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城
时间：2024-11-07 09:07:55
一一九九〇年的春天，春雨贵如油的陕北，也像江南一样，总是烟雨朦胧，细雨霏霏。那些阴雨绵绵的日子，我漂浮在小城里，踯躅在小城的街头。雨大了，我就躲在房檐下避一避。有时，我会走进书店看书。更多的时候，我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漫步徘徊，在细雨中平复自己不安的心绪。我的内心是虚空的，也是苦涩的。我把小城当作了理想的圣地，可小城里没有我的一点份额。我不向往大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喜欢大漠城，这一度时期，唯独对小城情有独钟。小城，石山梁上的小城，石板街，石窑洞，石围墙，所有的建筑，都是由石头造就的，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头城。正月十五刚过，我就进城了，寻找在小城里工作的机会。我又住在了武开明的单位上。武开明的办公室有一盘大炕，极少有人睡在这盘炕上。武开明和我算得上忘年之交，住在他办公室里，我并不感到拘谨。他对我的前途非常关注，也经常为我出谋划策。有一天，我去赵孔家里拜访赵孔。赵孔召集我参加过几次文学创作会议，我们的交往密切起来。我走进赵孔的家院时，赵孔正在院子里垒一堵小墙。他停下了手中的营生，让进家里坐。我说我帮你搬石块吧。我和赵孔一边做营生一边闲聊。赵孔很随便地说：“县武装部想用一个能写文章的人，当宣传干事。”赵孔看起来是随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是有想法的。后来，我才知道，武装部要选调一名有创作能力的人，当宣传干事。文化馆的一名中年创作干部，获得这个消息后，开始四处活动，准备调到县武装部当宣传干事。赵孔的消息，也是来源于这个中年创作干部。所以，赵孔只给我透露了消息，却没有进一步提出建议。一句话，就是一次机遇。我回到武开明的单位上，武开明正蹲在院子里吸旱烟锅。他虽是干部，却爱抽老旱烟。我向武开明说了武装部用人的消息。武开明拍了一下大腿，说道：“太好了，这个事大有希望。”武开明做事爱夸张，我们都叫他武疯子，他从来不介意，反倒以此为荣。武开明站起来说：“武装部的军事科长是我的外甥。只要他能帮上忙，肯定帮。这个人有能力，会办事，领导也很信任他。”武开明说罢，就回到办公室，给他的外甥打电话。武开明在电话中说：“这个人太有才了，是个百年不遇的人才。常敬斌副县长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你们武装部能用上这样的人，等于给你们脸上贴了金。”武开明对他的外甥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话。最后，我听到他的外甥说：“舅舅，不多说了。你说的事，我办就行了。”当天下午，我就去武装部的家属院，拜见了军事科长。军事科长是个中年人，看上去有一种成竹在胸的干练气势。他给我出主意道：“只要常敬斌向部长说上一句话，这事就成了。常敬斌是分管武装工作的副县长。部长初来乍到，他正想和县上的领导往好搞关系，武装部用上县领导推荐的人，这关系自然就接上头了。”我听从了军事科长的建议，去找常敬斌。其时，我和常敬斌还不太熟悉，他只知道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可是，常敬斌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我，也痛快地答应向县武装部推荐我当宣传干事。第三天，我又去武装部家属院找军事科长。我不敢在武装部机关贸然出现，害怕把我要来武装部工作的消息传出去，造成不良后果。军事科长对我说：“我向部长推荐了你，也说了常敬斌对你是很赏识的，部长说他可以见见你。不知道是不是常敬斌向部长推荐了你。不管怎么样，部长想见你，说明部长对你是很重视的。你明天就去拜见拜见部长。”记得，那是一个飘洒着雨丝的早晨，我从后街出发，向前街走去。我走得很慢，心里忐忑不安，有几阵子感到气都出不上来了。后街上有一间老式房子，是原来的新华书店，我上中学的时候，常常到这个书店买书看书。现在，新华书店搬在了前街，这间老房子还在卖书，是新华书店的分店。这几年，我没有进过小书店。我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走进了书店，转了一圈，瞅瞅书架上的书。