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 居
时间：2024-11-07 09:01:24
一房子亮晃晃的。是早晨还是中午？睡眼惺忪，我懵懵懂懂地望着房顶。侧过身，见女儿还在熟睡。这大概是早晨吧，因为中午女儿是睡在幼儿园的。突然，我意识到女儿上幼儿园的时间到了，一翻身坐了起来。正当我要喊女儿起床时，才想起今天是星期天。女儿一星期才有两天睡懒觉的时间。让女儿好好地睡一个懒觉吧。随即，我又躺下了。当然，我醒来了，就再睡不着了。我终于能睡懒觉了。以前，遇星期天，我也要到单位上去。我头天晚上，会给女儿说好，我明天早上要去加班。尽管女儿可怜兮兮地问爸爸能不能不走，可我坚决地说不能。要是头天晚上我不说明去加班，女儿醒来后见不到我，会哭闹的。现在的星期天，我可以高枕无忧地睡懒觉。我想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可事与愿违。那么，我只能睡懒觉了。房子里没有暖气，但阳光照射进来，睡在床上的被窝里，并不觉得冷。要是起床了，不生火，就会感到冷飕飕的。又躺了十多分钟，我就起来了。父亲这时已经起床了。他起来房子里没有生火，会受冷的。父亲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在一排上，不过，隔了好几间房子。给他租房子时，紧挨我们的房子都租出去了。我走进父亲的房子，父亲正坐在床上吸烟。父亲到我们家居住，是我的一大安慰。父亲一直不愿意到我们家里来，说是住不惯。我们也没有买下房子，所以父亲一直轮流住在两个姐姐的家里。冬天，这排房子终于有人搬走了，我就给父亲租赁了一间房子，将父亲从乡下接过来。我们要和他老人家一起过一个年。我有好几年没有和父亲一起过年了。那天是星期天，我雇了一辆车，去三姐家接父亲。因为当时乡村没有手机信号，我没有带手机。我接父亲回到家里，看到手机上有社长办公室的未接来电。预感到情况不妙，第二天，上班时间刚到，我就到了社长的办公室。社长年过五旬，人是很聪明的，极爱耍权术。他见我进了门，热情地说快坐快坐，还站起倒了一杯水，端在我面前。社长礼贤下士，我该诚惶诚恐，其实我很平静地面对了。我明白，出局的日子到了。已有预料，社长的谈话，我能够坦然面对。社长说什么，我答应什么，我没多说半句话，然后就和社长告辞了，都挺客气的。我的情绪没受太大的影响。调不到大漠日报社工作，我还是佳平县文化馆的正式创作干部，不用上班，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在这座城市，我失去了体面的工作，但还没有沦落到流浪的地步。有一个稳定的家，能和父亲住在一起，能与女儿朝夕相处，这也是人生的快事。我自己说服自己，不要太过忧伤。我掏尽炉子里的炭灰，放好炉齿。父亲说：“这房子不冷啊，你常生甚火哩。”父亲总是这么说。我知道父亲节俭惯了，说不冷，是怕生火浪费炭。我没有回应父亲，把柴火点燃了，放进炉子里。柴火烧旺了，我把炭倒到了炉子里的柴火上，急忙盖住炉盖。生着火后，我开始扫地。父亲的床边到处是烟灰。父亲人老了，行走吃力，坐在什么地方，老半天都不挪动身子，就是一个劲地吸烟。妻子很反感父亲吸烟，可我不反对。我还会经常给父亲买烟。他那么大岁数了，吸烟是他一辈子保留下的仅有的爱好，我不能强制他老人家戒掉。妻子说父亲住的地方太呛人了，可我喜欢这种呛人的烟味。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父亲身上的气味和烟味。收拾好父亲的房子，我出去把灰尘和蓝炭倒掉。我回来放下铁簸箕，准备离开时，父亲忧心忡忡地问：“你长期不到佳平县上班，会不会被人家开除了？”“不会的。”我说，“我是创作干部，不用坐班。”一九九四年从武装部调到文化馆，我就没正规地上过班。在妻子的单位住了四年，女儿三岁，能上幼儿园了，我就想出来工作。一个大男人，在妻子的单位给妻子当家属，非常丢脸面。一九九八年的夏秋之交，我来到了大漠，访亲拜友，寻找工作的机会。不经意间，我就走进了新闻大厦。大漠日报社招聘一批编辑记者，我报名应聘。事情比我料想的好。大漠日报社新筹办周末报，正急用编辑记者。招聘工作尚未开始，我就被临时招聘进报社，筹办周末报。社长和我谈过话，说把我列入正式招聘的计划。正式招聘后，就将我的工作关系调动到报社。我负责两个主要版面的编辑工作，同时也出去采访，外县发行上的事也由我出去协调。我天天加班，上楼总是一步迈两个台阶，有时夜深了，我要出大门，又觉得老是惊动照看门房的老同志不好意思，就翻大门出去。听说往大漠日报社调一个人，得给领导行贿五万块钱。五万块钱不是小数目，五万块钱，能买一套房子，五万块钱买的房子，若干年后能卖百万块钱以上。家里只有五万块钱，我在考虑买房子，哪能把钱送给别人。不花钱，要调动工作，只能拼命地工作。我的工作精神感动了社长，社长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我。有一次开会，社长说：“冯凯盈是我们单位的大功臣，我们单位上永远不能忘记冯凯盈同志。”同事们都觉得我成了领导的重臣，成了领导的骨干，有些人还说些酸溜溜的话。他们觉得我不但能调到大漠日报社工作，还会委以重任。我明白自己并不是领导跟前的红人，是我的拼命工作精神感动了领导。我参加了招聘考试。我的名字被列入正式招聘初定的名单上，但最终公布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人淘汰出局。没有理由。我白白地拼命工作了半年时间。一份报纸办起来了，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我这个领导认可的功臣，领导以卸磨杀驴的方式，取消了正式招聘的名额。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去找社长，社长躲起来了。