，还常常受到班长的表扬；在农村受了一年苦，每天平整两三个小时的土地，不觉得怎么累，总是什么活重抢着干什么活。我在新兵班成了标志性的人物。班长有事出去的时候，十几个新兵就由我来统领。有几个城市兵，总是想方设法向我靠拢。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唯一让我牵挂不安的就是远在家乡的父母。有一天夜晚，我梦见父母站在山头上，一声接一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向父母跑去。突然，父母不见了，我四处寻找，可是遍寻不着。正在我大声叫唤着父母的时候，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支书王玉兵的声音：“你父母死了，你再也看不到他们了。”父母死了，我再也看不到了，我着急地大声哭喊起来……我张开眼睛，抹了一把脸，脸上湿漉漉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宿舍里亮晃晃的。我偏过头，看见班长站在我面前，两眼盯视着我。我叫了一声班长，要往起坐。班长伸手按住了我的身子，说道：“你睡吧。明天咱们再谈。”班长又转身高声说道：“睡吧，都睡吧。”随后，我听到许多人拉扯被子睡觉的声音。原来，我在梦中叫喊时，发出了声音，惊醒了全宿舍的战友。第二天，出过早操，吃罢早点，班长宣布全班自由活动两小时，但不能离开宿舍。随后，班长叫我跟他出去一下。我和班长向营外的沙丘走去。天空灰蒙蒙的，东方的太阳，灰白灰白的，但轮廓极为清晰，正渐渐升高。太阳升起的地方，正是家乡的方向。家乡的天冷不冷？父母正在做什么？他们的身体还好吗？母亲有气管炎，每到冬天就复发，严重时气管嘶嘶作响。如今她的气管炎是重还是轻？来到河西走廊的军营，每有机会，我都会跑到营地外的沙丘上，眺望家乡的方向。日日夜夜，我都在为父母的身体健康状况担忧。在睡梦中，为别离父母流泪不止一次。有几次半夜醒来，枕头都是湿漉漉的。站在一个沙丘上，班长开口了：“凯盈，你来过这里几次了？”我转过身，惊愕地望着班长。我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来沙丘上的事情，而且每次出来，我都会躲过所有的耳目。怎么班长就知道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你站在这里，望着东方的情景。”班长又说。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想家了？想父母了？”“父母年纪大了，我是独子，不该出来的。”我说。“既然出来了，就不要说那些话了。你各方面都很出色，又有文化，只要你保持住目前的状态，在部队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班长，你放心吧。我思念父母只是心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作为军人的职责。只要我能在部队上干一天，我就会好好地干一天的。昨天晚上我的哭叫惊动了全班的战友，我做检讨。”班长严肃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抬手在我肩上拍了拍，说：“我知道你会在部队上干好的。昨天晚上的事，不能怪你。睡梦中叫唤父母，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与你的思想品质无关。”班长只比我大四岁，然而，他的成熟，他的言行，令我钦佩不已。新兵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能早日戴上鲜红的领章帽徽。颁发领章帽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是我们到部队上的一个月后的第一天。每一个新兵都很激动，因为只有戴上了领章帽徽，才是真正的军人。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领章帽徽别在帽子上和领子上，不停地在镜子上照来照去。小时候，我做过将军的梦，也做过作家的梦。长大后，我唯一的志向是当作家，对行伍却不感兴趣了，甚至有时还看不起当兵的人。当我戴上领章帽徽时，我心中竟然膨胀起了当将军的愿望。领章帽徽在我领子上头上戴了四天，竟然被命令摘掉了。我来到部队上，中耳发炎。部队新兵体检时，检查出了我耳朵内的炎症脓血。部队研究决定，将我和另一名新兵退回原地。头一天夜晚，在训练场上看电影时，我的腹部突然疼痛难忍，当时就被战友们送到卫生所。第二天早上我没有出操。大约是在十点钟的时候，班长走进了宿舍。他首先问我的腹部疼不疼了。我说好多了。班长没再说什么，走在自己的床位上坐下，开始默默地吸烟。他的脸面对着窗子，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班长是甘肃人，已在部队上服役五年时间，人很沉稳，一直等着在部队上提干，或者当自愿兵。班长吸了两支烟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才说：“我真不愿意让你走啊。你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部队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突然愣住了，本能地问了一句：“我走哪里？”