我在书店待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我害怕前街尾端拐角的那座大院，不过，我必须面对那座大院。几里路的小街，我走了四十来分钟。我走进武装部大院，觉得这座院子气派极了。其实院子极简单，没有花草林木，也没有艺术方面的建筑，仅仅是宽大而已。我敲门进了部长办公室。部长是个小个子的中年人，说话时不停地眨眼。他的话不多，简单地说了几句客套的话，然后郑重地说：“你既然来了，今天就对你进行一次笔试吧。”对我一人进行笔试，说明他们已经在考虑雇用我了。这么快？我甚至有些不相信。我的心跳加速了。部长很快把我引进了会议室。进了会议室，部长说：“我今天给你出的题目是：在回乡的日子里。”对我来说，这是一篇太好写的文章。在回乡的日子里，我有苦闷，有忧伤，也有期望。我忘不了那一个个愁肠百结的白天夜晚，也忘不了那刀子般的冰冷的目光。我把我在家乡受苦的心情，淋漓尽致地抒写出来了。我一口气写完了四千多字的文章。这篇笔试作文打动了部长。当天下午，武装部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招聘我当宣传干事。我终于在小城里有了安身之地。二武装部是比较清闲的单位，除了征兵和年度民兵训练，再没有什么硬性行政业务，上班是松散自由的。部长和政委都喜欢打麻将，上班时间，部长和政委办公室往往会有人聚在一起打麻将。我是个单身汉，哪里缺打麻将的人，哪里就叫我。我没有选择，只能随波逐流。下班了，除了住在办公室里的部长和值班人员，武装部宽敞的大院子里再少有人走动。武装部大院总是空荡荡的。小城里没有亲人，又不善广交朋友，不愿吃喝玩乐，自然，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形单影只。春天，昼长夜短，吃过晚饭，太阳还高高地挂在西天上。我耐不住寂寞，常常走出武装部大院，走上街道。那年春天，几乎每天的晚饭后或者是早晨，我都会出去散步。影剧院门前的街道是小城里最宽阔的街道，每天下午，耐不住寂寞的人都会向这里聚拢，寻找熟人叙话凑热闹，谈论着自己一天来的见识和小道大道消息。小城里的新闻往往是从这里发布出去传播开来的。那些年轻人，常常会大声说笑，插科打诨，甚至追赶着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里是小城里最热闹的地方。我路过影剧院门前的街道，很少停下来，遇到熟人，仅仅会打一声招呼。我从街道上慢悠悠地走过，然后拐进城东的小街，走进体育场。体育场是小城里最大的平整场地，体育场东南面由城墙围拢起来，城墙下边是陡立的石坡，石坡的尽头便是黄河。城墙建筑在陡坡上，所以有一段城墙比体育场的地面还低，体育场边上成了缓坡，城墙稍稍高出了根部的地面，人们能很容易地登上城墙。在城墙上，我会眺望河对面的山崖和村落。距离太远，看不到人影，只能看清荒凉、苍茫的山色。晋陕大峡谷，是纯色的大峡谷。有时，我会去城西的环城马路上散步。去城西的环城马路上散步，也会路过影剧院，在影剧院侧墙边拐过去。那时车辆不多，我会悠悠地走在马路上，俯瞰山下的佳平县第二中学。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走进母校的冲动，时时在我的心中泛起，可是，在这座小城生活的时间里，我一次都没有走进校园。校园已是物是人非，那些同窗共读的同学，各奔东西，那些上过课的老师，也大都离开了校园，我还回去干什么？我曾想在夜深人静时回到母校，独自流连，回想学生时代的往事，可是，这个能实现的夙愿，我终究没有付诸行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坐在东城墙上，望着黄河那边从群山中升起的太阳。太阳冉冉升起时，尾部跟随着云彩，云彩似乎要往住拽太阳，而太阳却在强烈地摆脱云彩。终于，太阳跃出了云彩，清晰地呈现在天幕上。我突发奇想：太阳是男子汉，云彩是女人，云彩女人不想让太阳男子汉出走，往住罩太阳男子汉。太阳男子汉却不顾云彩女人的阻挡纠缠，强力地甩开云彩女人，雄壮地挺立在天空，高高在上，献出自己的光和热。太阳男人成功了，云彩女人却销声匿迹。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我回过了头。笑声戛然而止。两个年轻的女子，从城墙那边走过来了。个子高一点的女子戴着眼镜，我没有见过，中等身高的女子我却见过无数次了。她是我的校友。在二中上学时，她比我低一年级。