接着社长委托副社长和我谈了话。副社长还说：“你看领导还是对你挺重视的。那么多应聘的人，只和你谈了话。”这真是让人寒心的重视。我由报社聘用人员转换成周末部临时的聘用人员。副社长又找我谈了话，说转机还会出现的，让我耐心在周末部工作。我想，如果我不给大领导送一大笔钱，转机就不会出现。不过，我还是尽职尽责地在周末部工作了一年。社长仍然经常在会上表扬我。可是，我并没有再向社长靠拢。第二年，部室人员重新组合，我在大门上遇到了社长。社长问：“小冯，你报了哪个科室？”我说：“周末部。”社长说：“好。”社长接着问，“你房子买下了没有？”那天我看房子，遇到了社长也在看房子。我说：“没有。钱不够。”我立刻看到社长的脸阴了，沉沉地斜了我一眼。这是实情，可我没有想到社长会脸色大变，临走时还又愤愤地盯了我一眼。我突然明白，我的话出问题了。人们都在议论，要往报社调一个人，得给社长送五万块钱。社长是个极敏感的人，他觉得我这话有针对性，认为我在挖苦羞辱他。不几天，我就被彻底正式踢出局了。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可是，这座城市是全地区的中心，又距妻子的单位近，我只能努力往这座城市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我在大漠日报社勤勤恳恳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还是被踢出局了。起初，我不想将这一消息告诉家里的人。我想营造起快快乐乐过大年的气氛。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和父亲在一起过年。然而，纸里是包不住火的。首先妻子知道我被辞退的消息。我让她不要告诉父亲，可是，她还是将这个不快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前两天，父亲问过我，我没有多说，只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父亲虽年过八旬，可头脑是精明的。父亲的话不多，也不过问我们家的事情，他最多就说说家乡的谁家的子弟好，谁家的子女如今干什么。今天，我发现他是有话要说的。我掉头走到了他身边。父亲磕掉老旱烟锅里的烟灰，朝我淡淡地笑了笑，说：“咱们家有个亲戚，在北京的中央当着大官哩。”父亲第一次给我说这话。我有些惊讶。我甚至怀疑父亲人老了，老糊涂了。我问：“叫甚名字。”中央的大官，是公众人物，只要有名字，我就能查到父亲说的是谁。父亲一边悠悠地往旱烟锅里装旱烟，一边慢腾腾地说：“他叫甚我不清楚。他姓景。他父亲和我是小姑舅。他父亲结婚时，我还到他们家赶过喜事呢。在你们这一辈上，我们就不太来往了。这个大官的婆姨是个没文化的女人。有人劝他把婆姨离了，他不离。他说这婆姨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礼物，这个礼物不能随便丢了。”我听明白了，这个景姓大官的婚姻是他父亲包办的。父亲说：“你人太直了，比我还直。你要是找他帮忙，我想他会帮忙的。他那么大的官，不嫌弃没文化的婆姨，说明这人人品还行。”父亲说得有板有眼，我相信父亲的话了。不过，攀高结贵，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事情。父亲不说话了，开始默默地吸烟。他似乎看出我不太愿意去投靠亲戚。二女儿沉睡不醒，表情平静，出气均匀。这张沉静稚嫩的面孔，是非常可爱的。我真想吻吻她的脸蛋，可又怕把她弄醒了。女儿从出生至今，很少和我分开过。我到了大漠，女儿进了妻子单位内部的幼儿园。妻子黑夜上夜班，就托请一位阿姨照料女儿两个多小时。每遇星期五下午，我就坐车回到妻子的单位，陪伴女儿。星期一早上，我又坐车到大漠上班。半年时间，我每星期有四个晚上不在女儿的身边。第二年，我把女儿安排在大漠的幼儿园，从此天天能见到女儿的面。虽然既带孩子又上班，有些熬累，可我的心里是充实和快乐的。父亲一直是我心中的最大的牵挂。每年，我再忙，也要回姐姐的家看望几次父亲。父亲尽管老迈了，可一直是我心中的靠山，每当我看到父亲，就感到不再孤单，心中踏实了。有一年冬天，我去三姐家看望父亲，黑夜，父亲问我甚时间走，我说明天。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后天再走。”父亲是想让我多陪他几天。我一口答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下起了小雪，我不得不走了。要是雪封了路，我三五天都回不去了。那时我正在报社上班。那天我走在路上，天气阴沉沉的，下着小雪，我的心情极度的沮丧。我连父亲要我多陪他一天的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时我总期望着父亲能住到我们家里来。眼下，父亲就住在了我们家里。最近，虽然发生了不快的事情，不过，父亲长寿，女儿安康，服侍着父亲，陪伴着女儿，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事。那些工作，那些事业，与父子情、与父女情相比，能算得了什么？既然国家不给你精忠报国的机会，你就全力去尽孝，去关爱自己的女儿。人这一生，只要你奉献了，关爱了，不管对象是谁，你都是高尚的。这样想来，这些天的不爽的情绪，渐渐消散了。三星期天，和女儿在一起时，我的生活还是充实的。可是，女儿上幼儿园了，这一天的日子就不好打发了。早晨，我牵着女儿的手，送女儿去上幼儿园。将女儿送进幼儿园的大门，我往往是不知所措地茫然四顾，想一想怎么打发接下来的时光。有时，我会直奔书店。除了逛书店，再没有我喜欢逛的地方。