“你的耳朵有问题。部队要把你退回去。”体检过了一个月时间了，谁也没有说什么。在师部卫生院也复查过，也没有人说过什么，怎么现在突然让我回去？“以前有你这样的病例，没有退过。只有有大病或者是传染病，才往回退。今年首长不知是怎么搞的。不过，军令如山。你准备一下，明天就走。部队上派人护送你回去，要把你移交到县武装部。”我没有说话，班长无奈地笑了笑，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今年冬天也该走了。五年内提不了干，也当不上自愿兵，就得复员。”那也是一张我终生不能忘记的面孔：严峻、沉稳，一脸成熟的男子汉气质。班长平时总是说积极上进鼓舞人心的话，从来不说自己有什么苦衷，更不会说消极丧气的话。那天，我终于看到了班长内心的忧愁。我们知道班长的家在甘肃武威贫困地区的农村。如果他回到家乡，他的角色就由优秀的老班长转化成农民，成天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孤独地辛勤劳作。面对着老班长沧桑的面容，我没有想到自己回乡的遭遇，却为班长担心起来。我始终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成就一番事业。班长他一旦离开军营，他只能是一个本分的农民。我到部队的第三十六天，坐上了返回家乡的列车。按照规定，如果超过四十天时间，部队就不能将新兵退回去了。坐在列车上，我一阵高兴一阵忧愁。高兴的是，我终于很快就能见到父母了。忧愁的是，如何面对江东父老。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还得面对。那天，我等天黑了下来，才回到了村里。我回到家里，父亲正盘腿坐在炕上，吸旱烟。他突然看到我，问是盈盈吗？然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急忙下了炕，走在我面前，上下打量了好几眼，好像怕认错了人。父亲是一个沉稳的人，这种举动我从未见过。随后，他的神态紧张了，恐慌地问：“你是怎么回来的？不是当了逃兵吧？那可了不得呀。当逃兵是要掉脑袋的呀！”我简单地说了自己被退回来的原因。父亲放心地舒了一口气，说回来就回来吧，再没有多说半句话。我问母亲哪里去了，父亲说：“你妈到你二婶家去了，我叫你妈去。”父亲说着就急忙向门外走去。为了证明我不是逃兵，让父母放心，睡觉前，我又一次向父母谈了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过去，我很少向他们谈论我在外面的事情。不和父母沟通，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通病。母亲说：“你回来，我们浑身都轻松了。你不回来，我们的老命还不知能不能扛过这个年头。”母亲说着，就哽咽了。我这才知道，父母对我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感受到父母这浓浓的思念之情，我不再为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懊丧痛惜，也不再害怕那些向我投射过来的嘲弄的目光。冬天，寒冷的冬天又到了，我天天盘腿坐在炕上，包裹着被子，看书，写作。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似乎比前两年更寒冷。有一天，我听到有人跑到我门前的脚步声，然后急促地喊道：“凯盈，凯盈，你在不在？”这是堂兄王建林的声音。我说：“在啊。”“乡政府的文书叫你接电话去。”乡政府距沙坡比较远，但乡政府的地势高，在乡政府的硷畔上叫我们沙坡上的人，还是能听到的。那个年代，外面给村里的人打电话，也是极稀罕的事情。我连门都没有顾得上锁，就向乡政府跑去。我跑到乡政府时，文书说，打电话的人等不住我，把电话挂了。文书告诉我，地区文联通知我十一月三十日到省文联报到，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活动。地区文联因为我没有亲自接电话，让我走之前先到地区文联去了解具体事项。后天就是到省文联报到的日子，我再怎么赶时间，在报到的时间也到不了省文联。第二天，我就出发到了大漠。到了大漠，我才知道全地区只有一个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名额，由地区文联和宣传部研究推荐人选。我参加过两次地区的文学会议，认识了两位中年创作干部，一位姓翟，我们叫翟老师，一位是韩乃良，我们叫韩老师。只有翟老师了解我的创作情况，我猜想是翟老师推荐我参加省文联读书班的活动的，但当时没有谁提及事情的真相。后来从韩乃良老师的口中，证实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太白山，雄宏、壮阔、高远，烟雾缭绕，一眼望不到尽头。有一天早晨，我去爬山，爬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爬到半山腰上。我退下来了。我没有查阅资料，不知道太白山到底有多高多辽阔，但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山脉。