她打扮入时，长着一张娃娃脸。她算不上校花，但却是学生们注目的对象。我没有见她在学生灶上吃过饭，她的家在城里，是跑灶生，应该是干部子女。将近十年时间过去了，邂逅相遇，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不过，我们没有对过话，不晓得她姓甚名谁，在什么地方供职。我坐在城墙正中间，影响了她们的正常行走，我立即站起来，让开了路。她们从我身边走过去了，目不斜视，好像不存在我这个人似的。其实，我看出她们目不斜视的样子是装出来的。她们走在城墙的转弯处，就坐下了，面对着黄河，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话。中等个女子还不时捡起城墙上的石子，向下边抛掷。过了一会儿，她们站起来，朝我这边走来。那边的城墙高起来了，是下不去的。她们说说笑笑，快走在我身边时，跳下了城墙。我望着两位女子渐行渐远的背影，心中泛起了怅然若失的情绪，也可说是孤独的情绪。让我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我就走进了两位女子的领地。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又出去散步。在武装部工作，不用按时上下班，我出去了，想什么时间回来就什么时间回来。我走出武装部大院，觉得右大腿疼痛发麻，行走起来，不灵便了。最近这大腿时不时地发麻发疼，有些人认为针灸疗效好，建议我去针灸一个疗程，可我一直没有去过医院。我临时决定去医院理疗一下。我拐过小巷，向下走去，进了小街尾的县医院。我在收费室窗口挂了号，然后进了理疗室。我走进理疗室，不由得愣住了。理疗室的两位女大夫，正是我昨天在城墙上见过的那两位女子。刚上班，理疗室没有病人，两位女大夫正在收拾理疗床。两位女大夫看到我，也有些诧异，或许，她们认为我是有意来找她俩套近乎的。中等个女大夫问：“你理疗吗？”我说：“是的。我把手中的挂号单放在桌子上。”中等个女大夫问：“理疗几个疗程？”我问：“一个疗程是几天？”“七天。”我说：“那就七天吧。”中等个女大夫说：“上理疗床。”我迟疑地问：“不是先交费？”中等个女大夫笑着说：“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还怕你跑了？”她这一句话，把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美好的。我躺在理疗床上，任女大夫将细针扎在我的腿上。通过她们之间的对话，我知道中等个女大夫叫田茵，高个子女大夫叫陈月芳。去了几次理疗室，我就和两位女大夫熟了。我发现，田茵总是表现出随心所欲的样子，想和患者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想说，就黑着脸。陈月芳却对患者的态度很平和，偶尔也和我搭讪几句。我总以为田茵和陈月芳相跟着在城墙上溜达，是一对密友，可是随着我们的交往的深入，我才发现这一对密友貌合神离。我在理疗室扎了六次针，腿疼明显减轻了。第七次扎针的时间，是星期天，可理疗室不上班。第七次扎完针，一个疗程就完了。可是隔一天再扎最后一针，恐怕没什么疗效。我觉得这最后一针就不扎了。于是我向田茵说了自己的想法。田茵说：“行。给你节约二毛钱。”田茵说着，就笑了。我说：“二毛钱，够买一本书。”田茵问：“你有好多书吧？”我笑着说：“不算太多，不过够你看一两年。”田茵说：“好，以后我会向你借书的。”我又笑着说：“保证供应。”这一段简单的对话，都是在为我们以后的交往打基础。陈月芳讪讪地发笑，又流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三小城的正街是笔直的，街道两边，都是面向街道的石窑洞。这正街的长度不过一公里。随着小城规模的扩大，街道也在扩大，正街前后都延伸了，但是延伸的部分都是弯曲的，南端尽头是断头坡，无法再延伸街道，只能呈丁字形扩展，向西延伸的街道又拐了弯，连接着最繁华的地段影剧院。向东的街道是小街，直通体育场。丁字街的丁端，曾经是小城最热闹的地方，现在只聚集着一些老年人，他们往往在叙述着小城的今朝往昔。我照旧走进了体育场。星期天的体育场，人影多了起来，有打篮球的，有打羽毛球的，还有一帮子女人，在跟着音乐节奏跳健美舞。我走在体育场的东边，忽然看到了那两个女大夫。她们正在打羽毛球。她俩也看到了我，停止了挥拍。田茵朝我摆了摆羽毛球拍，示意我来打羽毛球。我摇了摇手，表示不打羽毛球。不过，我走在了她们跟前。