这时书店的门尚未打开，我就在书店周围转一转。大街上到处是书店，我经常固定去几个书店溜达。有时我送罢女儿，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只是看看书，或者写写短文章。世界很精彩，但精彩的世界里没有我的份额，我不能强行走进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我自行将自己封闭起来。落寞，是附在我身上的形容词，如影相随地伴着我，走在人生的路上。赋闲起来了，心绪并不宁静，所以很难进入创作的境界。有时，我会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过往的事情，过往的熟人，随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一整天，除了接送女儿，做饭，再无事可干。有时午睡醒来，天气暖和时，我会骑着自行车，到马路上转一圈。骑上自行车，悠悠地转溜，也是能解闷的。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了南大桥上，突然停车下了自行车。我手扶着车把，望着大桥。在熟人圈里，没有人会想到，我曾经是一名民工，是这座大桥的建设者。在那阴雨绵绵的秋天里，我天天在河水中挖桥基、加固挡河水的围墙、调拌水泥、背建筑材料。眨眼间，十几年时间就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大桥不能承受时代之重了，又加宽了一倍，在原来的桥边又加修了一座桥，连成了一体。桥上人来人往，车流不断。望着挺立河水中的大桥，我在想，要是我还是农民，说不定，在加宽大桥时，我会再次成为大桥的建设者。我怎么就不晓得这座大桥要加宽呢？要是晓得了，我会当上几天民工，体验一下曾经的民工滋味。这样想着，我掉转自行车，骑上往回走。到了南门口的汽车站，我停住了。当年，我曾在车站外面的水泥台阶上睡过几夜。不能再次在南大桥上上工，我就想重新体验一下夜宿街头的感觉。汽车站那些低矮的楼房被拆倒了，成为一片平地，我睡过的水泥台阶不见了。可以想到，明年这里将会竖立起全新的高楼大厦。人在寂寞无聊时，总会胡思乱想的。那时，我是为了节省几个小钱，自然而然地睡在了街头，并没有感到痛苦难受。第二天起来，还为又节约下五毛钱的住店费高兴呢。今天，要是体验一下艰苦的生活，还行，倘若真的沦落到睡街头的地步，我会更加痛苦心酸。又过了一段时间，幼儿园放寒假了。我天天陪着女儿。有一天，女儿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上班了？”女儿终于看出来，我不去上班了。平时，她在幼儿园里，总以为我还在上班。我说：“爸爸有一份不用坐班的工作，再不用上班了。”女儿似乎不明白。她五岁多一点，有些事情她想不明白。女儿又问：“你也不用加班了？”我说：“是的。”女儿高兴地拍起了手掌。我在大漠日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要加班。学校放假的时间和星期天，我会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去上班加班。这座院子虽是大杂院，可是孩子少，女儿觉得孤单，总怕我出去上班加班。有时晚上女儿睡着了，我也会跑到单位上加班。要是妻子回来了，我加班的时间更长了。妻子还是上一个星期的班，回来休息一个星期。妻子休班回来，我更无所事事了。在大漠日报社工作时，工作忙，应酬聚会又多，一天到晚，传呼不断，后来将传呼换成了手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往进打。手机接电话和打电话一样要产生话费，一个月的手机话费一般都在一百块钱以上，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经济不宽裕，当然很在意那么多的手机费用，可是没办法。赋闲后，十来天时间也接不到一个电话。我宁愿出接听和打出的话费，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想和谁有意套近乎，不轻易给人家打电话。这手机的利用价值就不大了。手机的利用价值不高，可是一个月除了月租费，还得出五十块钱的扶贫帮困费。年关将至，备办年货，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我天天出去买东西。过年，正如父亲说的，过年和平常过日子一样，睡上一觉，年就过了。除夕夜，我们做了几样菜和几种肉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不是讲排场的人家，从来不摆宴席，不管是过年还是过日，随便坐下来就吃饭。父亲一生都不喝酒，我是从来一人不沾酒。虽然父亲和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可我们父子无法对饮。不喝酒过年，是热闹不起来的。所以，这个年，从内容到形式，并不隆重。正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父亲也开始向外走动了。每天吃过午饭，父亲就一手提着布垫子，一手拄着拐棍，出去了。父亲出去时，怕找不到回家的路，就走几步，在墙壁上用粉笔画一杠杠，返回来时，他就照着粉笔杠杠往回走。他是从哪里找的粉笔，我没有问过。我估计，这些粉笔是他从三姐家带来的。三姐家紧挨着学校，很容易拾到粉笔头。正月十五刚过，父亲就天天念叨着要回去。他说他不习惯在城里住。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给他租赁房子的钱。花我们的钱，他觉得自己拖累了我们。