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点出来，梨洲对清朝的态度有条分界线：顺治时期不认可，从康熙开始慢慢地发生改观。我们还曾指出，这条界限直到他已打算承认清朝统治合法性以后，仍然坚持，亦即涉及顺治时期仍奉明朝正朔、康熙以后才使用清朝年号。眼下我们另外再细抠一下：即便康熙朝的头十来年，他也不称清朝年号，经过了大约二十年，才终于不再坚持。这意味着，他态度的改变，有个时间过程，或者说明显有一个思想认识变化的过程。
这过程，既到康熙时期才发生，想必就跟当时的现实有关。而基于那时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又不妨更具体地说，应该跟此时南面为君的爱新觉罗·玄烨有关。
玄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用歧视眼光看，他是一位满洲皇帝，来自文化落后或低等之地；一般抱汉族优越感的人会这么看。若从功利角度，自巴尔喀什湖而迄库页岛，新疆、蒙古直至鄂霍次克海一线在国际法意义上确定为中国领土，事情是他办成的；一些有所谓“雄才大略君主”情结的人不免把他认为这样的对象来膜拜。这两种说法或态度，是最常见的，彼此还针尖麦芒地势不两立。然而，这个人其实还有一面，是平时谈得不多、注意不够的，却或许是他在中国历来统治者中比较突出、有特色的一面。其略如梁启超所论：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是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的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
如果他真是这样一位君主，那确实很让人刮目相看。我们知道，中国帝制所出产的皇帝基本分出两类。一类是恶棍，或如吕留良的后学曾静所称“光棍”，他曾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这种类型的君主当然是最多的。另一类，即所谓“有作为”“雄才大略”者，虽然偏少，但也可以找到一些。各王朝大致规律是，开国一代至二代君主，易出现前者，往后则多半为恶棍所充斥。他们之间无疑是有高下的，所谓“下”，不必说，为非作歹、无所不至；所谓“高”，其实也并“高”不到哪儿去，无非是能够开疆辟土或令国势一时强盛。玄烨算是后者当中一员，但是他若仅限于此，也真的没有什么超出历史水准之上的特色，不值得我们刮目相看。
概而言之，历史上皇帝如若无能，自然走无赖路线，只管蛮不讲理；设若有些能耐，也极少是美事，通常都强势压人，唯我独尊而令天下拑口。盖皇帝一物本是专制之果，他们无论有能无能，“老子天下第一”的含义早预先内嵌其中，而与自由最相排斥。所以历来皇帝不难于无赖，也不难于霸道，唯独难于“比较有自由思想”。试看自嬴政为“始皇”以来，能有几个皇帝当得起此语？
况且，玄烨还是一个“外来的”皇帝。满清以外族入主中国，第一算是入侵者和占领者，第二文化上比较落后、为汉人瞧不起。冲着这两条，满清皇帝很容易采取高压政策，用严酷手段压服境内。清朝在其站稳脚跟的大约一百年中，确实是这么做的。从顺治到乾隆间，都可谓血雨腥风，因薙发令杀人如杨廷枢，搞各种文字狱，或借经济问题杀戮士绅，康熙朝也是这过程中的一段，出了不少大案子。平时我们谈清初文字狱都是“康雍乾”并称，这种印象与梁启超“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的表彰很不一致，那又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讲的，梁启超已点到：“他早年虽间兴文字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对此，谈康雍乾文字狱者常常忽视。康熙间文字狱取其广义，即针对士绅和知识分子所兴之狱集中在初年，如“奏销”“哭庙”两案都发生于玄烨甫继位不久，而“庄廷鑨明史案”定谳于康熙二年，“黄培诗案”则是康熙五年的事。彼时，玄烨要么尚在髫龄，要么并未亲政，都是代其柄国的辅政大臣之所为，不能让他来负责。
不过，梁氏“早年”、“亲政以前”等字眼也有所误导，似乎玄烨亲自掌权之后没搞过文字狱。不是那样。他不但搞过，且有一桩还非常著名，这就是“南山集案”。
《南山集》是翰林院编修、桐城人戴名世的一本文选，里面所收《与余生书》提到南明几位皇帝及其年号，且露出一些感慨。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据以疏参，戴名世下狱，并牵出汪灏、方苞在内许多人，最后戴名世被处死。此案影响甚大，历来与“庄廷鑨明史案”“吕留良案”并称清初文字狱三大案。
这案子由玄烨亲裁，先前一些案子他还可以发生在亲政以前为由摆脱干系，“南山集案”却铁板钉钉是他的作为，梁氏所谓他“是阔达大度的人”，“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岂非不攻自破？
这又要说到两点。第一，他是满洲皇帝，毋指望他是个例外，对于非议、质疑满清权力合法性的言行不采取行动，他也一定会制止和加以惩戒，这对他来说是必然的，不可能无所表示。第二，要看同样性质的案件，他是怎么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在清楚地意识到他必有所行为的同时，要更多地注意他的做法有何不同，是轻是重，是比较宽仁还是嗜血贪暴、唯恐出手不重。
我们把前后的类似事件先看一遍。
“奏销案”：“绅士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闻奉有免解来京指挥，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
“哭庙案”所有十八人“不分首从，立决处斩”，内中就有金圣叹。行刑之日的情形：“是日也，十案共有一百二十人，凌迟廿八人，斩八十九人，绞四人，分五处行刑。抗粮及无为教案，斩于三山街，四面皆披甲围之，抚朱国治监斩。辰刻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土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时人暗于诗中论之：“巧将漕粟售金银，枉法坑儒十八人。”