田茵说：“你好像很迷恋这个体育场？”我说：“消遣呗。你们也常来这里活动？”田茵说：“有时间的话，也愿意出来走走。”陈月芳不说话，只是笑嘻嘻的，笑的内涵很丰富，像无奈地笑，也像讥笑，更像用嬉笑来隐藏什么秘密。我感觉到，陈月芳是个非常精致的女人。四星期天，我和司机、政工科长与部长在一起打麻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部长赢了几百块钱。我们三人都输了。部长高兴了，大声说道：“我请客。”我们与部长打麻将，都不会有意输钱。只是有时部长输了，就会偷换一下牌，有时大家看见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部长是武装部的一把手，他不高兴，大家想高兴都高兴不起来；他高兴了，大家自然就高兴了。部长一高兴，就请客。大家都说部长这客应该请。其实，大家都清楚，部长请客，往往是司机结账，最终这钱肯定不是部长自掏腰包。我们三人随着部长一起进了街道边的小餐馆。这家餐馆离医院近，离武装部也不远。小餐馆没有包房，只有几张桌子。我们四人坐下后，部长开始点菜。部长点了四道凉菜，说：“大热天的，咱们喝啤酒吧。”大家都说行。酒菜上桌，每人喝了一杯啤酒后，部长首先开始划拳。部长是个乐天派，爱玩，喝酒也要划拳。我不胜酒力，玩了两圈，喝了几杯啤酒，头脑就晕乎乎的。我给部长打了一声招呼，示意出去小便去，然后出了小餐馆。其实，我不想喝酒了，想出去躲一躲。小餐馆的对面是医院家属院的大门。大门边站着田茵和陈月芳。我走过去，首先问：“你们又散步去？”田茵说：“跳舞去。你去不去？”陈月芳对田茵说：“人家在餐馆里喝酒呀。”只要她们邀请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愿意的。我说：“我正不想喝酒了。只是我不会跳舞。”小城里正时兴跳交谊舞，我去过几次舞厅，不会跳舞，也找不到熟悉的舞伴，所以我没有学着跳过一回舞。田茵说：“挺好学的。”我望望身后的餐馆，然后说：“行。”我穿过马路，又回到餐馆里，向部长说道：“我喝不成酒了，先走了。”司机笑嘻嘻地说：“是去约会吧？”司机大概看见了我和田茵说话的过程。部长痛快地说：“凯盈能约会就是好事呀，凯盈这年龄也不小了。”我出了小餐馆，走在田茵和陈月芳身边。田茵笑笑，说：“跳舞还要向领导请假？”我也笑着说：“当然了。”陈月芳也笑了，说：“跟上领导，才能进步。”我们三人说说笑笑，向舞厅走去。天色渐渐暗了，路灯亮起来。走到舞厅门前售票的桌子边，我掏钱买票。田茵说：“今天这票得我买。”我说：“我是男的，自然得由我掏钱。”陈月芳说：“想掏钱，以后有的是机会。”田茵执意要付钱，我也不好再争执了。我们买过票，就进了舞厅。舞厅刚开门，人不算太少，但没有几对舞伴进场跳舞，大都坐在边上的凳子上，所以热烈欢快的气氛还没有营造起来。田茵是很大方的，她说：“趁人少，我教你跳几曲。”我和田茵按跳舞的姿势，相互搂拥着跳起舞来，自然，因为我不会跳舞，这舞跳得很别扭。我和田茵跳了两曲舞，就不想跳了。不会跳舞，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在做丢人败兴的事情。我坐下后，田茵和陈月芳两人跳起了舞。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天天和田茵、陈月芳不约而同地去了舞厅。渐渐地，我对跳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跳舞作为纽带，我与田茵和陈月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往越来越频繁。田茵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经常帮助我抄誊稿件。只要我让她抄誊稿件，她再忙，都一口答应了。她好像觉得能为我抄誊稿子，也是一种荣耀。五我在县武装部仅仅工作了半年的时间，就遭遇了出局的困境。那年，全县大规模清退计划外用工。所谓的计划外用工，就是机关的临时工。我是一个农民，能进县级机关当宣传干事，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因此，我自然上了被清退的名单。这次运动的开始，部长还不以为然，对我说：“没事，你就放心工作吧。”八一建军节，武装部邀请县上的领导过八一建军节：“白天打靶，晚上看文艺演出比赛节目。”县上的领导打靶时，我负责摄影，为县上的领导拍摄了方方面面的照片。