我说：“这里好吃好住，你不住，回到姐姐家里，他们天天要种地，谁能有时间侍应你。”父亲说：“你就是天天摆宴席，我也不在城里住了。”我反复说：“租赁房子出不了几个钱。”父亲眼一瞪，说：“你不要把几十块钱不当事。钱是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我说：“我不送你，你想回也回不去。”父亲说：“我还没老到糊涂的地步。你不送我，我也能回去。我出上五块钱，雇人把我引到车站，坐班车到了张家砭，再捎话让你三姐赶上驴拉车来接我，我就回去了。”父亲去意已定，还设计好了回家的方法，我不敢再强行挽留他了。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倘若真的哪天他一人走了，坐不上车，又找不到路，回不了家，事情就麻烦了。过了正月，我雇车将父亲送到了三姐家。我和父亲说好了，我买好了房子，再接他到城里来。这也是我送他到三姐家的条件。父亲回去了，女儿上幼儿园去了，妻子上班去了，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房子。我买房子的心情比任何时候更为迫切。买下房子，父亲就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处看房子。买房子真是一件费神的事情。看上的房子，价位太高，买不起。价位低的房子，又看不上。有些房子不错，环境比较好，价格也不高，可是，周边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学校幼儿园，也没有多少蔬菜粮油门市，生活起来不方便。周边有学校的房子，价格适中，可是又太杂乱，不安全。看来看去，一直没有看到适合我们自己买的房子。没有钱的人，做什么事都难！四我在报社去职后，很多朋友不见面了。有事多见面，无事少见面，这很正常。市作家协会召开文学创作会议，我欢欢喜喜地去了。孤寂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和文友聚在一起的机会，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妻子正好上班，我让妻子特意请了假，接送女儿。我准备在两天的会期里，和文友们一起畅谈加畅饮。在大厅里等候开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凑在一起，寒暄问好，说说笑笑。一部分文友是从县上上来的，至少一年以上没有见面了。大家凑在一起，都是倍感亲切。有人和我打招呼，也有些人对我的到来不屑一顾。曾经，我的周围聚集着一帮文学圈的朋友。在场合上出现，许多人都会主动上来和我搭讪。今非昔比，再没有多少人热情地往我跟前凑。我觉得有些落寞，不过，尚在我的承受范围。上午开罢会，大家都进了客房。我们家在本城市的参会者，没有给安排住宿的地方，我们只能往其他人的客房里钻。我走进的客房里，有五六个人在说话。我坐在了床沿上。一个写小说的人，夸夸其谈。不知谁说到了报社的老编辑张正武，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张正武，他们对张正武这人有看法。我却不合时宜地说：“谁都不是完人，我认为张正武这人还不错。他身上的优点，我们很多人就没有。”写小说的人突然激动地说：“你认为张正武不错，说明你就和张正武那种人一样，不行。”这个写小说的人，没有正当职业，可他认为我失去了报社的工作，已处在了下风，应该成为他凌辱的对象。我没有回击他。然而，我看到了一个小人的本性。几天后，这个写小说的人，在街上遇到我，首先破口大骂，说我说他的坏话了。其实，我并没有说他的坏话。我只是自嘲成了写小说的人冷嘲热讽的对象。写小说的人扑过来，一边大骂，一边要动手打我。我退开了。我既没有开骂，也没有动手，写小说的人止住了暴怒的行动，走了。这天，我的心情坏透了。大街上人来人往，我不想看任何人一眼。但我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踽踽走动，一直不想回家。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对每一位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宴请，发表作品，组织活动。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们，也没有高高在上的派头，总觉得自己是在尽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天职，从来没有要求他们回馈我什么。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张罗着为他们服务。可是，当我失意的时候，他们不安慰也罢，怎么反倒干起了落井下石的勾当？我心寒啊。我从来都认为文学的土壤是一块净土。可是，在大漠，我终于看到了文学场的势利与肮脏。被报社踢出局，我不愉快，但心里并不太难受，可是，遇到文学圈的朋友对我的凌辱，我实在是忍受不了。我本来渐渐平静的心境又不平静了。在任何时候，我都不能成为被人凌辱的对象，被人看不起的人。我要改变现状。我再次萌生了调动到大漠工作的念头，尽管这很俗套。但要活得有尊严，就必须如此行动。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五一条肥壮黄色的狗，突然出现在巷道口，大摇大摆，对路人毫不顾忌。这狗真够气派的！黄色的狗从我身边走过后，我站住，掉过了头。望着渐行渐远的黄色的狗，我突然举起手，做了个用手枪击毙狗的动作。同时，我脑海出现了狗被击毙倒地的情景。夜晚睡在床上，我的脑海反复出现了几次狗被击毙倒地的情景。