军工招待所，一座二层的白色小楼，坐落在太白山的小沟里，背靠小山，面对大山，脚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读书班就在这座招待所举办。读书班只有十多个成员，一个地区一个名额，大都是年轻人，还有省上的几个作家艺术家。读书班只有我一个人是农民，其他成员都是国家正式干部，都有比较好的工作岗位。读书班的活动是自由创作，自由看书，自由讨论。虽然在读书班的交流学习，对创作起不到关键的作用，但我非常珍惜这次活动。读书班的成员，在房间交谈讨论，也出去在小溪畔上散步，也去拜访山下的农民人家。这是一段美好消闲的日子。我好像不是我了。读书班的一个身材瘦小的小女子，是一个诗意绵绵的女性。我和她一起在小溪畔上散步时，她突然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阴雨绵绵河里发洪水的日子。”我站住，凝望着她。我以为她会讲起自己的伤心往事。她望着太白山，神情痛苦，陷入了回忆之中：“那天，雨越下越小，可河里的洪水越来越大。河畔奔跑着许多捞河柴的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着母亲走在河畔上。小男孩的父亲病亡，母亲没本事，还有点痴呆，所以家庭的日子过得不好，是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平日里，大家都说那个小男孩是个好孩子，精明，懂事，人见人爱，都为小男孩没出生在好人家感到遗憾。小男孩不知怎么就落水了。小男孩的母亲大声呼喊救人，可是河畔上有那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下去救人。河槽平缓，水流并不湍急，平时遇到有人落水了，总有人会下去救人的。可是那天河畔上所有懂水性会游泳的人，都觉得落水的人不值得他们去营救，无动于衷地望着渐漂渐远的小男孩。那个母亲号叫着向下游追去，追了一阵子，那个母亲也跳进了河里。她是去救儿子，还是觉得人情冷暖，儿子又没救了，跳河自杀了？谁也说不清楚。但她那凄凉的呼救声，我一想起就心酸。”穷困潦倒的人，身处逆境，就没有人伸手救助。哪怕一条鲜活的生命即将逝去，也引不来援助之手。我的心发冷。我常常会想起小女子讲述的那一幕。那一幕定格在小女子脑海里。小女子的讲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月时间一晃而过。我还是我。我又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上。山，起伏连绵的山。地，褐黄色的土地。在舒适的受人尊敬的太白山下生活了一个月，我又回来了，回到了黄土地上。然而，我的心更加不安分了。我走出去的愿望更为迫切。我开始寻找工作的机会。我参加过省级文学活动，自以为有资本在县上找一份文化工作了。老年刚过，我进了县城。我走进局长办公室。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老者是佳平县文化局局长。局长语气平和，但说着公事公办的客套话：“你的情况我知道。你在地级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连续参加过县地省级的文学活动，在地区文学圈小有名气了。不过，像你这种情况，要找一份文化工作，很难。我一个文化局长办不到，专门管分配工作的人事局恐怕也办不到。我们现有的分配工作体制是，分配中专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再就是安排有城镇户口的退伍军人。陈际斌在你们乡上待过，你大概认识。你多和他交流交流，如有什么机会，我会让他通知你。”陈际斌他爸在我们公社当过十年的书记，公社改为乡政府后，他爸回到了县上。他在我们村教过几年学，给我当过数学老师，是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兼文书。我拜见了陈际斌。陈际斌当然愿意帮我的忙，但他说自己爱莫能助。我灰心丧气地回到了村里。但我没有死心。第二年的春天，我再次来到了县文化局，找到了陈际斌。陈际斌说：“戏校的语文老师要坐月子，请假了，戏校缺一个语文老师，你想去的话，我给戏校的领导打声招呼，估计没有问题。”事实上，戏校所有的临时工，都是文化局介绍的关系户。陈际斌介绍我到戏校去，就没有问题。我当然愿意去。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初三，我们村的拖岔正遇庙会唱戏。我回到村里，一本正经地把当戏校教师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好像不太高兴。我要缝一床新铺盖，父亲恨声恨气地说没有钱。我气得说我不去了，就在家里受苦。母亲数落了几句父亲。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总是不愿意让我走出他的视线。他经历过我当兵想念我的那段日子，更不愿意让我离开他的视线了。他希望我在乡上工作，当一个民办教师也行，经常在他的面前出现。他认为我能在戏校当教师，也就能在乡上当民办教师。我没有照顾父亲的情绪，也没有兼顾父亲情绪的能力，出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