晚上，我坐在评委席上，给参加文艺比赛演出的节目打分。县委副书记陈玉智就坐在我身后的领导席上。白天他看到我是武装部的摄影工作者，所以晚上他自然也就认识我了。他在我身后不停地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几天后，负责清退工作的劳动人事局的副局长来到武装部，向武装部摊牌：“这是今年全县的重点工作，希望王部长配合我们的工作，清退冯凯盈。”部长说：“我们县武装部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不上去，多次受到过军分区首长的批评，我们才破格招聘了一名宣传干事，所以这个人不能清退。”那时县武装部成了地方的部门，但事实上是地区军分区在安排布置工作任务，属于军地双重领导的部门。部长毕竟是县级领导，副局长不敢硬碰硬地说服部长改变主意，所以就向主管清退工作的陈玉智汇报说：“武装部的冯凯盈不清退，我们的清退工作就搞不下去。”陈玉智是个有背景的人，虽是副职，可影响力不亚于县委书记。他哪能容忍别人在他主管的工作领域耍横，所以掷地有声地说：“这个人一定要清退。”副局长把陈玉智的指示传达给了部长，部长这才觉得不妙，对我说：“我顶不住了，你尽快去找陈玉智沟通沟通。”六我和陈玉智并不熟悉，我试着去请常敬斌出面疏通一下。星期天，我到了县政府的家属院，敲响了常敬斌家的大门。大门开了，大门口出现了一个女孩。这女孩大约二十岁的样子，脸蛋白嫩光洁，大眼睛黑莹莹亮晶晶的，嘴唇红润性感，楚楚动人，漂亮极了，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愣住了。女孩问：“你找谁？”我慌忙答道：“我找常县长。”女孩说：“我爸不在。”原来，这是常敬斌的女儿。我问：“你妈妈呢？”我来过常敬斌家几次，自然也认识常敬斌的妻子。常敬斌的妻子待人热情健谈，也喜欢替人分忧解愁。女孩说：“刚出去，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你进来坐吧。”我犹豫了一下，走进了大门。我进了常敬斌家的窑洞客厅兼卧室，女孩客气地让我坐下。我毕恭毕敬地坐下了，如同我第一次到常家常敬斌让我坐下一样。我问：“我来过你们家几次了，怎么没有见到你？”女孩说：“我在省城读书。”我又问：“上大学？”女孩不好意思地说：“是专科学校。”我又问：“甚时间毕业？”女孩说：“今年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你找我爸有事吗？”我说：“有点事。”女孩说：“我前天回来就没有见到我爸，听我妈说，我爸得过十来天时间才回来。”我一惊，问：“他去哪里了？”女孩说：“好像是出差去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冯凯盈。”女孩惊讶地说：“你就叫冯凯盈？我爸和我妈都说过你。他们说你很有才气。”我忙说：“没甚没甚。”女孩笑着说：“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发觉你像我爸说的冯凯盈。”我也笑了，说：“名字能和人对上号，说明我就是我了。”女孩说：“你说话真有意思。”常敬斌的妻子没有回来，我不好意思久留，就起身告辞了。女孩送我出了大门，并告诉我她叫常宁，还邀请我经常到她们家来玩。我回到武装部大院时，部长一个人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叫了一声：“部长。”部长应了一声，问：“你没有见过陈玉智吧？”我说：“没有。”部长说：“我听说，陈玉智明天到大漠开会去。你抓紧时间和他见一面。”七站在大漠的街头，我想起了周老师。这个我顶礼膜拜的女人，我有几年没见了。她还好吗？她过得幸福吗？我遏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步履匆匆地走到了教研室下边的街道上。我在街道上徘徊了一阵子后，最后选择了离开。天色暗了，我才向宾馆走去。我从部长口里获得陈玉智在地区宾馆开会的消息，就专门坐车来到了大漠。我觉得，在大漠和陈玉智谈话的效果，应该比在佳平县的效果好。在佳平县，找他的人太多，他对我的拜访可能心不在焉，很可能没有心思听我的叙述。在大漠，找他的人少，就更容易接近他，更容易和他沟通。我找到了陈玉智所在宾馆的住房，可是陈玉智不在房间。我就在走廊上来回走动，耐心地等待陈玉智。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陈玉智才回来了。