我的思维活跃起来了，一个故事构思成熟了。这个故事，与狗没有任何关系。故事开头是：她被他一枪放倒了。看到她一个趔趄，慢慢地倒下的身子，他眼前幻出儿时在银幕上看到的情景：游击队员举起枪，瞄准仓皇逃窜的伪军，扣动扳机。枪声响起，伪军挣扎几下，应声栽倒。那时他兴奋得直拍手。今天他不那么纯真了，没有拍手，但不由得叫了一声：“痛快。”痛快的感觉不是儿时拍手时的心情……第二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坐在桌前开始写小说。黑夜，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就写完了。第三天，我将这篇小说修改了一遍。第四天，我将这篇小说送到了《大漠风》编辑部。编辑当着我的面就看了小说。编辑看完这篇小说，马上赞叹道：“这是一篇好小说。”编辑和我是熟悉的，他当即说立马发表小说。这篇名为《猎杀》的小说，后来又在省级文学杂志上刊发了。我的创作激情，就这么被再度调动起来。我连续写了几部中篇小说。六二〇〇〇年的冬天，我终于买下了房子，房价是六万块钱，用完了我们家的全部积蓄。房子是两层的独院房子，像联排别墅，只是没有太大的公共场地，进出的巷道只有两米宽。大漠到处是这种房子。妻子想买楼房，可我坚持要买独院房子。不带院子的房子，父亲住不惯。如果我们住在了高层楼房里，父亲不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父亲长相守的愿望又将落空。第二年正月初八，我们住进了新房子里。几天后，父亲也住进了我们家里。他住在一层唯一的一间卧室里。父亲腿部静脉曲张，患过严重静脉炎，治好后一直没有复发，不过，后遗症却留下了。父亲年过八旬后，行走就不方便了，后来走路速度慢，几乎就是在挪动步子，站下来的时候，两腿不停地上下晃动。为了父亲上下床方便，我亲自动手，给父亲做了一张木板床，又做了两根支床的长条木墩子。支起这张床，高不到三十公分。床底下是长条木墩子，床非常稳固。父亲上床方便，睡在床上也踏实。父亲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吸烟，妻子说父亲吸烟影响家庭的环境，也影响家庭的空气质量，重要的是影响父亲的身体健康，多次让我劝父亲把烟戒掉。我一如先前，不但不劝父亲戒烟，还经常给父亲买烟。父亲吸了一辈子烟，要他戒掉很难。父亲吸烟，就没有影响过身体健康，不气短，也不咳嗽吐痰。父亲的身体器官，是能适应烟的。父亲吸烟的真正危害，是对家庭环境和空气不利。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会紧闭父亲的门。父亲吸的多是旱烟和水烟。他甩水烟锅里的水和旱烟锅里的水汽，往往会把这些褐色的烟水子甩在墙壁上。地下到处都是烟灰，地板灰一块黑一块。住进新家不久，父亲的卧室就肮脏得不成样子了。父亲老了，夜晚尿尿，尿不进尿盆里。他说给他买上个夜壶。夜壶是小件瓷器，上面的口子小，上侧面也有个倒尿的小口子，是放在身边的尿器。人睡觉时想尿了，侧着身躺在床上就能尿尿，然后再放在铺盖外面。夜壶虽是老年人的尿器，可是，人太老了，就尿不进夜壶里。父亲只能下床尿尿。痰盂盆充当尿盆，那么大的口子，父亲都尿不进去。每天早上，地上会汪一摊尿水。父亲看到我擦尿水，往往会叹息道：“人活到这种地步，还不死，空苦害人哩。”说实话，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嫌弃过父亲尿在地上。我们家前边的巷道边上是沙土地，父亲经常会出去，或坐或躺在沙土地上，时间长了，往往会把自己搞成灰头土脸的样子。妻子让我劝父亲穿干净的衣服，不要躺在沙土上。她说那个样子像个要饭的流浪老人。人家知道是我的父亲会笑话的。我才不在乎别人说长道短，只要我自己有孝心，人家说什么都无所谓。父亲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坐怎么躺。你要是硬让他坐有坐相，站有站样，对付着不往脏弄衣服，这才是让他受罪哩。他感到自己和我住在一起太难受，就又会整天嚷着要回老家。知子莫如父，知父也莫如子了。有一天后晌，父亲说想吃手工杂面了，我就去一公里以外的自由市场买手工杂面。杂面买回来，妻子闻了闻，说：“杂面酸了，不能吃了。”我二话没说，就又出去进了城，在城里的米粮市巷买了二斤手工杂面。父亲是个非常有自尊的人。在我们家居住了几年，从来不说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只要我们把饭端在他跟前，他就默默地端起碗吃了。妻子上班去了，我有时出去回来得迟了，他会说饿了。可是妻子做饭，不管迟早，他从来不哼一声。七在大漠这座城市里，我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房产，可是，没有职业，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城市中飘荡的叶子。不过，我的心终于静下来了。与父亲同吃同住是我多少年的心愿。能享天伦之乐，我也该满足了。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非常宁静。每一天，我除了做家务，就是看书，构思小说。八父亲每天吃过饭，就走出大门，走到巷子尽头的大路边，坐下来，吸着旱烟，看过往的行人。有人上前跟他搭话，他就高兴地应着人家的话，还会递上纸烟。父亲的话不多，跟人家一起说闲话的时候，人家说的多，他说的少。他认为听人说话也是一种享受。他见过谁，回来都要向我说的。妗子村的一个老干部，按辈分，和母亲是一辈，叫母亲姐姐，比父亲小十来岁。他看到父亲，就走过来和父亲说话。父亲回来高兴地给我说了。“这人老了，才懂得尊大论小了。