“庄廷鑨明史案”，已逝的案主庄廷鑨被开棺戮尸，尚存人世的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年十五以上共七十二人处死，其中十八人凌迟，余者杖毙、斩首、绞杀，另有数百人充边。
“吕留良案”，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十二日判决，吕留良及长子葆中即吕公忠，后改名葆中戮尸枭示，次子毅中斩立决，孙辈后人俱“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财产充公；十二月十七日判决，吕门弟子严鸿逵“应凌迟处死，已伏冥诛，应戮尸枭示；其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严鸿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另有吕、严之友朋门人等二十余人及家眷，或斩或流或充奴。
反观“南山集案”，则仅戴名世一人被处死。
刑部上报的拟刑方案原是：一、“戴名世依律凌迟处死，家产入官，安徽巡抚解来戴名世之弟戴平世依律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俱查拿送部，依律立斩。戴名世之母女、妻妾、姊妹之子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依律给付功臣为奴。”二、因本案牵出的《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依大逆律凌迟，今已身死，咨行该巡抚，剉碎其尸，财产入官。方孝标之子方登峰、安徽巡抚解来方孝标之子方云旅、孙方世樵照律皆斩立决。方孝标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俱查出送部，依律斩决。方孝标之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三、为戴名世书籍作序或收存书版的汪灏、方苞“绞立决”。四、其他涉案相关人员或族人，“逐一严查，有职衔者革退，除已嫁出之女外，一并发遣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处，酌情拨与乌喇、宁古塔、伯都讷等处安插。”
以上方案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具题上报，直到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方才奉旨。研究者认为：“一个情况不太复杂的案子用了一年多才得以判决，反映了康熙皇帝的谨慎态度”。及旨出，刑部方案中原来数十乃至上百位问死者，变成仅余戴名世一人，量刑也全部从轻。玄烨的具体裁决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改问斩；原拟处斩者“俱从宽免死”，改为“充发黑龙江”；其余“这案干连应斩绞及为奴安插流徙人犯俱从宽免罪，著入旗。”其中方苞，先是免死，继而仅过一个月又蒙“特命召至南书房效力，后又改直蒙养斋，编校书籍，康熙六十一年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总之，“南山集案”虽名列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但若与“庄廷鑨明史案”、“吕留良案”等作一番实际对比，会发现它把杀戮控制到了最低。从中，我们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和其他满清皇帝一样，对眷念前朝、挑战本朝权威的言行，玄烨明白表示他将给予惩处；然而，当需要拿出具体处置时，玄烨态度比较克制，沉吟掂量，并不以恣行诛戮来泄忿或恫吓天下。将此分别辨之，前者如我们所已指出的，在他而言实属必然，不可能坐视不论。但是，第二点却显出了重大不同。
君主操柄，简言而之，“恩”“威”二字而已。刻薄者脑中只有“威”，唯恐臣民不知其威、不慑其威，“奏销案”“哭庙案”“庄廷鑨明史案”“吕留良案”等，背后主导思想明显如此。较理智一点，则“恩”“威”并重，既要你诚惶战栗，又要你感戴其恩，以伏获人心。玄烨处理“南山集案”，粗略来论谓之有“威”有“恩”，细予观察则较“恩威并重”更进一步，偏于“恩”的考虑多一些。或许，他的心路历程前后也有较大变化，以“威”始，而当最后拿出决定时主要落在“恩”字上。我们推想，迟迟未就刑部题本做出批复的一年多时间，玄烨心情大约经过了某种沉淀和过滤，“威”的诉求逐渐淡化，从而最后降下的旨意对嗜血的冲动有主动和相当程度的克制。虽然最好的结果是他能够一个不杀，连戴名世亦予保全，但那显然不是十八世纪初叶的文明水准。事实上，与其他相似案件一概血流成河相对比，玄烨把不少于数十人被问死罪的刑部原判改为仅斩一人，已属惊人的宽仁。
这种宽仁，源自比较理性的认识。康熙五十七年七月，玄烨与大臣论其执政理念：
此后当益加详慎批发，且昔听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谕伊等：此内有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但惩恶所以劝善，亦有不可宽宥之处；圣人法内有仁，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朕于此尤加详审，从无少忽也。
他既讲“不以杀人为意”，又讲“惩恶所以劝善”故亦不得不有，进而讲法度目的在于扶“好人”抑“恶人”，使社会向善，内涵是“仁”，亦即要对社会起积极正面作用。他自称“于此尤加详审，从无少忽”，平时也常有“朕治天下，惟宽仁是务”之类自况，这些究竟是漂亮话，抑或可以采信，我们并不看他说了什么，而看他的言谈只是空洞辞藻，还是含有清晰的思路和理念，而上面所引一番话，正反两面、情理蔼然，明显是有思考、有逻辑、有来历，不基于一定认识讲不出来。