他看到我，客气地说了一声你来了。我们走进客房时，陈玉智又随便和我说了几句客套话。我坐下后，陈玉智问：“你在武装部工作，你的爱人在哪里工作？”我说：“我还没有结婚。”陈玉智看了我一眼，说：“看起来你的年龄也不小了，怎么不结婚？”我长叹了一声，说：“这婚不能结呀。我如今是政府看不起的人。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也成了政府看不起的人。我们有了孩子，孩子也会成为政府看不起的人。你说这婚我能结吗？所有的气让我一个人受就行了，不能再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气。不让老婆孩子跟着我受气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结婚。”陈玉智不满地说：“谁看不起你了？谁让你受气了？你发这种牢骚？认识你的这几天，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轻视的话。在县上，你们武装部算大机关，你这个大机关的干部，说话要讲分寸。”我激愤地说：“我算甚干部！我是个临时工。我爱好文学，我写了好多文学作品，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武装部的宣传报道工作搞不上去，就招聘我当宣传干事。可是在武装部上班才半年的时间，县上就要把我清退出去。陈书记，你说这算不算看不起我？”陈玉智惊讶地说：“你就是冯凯盈？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冯凯盈。”我说：“谢谢陈书记记得我的名字。”我顺手把随身带的几本刊有我的文章的杂志递给了过去。陈玉智接住杂志，翻了翻，说：“清退计划外用工，是全地区的一项工作，我们县上在照章执行。不存在看起谁看不起谁的问题。”我说：“我们农民子女，连当一个临时工的权利都没有，你陈书记说是不是政府看不起农民？要是我是干部子女，还会当临时工吗？我愿意当临时工吗？我不想当正式工吗？当了正式工，还会被清退吗？”陈玉智一怔，问：“你真的不是干部子女？”我说：“我们家庭是农民家庭，我们的亲戚中也没有一个当干部的。只有我一人进了公家的门，也只不过是一个临时工。这临时工还真当不成了。”陈玉智轻轻拍了一下沙发，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劳动局的人说，不清退冯凯盈，清退计划外用工的工作就搞不下去。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有后台的人。我还专门想动动有后台的人。误会了。这样吧，你回去后，不要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避避风头。我不追究，就没事了。年底，清退工作就结束了。我想，尽快把你的户口问题解决了，然后把你转成正式工，你就不用再担心被清退了。我们不使用你这样的人才，使用谁？我们不给你这样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再给谁创造？”我隐隐感到，只要我找领导谈明自己的情况，领导就不会强行将我清退出局。可我没有想到，陈玉智会表态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工作问题。真是意外的收获。一次意外的收获，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八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正坐在办公室看书。父亲问：“这里有没有个冯凯盈？”眼见为实。父亲只听说我在武装部工作，还没亲眼看到我在武装部工作的状况，所以问有没有个冯凯盈，不是问冯凯盈住在哪里。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急忙站起，跑过去拉开门一扑出去了。部长的妻子手一扬，说：“那不是。”我叫了声：“大。”部长的妻子有些惊讶，问道：“这是你父亲？”我说：“是的。”部长的妻子问：“那他还问有没有个冯凯盈？”我笑哈哈地说：“他不确定的事，从来不说。”部长的妻子也笑着问：“他没有确定你在武装部工作吗？”我说：“没见过。”我朝部长的妻子笑了笑，扶了下父亲，向办公室走去。