你说郑世朝从来没有叫过我姐夫，如今见了我，一口一声姐夫。”父亲高兴地说。我说：“本来他就该叫你姐夫。”我说这话时，自己先就不自在了。妗子一家人，和郑世朝的家族相处得并不和睦，我从来都没有叫过郑世朝舅舅。按辈分，我该叫他舅舅。从那天起，我再见了郑世朝，就叫舅舅。“他没事找事，把这拐棍的拐子掰下来了。”父亲又叹息着说。父亲手拿起拐棍上的拐子，给我看。我说：“没事，这拐子能掌上。”父亲说：“其实，我拄惯棍子了，拄有拐子的拐棍我还觉得不好把握。”我想，父亲只觉得有人和他说话，高兴，想多向我说几句他们的说话经过，对拐棍的拐子掰下了，并不在意。我记起了王保忠。王保忠在大漠照看门房时，我见过他一次，一年后，我专程去找他时，他已被辞退回王家寨了。如果王保忠还在大漠看门房，我会将他接到家里，住几天，让他和父亲叙叙旧。有一天，父亲回来时，脸色沉沉的，还叹了两口气。我急忙问道：“怎么啦？大。”父亲说：“今天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说话，问我认得他不认得了，我看了好一阵子，还没认出来他是谁，这人就恼了，还说：‘你如今富了，认不得人了。’这人说罢，就走了。你看我这记性，唉。”父亲老眼昏花了，认不出故人，是正常的。可这人由此而发怒，就太不对了。我说：“认不得就认不得，管他呢。他又不是你的亲人儿女。我们尽管不晓得他是谁，不过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这种人，认不得也罢，有甚叹息的。”父亲说：“你这话是个丑话，理还是个端理。”过了几天，我听到父亲自言自语地说：“那个人会是谁呢？我怎么就没认出来？我活成甚了？”父亲还在责备自己。又过了几天，父亲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看到我从门里出来了，对着我说：“你说那个人是谁呢？人家好心好意过来跟我拉话，我怎么就没认出来。”父亲老了，遇的事少了，遇到这点小事，他心里就放不下来。我劝慰道：“大，你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大事，你都没多说一遍，这点小事，你怎么就记住了？”父亲说：“我闲着没事呀，就说说。”父亲说着，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你闲着没事，就把你以前的事给我多说说。”父亲说：“你忙着写书，忙着跟人家打交道，我不能耽误了你的事。你们侍候我吃，侍候我穿，还给我倒尿盆，就太不容易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们，让你们陪着我说闲话。”我说：“大，你从小把我们姐弟几人拉扯大，我们不管对你做甚，都是应该的。”父亲说：“人心都是向下长的，老的疼爱子女，都觉得没甚。子女们孝敬不孝敬老人，老人也没法计较。我没有给你挣下一份家产，老觉得对不住你们。”我说：“大，你这话就说得不好。你把我培养成人，就是给我挣下的最大的家产。你说咱村有几个人，把儿子培养成能写书的人？你说咱村有几个人，把儿子培养成能在城里买下地方的人？没有你老人家对我的养育和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父亲让我说得高兴了，笑了，说：“看来，你的功劳都成了我的功劳。”我说：“就是。你把心放宽，好好地养身体，不管闲言碎语。有时我们忙了，不高兴了，你不要计较。只要你身体好，我天天能看到你，我心里就舒坦。”父亲说：“我看到你，心里也舒坦。”我说：“这就对了。为不成事人的一句闲话，有甚过意不去的。以后你想说甚话，就对我说。我一点都不嫌麻烦。”父亲感叹道：“我这儿子，养成了。我一辈子不成事，没做成大事情，可我养了个成事儿子。我要是跟着游击队走，死不了，就成大事了。那些我救过的人，有两个当了大官，成了大人物。”父亲十六岁的那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和游击队的头面人物走在了一起。父亲救过的两个大官，一个叫张秀成，一个叫苏佑山。张秀成是被白军打伤右腿逃跑时，遇见父亲，父亲背着受伤的张秀成逃到石岩下的石窟里，躲过了白军的追捕。苏佑山是黑夜在村子里睡觉时，被白军包围，由父亲引路解救出村子。后来，张秀成过黄河打仗去了，父亲终生再没有见过张秀成，也没有与苏佑山碰过面。新中国成立后，张秀成在东北当官，位高至省部级。张秀成的部下见到父亲，要带父亲去找张秀成，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父亲没有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佑山成为厅局级官员，荣归故里，看望了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和他当年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唯独没有想起父亲。父亲那段时期的心情颇不宁静，说他不要福禄，也不要官职，只想和他们叙叙旧。可是，他们没有给父亲这样的机会。九父亲侧身躺靠在房子的外墙壁上，右肘支撑在地上，神态安详，好像睡着了，也好像在回忆往事，或者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走在父亲跟前时，父亲眼睛睁大了，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意，还动了动身子。我看出，父亲的内心有些波动。虽然我们同住在一个家里，可父亲每当看到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常常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的情绪。他对我，总是百看不厌。父母总希望我时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可我年轻时，不顾及父母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远走他乡。最让父亲难过痛苦的时间，是那年我应征入伍的那些日日夜夜。盼子归，可我归来后，父亲又要忍受那些嘲弄的目光。几年后，我又离开了父母，到云雾山的戏校任教。父母又在日日盼望儿子探亲归来。当我再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农民时，母亲已离开人间。孤苦伶仃的父亲需要有人相伴。可我在家乡短暂地停留后，又走了。这一走，就在他乡安身立命，成家立业。父亲却独自生活，孤灯伴孤影。我买不下房子，父亲就不到我们家里住。好不容易我买了房子，父亲终于和我住在了一起。我应格外地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父子相聚的时间。我在父亲身边站了站，父亲没有说话，我就进了家门。妻子看见我，说：“饭熟了。”妻子将饭菜盛进了父亲的碗里。父亲固定用一只大瓷碗吃饭，每顿能吃平一碗饭菜。最近他的饭量有些减少。我在家的时候，每顿饭都是我给父亲端饭。我把父亲的饭碗端出门。父亲坐在哪里，我们就将饭碗端在哪里，已成为常规。我说：“大，吃饭。”父亲艰难地坐直了身子，然后慢腾腾地伸过手，接住饭碗。父亲老迈了，不管做什么，都是动作迟缓，难以连贯。饭碗端在父亲的手里，不时地抖动一下，有掉在地上的危险，不过父亲手中的碗，从来没有掉在地上过。父亲吃上饭，我进了门，也开始吃饭。我吃罢，又出了门。父亲还在吃饭。父亲吃完饭，把碗放在地上，伸手揩了一把嘴巴。父亲刚到我们家时，妻子要求父亲每次吃饭前洗手。父亲在地里双手抓过粪土，都不洗就吃饭，怎么会在家里吃饭洗手。让父亲先洗手再吃饭，父亲会感到不自在，吃不进去饭。所以，父亲住在我们家，不管是饭前还是饭后，一直没有养成洗手的习惯。我弯腰端起饭，问：“喝多少稀饭，大？”要是父亲水喝多了，往往就少喝一点稀饭。父亲说：“和寻常一样。”我又进门给父亲舀了半碗稀饭。父亲喝完稀饭，这次他将碗筷递在我的手上，示意他吃好了。我转身时，父亲说：“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说：“行。”我将碗筷端进家门，又出来了。父亲开始装旱烟，点烟、吸烟。饭后一锅烟，赛过活神仙。饭后一锅烟，是那代人的享受。我坐在水泥台阶上。父亲说：“我快入土了，你四叔的事还没弄好。这些天。我就寻思着你四叔的事。我们弟兄四人，都儿成女就了，就你四叔的事搁下了。”四叔，在我出生的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人间。四叔英年早逝，成了父亲的心病，父亲不时会提起。一九四七年，父亲上门到了王家寨。第二年，四叔被抽调到担架队，上了战场。父亲说，本不该四叔上战场，四叔的年龄太小。在冯家窑子，弟兄三人要抽一个人抬担架，父亲离开了冯家窑子，不在其中。二叔三叔都可以抬担架，可年仅十七岁的四叔，主动承担了二叔三叔的责任，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多少年后，说起四叔，父亲都要表现出对二叔三叔的不满情绪：“他们都是当哥哥的，只顾自己。”要是他还在冯家窑子，宁肯自己上战场，也不可能让最小的弟弟去卖命。事实是，四叔走后的半个多月，父亲才晓得四叔上战场抬担架去了。四叔上战场的几个月后，一场战役中，解放军吃了败仗。兵败如山倒，在大撤退时，四叔大腿被子弹击中。担架队的队长要拖着四叔走，四叔说他走不动了，劝队长不要管他了。军队溃败，没有秩序，四叔被遗弃了。四叔走后，音信全无。父亲多方打探，找到了当时的担架队长。担架队长说，四叔大腿上血流如注，就是追上来的敌军不往死打他，他也活不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烈士的名单上没有四叔的名字。父亲奔波了十来年，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政府才确认四叔为革命烈士。我第一次回到冯家窑子，就在三叔住的窑洞门上，看到了写有革命烈属四个字的小木牌子。父亲注重四叔用生命换来的荣誉，可对烈属的待遇，父亲从来没有争取过。后来政府给烈属一些小小的待遇，父亲说三叔的家庭生活不好，主动让给了三叔。再后来，三叔生了几个儿子，父亲和三叔商量好，让三叔的儿子给四叔顶门，三叔同意了。四叔没有子嗣，顶门就是让三叔的儿子应名成为四叔的儿子。烈属的待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三叔家的。父亲一直希望给四叔修一座衣冠冢，可三叔无动于衷。父亲也不能强求，这事就这么搁置下来了。父亲说：“我活着，这事还办不成，我死了，你四叔的事就没人管了。”父亲的心病，就是我的心病，可我不知怎样才能袪除心病。我说：“三叔承担了四叔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们也没办法管。”父亲说：“我是你爷爷的长子儿啊。”父亲说罢，开始吸第二锅旱烟。院子里一时静悄悄的，妻子在厨房里洗碗筷的声音都听得非常真切。父亲吸完第二锅旱烟，才说：“在你四叔的事上，他们让你帮忙，只要能帮上，你就要尽最大力量去帮。你那几个叔伯弟兄，日子过得都不如你。你是你爷爷的长孙，要像个长孙的样子。”我说：“行。”父亲又说：“我们这一辈人，都快下世了。你二叔三叔都八十来岁了。以后的世事，就要靠你们操办了。你忙你的吧，我就不耽误你的工夫了。”