父亲进了门，巡视了一遍窑洞办公室，说道：“你能在这么大的地方工作，我就放心了。”父亲说着，长舒了一口气。父亲坐在硬沙发上，我问：“你怎么找上武装部的？”父亲说：“鼻子底下长着口呀。”父亲和我对话，从来都是一本正经的，这样的话，也是父亲第一次说。看来，他的心情不错。我的心情也不错。刚刚经历过清退的事件，我感到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了。我问：“大，你饿不饿？我给你搞点吃的。”父亲说：“不饿。我晓得你在这里不做饭，下车后到食堂买了一碗面，将吃过。”我说：“你熬累了，上床躺一会儿吧。”父亲说：“行吧，先歇一歇。这天都不早了，今天是赶不成庙会了。”我这才明白，父亲除了看我，还要去赶云雾山的庙会。农历八月十五，云雾山遇庙会。今天是八月十四日，明天是正会日子。我在戏校工作期间，父亲到戏校来过一次，也是在遇云雾山庙会期间来的。我扶着父亲，到了书柜后的床上。父亲上了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怕影响父亲休息，轻轻地出去了。武装部大院静悄悄的。云雾山办庙会，在县上是大事，所以若遇庙会，县上的机关就不正常上班了，赶会的，执行公务的，都向云雾山涌去。我一人在政工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锁上门，出了武装部大院，向街道走去。街道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云雾山道观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道观，庙会期间，西北各地的香客信士远道而来，上香上布施朝拜。小城自然也就热闹起来了。八月十五日是小会。四月初八遇大会，小城更是交通拥堵，人满为患。下午，我回到武装部，看到父亲正蹲坐在我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吸着旱烟，他身边站着部长的妻子。部长的女儿刚从他们县上转学到了小城，部长的妻子也来了，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部长办公室。部长的妻子对我说：“我给宋师说了，你爸来了，让他把饭做上。估计快做好了。”宋师是我们武装部的做饭师傅，原来只给我和部长做饭，现在部长家属来了，宋师只给我和他两人做饭。我说：“谢谢。我还想我和我大一起到街上的食堂去吃饭呢。”部长的妻子说：“宋师做的饭也不比街上的饭馆差。”部长的妻子是个忠厚的妇女，没有官太太的架子，武装部的干部职工都能和她说上话。第二天，我和父亲坐上武装部的小车，到了云雾山山下。云雾山下，到处都是帐篷食堂和露天卖货摊点。父亲沿着卖货的摊点往过走，细细地寻找能赚钱的货物。我跟在父亲身后。在一个卖细绳子的摊点前，父亲站住了。父亲问：“这绳子咋卖？”摊主是个中年人。摊主看了一眼父亲，似乎觉得父亲不是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淡淡地说：“一根五块钱。”父亲又问：“一根两块钱卖不卖？”摊主突然不耐烦地一挥手，说：“走走走。买一根绳子还用得着你这么砍价。”父亲质问道：“你怎么晓得我买一根绳子？”摊主一瞪眼，喊道：“你这老东西，向谁吼叫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有人对我父亲如此无礼。大漠人常说：“你把我打了，要是把我哥哥我父亲打了，我就不让你。”要是真的有人把他的父兄打了，他又说：“你是把我们家的人打了，要是把我打了，我不要你的小命才怪哩。”这是妥协的无奈的硬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草包的语言。今天，对我来说，要是他对我说几句过分的话，我就让了，可是他当着我的面污辱我的父亲，我忍无可忍。我一拳打过去了，打在了摊主的脸面上。摊主一个踉跄，退了几步。我顺手抄起了一个啤酒瓶子，准备应对摊主的反扑。摊主站稳后，不服气地向我走来，我也向摊主走去。父亲急忙推住了我。摊主看到我手中的啤酒瓶，大概意识到今天是遇到了亡命徒，站住了。这时，有几人已经围过来了。一个警察也走过来了。这个警察是县公安局的刑警。叫马庆达，我认识。我说：“庆达，这个人欺侮我父亲。”马庆达走在摊主跟前，质问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