我没有走。坐在父亲的身边，我有一种踏实而心情宁静的感觉。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时断时续地给我交代后事。不祥感袭上心头。十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小女儿坐在院子里婴儿车里，父亲坐在婴儿车边。我从大门里走进来，看到父亲慈祥地望着小女儿，一手还握着小女儿的手。父亲看到我进来了，感叹地说：“这要是个小子，就好了。”父亲说的小子，就是男孩。父亲希望我们再生一个孩子，生个男孩，可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依然是女孩。父亲多少有些失望，但他总会坐在小女儿身边，戏逗小女儿。我知道父亲还想让我们再生一个儿子，可这是不可能的了。办生育第二胎的指标，费了不少周折。生育第三胎，是国家绝对禁止的，再费周折，也办不到生育第三胎的指标。当然，有些人会偷着多生育孩子，可我做不到。我也坐在了婴儿车边，戏逗起了小女儿。小女儿降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我暂时放弃了文学创作。父亲说：“你走时，我没给你说，如今我想起了。我们是不是多时不吃猪肝了？”我说：“我们吃过猪肝不到一个月时间。”父亲叹息着说：“人老了，忘了。”我明白父亲是想吃猪肝了。我给正在家里做饭的妻子打了声招呼，立即出去买猪肝。父亲说过，他能侍候上我，是他的福分。我觉得，我能侍候上父亲，也是我的福分。我买猪肝回来，小女儿躺在婴儿车里睡着了，父亲躺在小女儿身边的地上，也睡着了。我洗过猪肝，就坐在院子里，看着熟睡中的一老一小。父亲说过，人老了，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不该睡的时候，就打迷糊。父亲的睡态非常安详，只是出气时，一声长一声短，一声长长的出气过后，气就好像出不上来了，似乎就要停止呼吸了，然后又出一口长气。突然父亲睁开了眼睛，惊慌失措地仰起头左右看了看。他好像做噩梦了。他看到我坐在他身边，叹了一口气说：“我梦见我死了，你把我埋在了王家寨村。我号叫着跑到了冯家窑子，趴在你爷爷的坟上大哭了一场。你爷爷从坟头上出来了，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就走了。我就去追你爷爷，可甚都没有看到。我追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你爷爷。最后听到你爷爷在空中说：‘你不回来，等于我白生养了你这个长子儿。’我抬头从空中寻找你爷爷，可也是甚都没有看到。这就醒了。”我问：“大，你真的想回冯家窑子吗？”父亲坐起来了，慢腾腾地装了一锅旱烟，点着了，才说：“你爷爷的那块坟地，还是我找阴阳先生选的。一块坟地，要埋够三辈人，才能另选坟地的呀。我是长子儿，不埋在你爷爷的脚底下，使不得呀。”我说：“那我死后，也要埋在你的脚底下？”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说这话还早着哩。”我知道父亲嫌我说这话不吉利，再没说下去。父亲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埋回去。不要我死了，甚事都由着你。凡事都还要有个道理。”我说：“你在王家寨生活了几十年，就不留恋那个村子吗？”父亲说：“咋能不留恋？那是你们姐弟三人的出生地呀。我也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慢慢就在那里住惯了。想想当初进王家寨村，有多难呀。”父亲是一九四七年走进王家寨村的，年近三十岁。父亲走进王家寨村，地是陌生的，村子是陌生的，窑洞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两个孩子也是陌生的。人们看父亲的眼光也是陌生的，有些人脸上还流露出不屑的看不起的神色。父亲处在了被人看不起的位置上。父亲是个强人，宁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愿意当上门的招汉。可是奶奶比父亲更强悍，以死来威胁，强迫着父亲走进了王家寨村。父亲起初还不安心住在王家寨。我们姐弟三人出生后，父亲就没再动过离开王家寨村的心思。王家寨是个大村子，是乡政府所在地，而冯家窑子却是偏僻的小村子。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三人能生活在条件优越的环境，选择了永久地居留在王家寨村。十一父亲的身体不行了。他站起来时，身子摇摇晃晃，直往倒跌。他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后来，他要去什么地方，就爬行。父亲不管坐在什么地方，就不想动了，大多数时间，是躺在地上。我预感到父亲的大限即将到了，可又不敢相信父亲会撒手人寰。妻子说父亲不行了，我气恼地质问道：“你这是甚意思？！”妻子说：“能给他准备后事了。”我愤愤地叫嚣道：“你少说这种话！”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父亲的身体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可我又不想听到任何人说父亲不行了。听到这样的话，就不由得生气。其实，我是害怕父亲离我而去。我尽可能地多和父亲坐在一起，陪陪父亲。妻子上班去了，我连大门都不出，一边看护小女儿，一边陪父亲。可是，父亲的话少了，和我都不想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