我们对于帝制并其产品皇帝，自根柢上加以排斥，是因这种事物集天下之大私，亦即梨洲所痛斥的“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但我们不必认为每位皇帝都将秉此制度之恶而坏得如同一个人，以致没有谁可稍稍例外、以个人禀赋不同而有所脱略常态之外，那也不免过于形而上学了。虽然史上泰半皇帝习惯于作恶或是惫懒之人，但偶尔确有处在这类情形之外的例子，比如被朱棣推翻了的建文帝，又比如这位康熙皇帝。朱允炆是因自小的教育，祖父朱元璋把他父亲朱标用正统的儒家伦理教育成过于仁柔之人，而他显然以父亲为榜样，从对父亲的模仿中也变成那样的人。而玄烨在皇帝中的异乎寻常，或许是因天性特别好学。
梁启超高度赞扬了玄烨的这种天性，特意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康熙帝自身对于学问之态度”提出一论。说他“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得他们(指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他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相当的常识，《资治通鉴》终身不离手”，“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鉴赏能力”，“这些都是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任公虽曾政治上保皇，但以上叙述都以史实为依据，我们便借他的简要概括来观玄烨好学的一生。
不要小看“好学”这两个字。我们知道诸多惫懒的皇帝，共同特征每每是厌学，在明代，武宗和熹宗这两个混世魔头就很典型，恨不得一生一世都用于玩耍嬉游。人们读书、学习，是为提高自己、成材，对社会有用。而皇帝自认为没这个必要，他们生下来广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想怎样便怎样，哪里会有一点读书、学习的积极性？所以，通常皇帝都和武宗、熹宗一样，绝无好学之念，怎么快活怎么来，对读书那种苦差事只会深恶痛绝。反过来说，他们所以一般都渐渐变成品质很坏的人，至少部分原因也在于不读书，由于不读少学，而不明事理、不知善恶、心中没有起码的做人的规矩和尺度。曾静称皇帝们是“光棍”、主张“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背后意思其实是做皇帝的人一定要读书，使他们变成懂道理并能够讲道理的人。也恰恰因为帝制这邪恶制度意味着皇帝其实天生可以不读书，玄烨的好学才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他本不必苦自己，花费精力、时间在学习上头，而明明可以花天酒地、纵情享乐；就算那样，谁又能奈其何？然而他却对读学之事保持了一辈子的热情。这也许与责任感有关，亦即他颇欲作为有为的君主留之于史。但仅此还不足以解释，他的好学明显超出了经国治政的需要，很多方面处在纯知识的层面，显示他求知欲特别强烈，或者对成为有高等涵养之人拥有特殊渴望。他何能如此？坦率说我们也并不知道可靠的答案，勉强道来，只能归诸“天性”。这自然有点“唯心论”，可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有时确实溯不出一个清晰的根由，而不得不推于“天性”；尤其是出身、家庭、教育、社会经历相同或无大差别情况下，比如一母同胞之间那种判然不同，除了归之禀赋，真的想不出更好的解释。同是皇帝，又同样是冲龄继位，康熙与天启的天悬地殊，以我所了解的史况，暂时只有从个人品质的方面来看取。
玄烨为政之所以能有“宽仁”意识，我觉得实际是他肯读肯学，复因肯读肯学而遇事能讲道理、不滥逞威权、靠蛮横来解决问题。
我们以清初新旧历法之争说明这一点。
中国历法自郭守敬之后，缺乏研究，三百年没有修改，误差很大，万历间几次测日月食不准。随着传教士东来，欧洲在这方面的优势渐被认识，徐光启积极为之倡，崇祯皇帝遂命徐光启与汤若望等修订新历法，撰成《崇祯历书》，但因明亡未克颁行。
顺治元年十一月，清以汤若望掌钦天监，继续改革历法。顺治二年，汤若望在《崇祯历书》基础上修成的《时宪历》，由清廷颁行。然而之后新历饱受守旧势力攻击，终至于康熙五年杨光先上疏“斥汤若望新法十谬”，“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鳌拜等认为“事犯重大”，提出“汤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朱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皆凌迟处死；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皆斩。”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杜如预、杨宏量勘定陵地有劳，皆免死，并令复议。”而鳌拜等复议后，只同意汤若望改流放，“余如前议”。最后旨下，“汤若望等应包括杜如预、杨宏量在内并免流徙”，而李祖白、朱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五人问斩。“自是废新法不用。”
某种意义上，此事亦可谓清初文字狱之一，且事涉外国人。
玄烨亲政仅一年，即着手为此翻案。阅《圣祖实录》，得其线索如下：康熙七年八月三十日，礼部等衙门议复历算“差错太甚”，玄烨命现任钦天监监副吴明烜（他和杨光先，是反对汤若望新历最得力的两个人）认真推算，然后“进览”。十一月廿一日，礼部又“遵旨议复候气之事”。“候气”乃古时测验节气的方法，时已失传，时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奏称：“用法失传，今博访能候气之人，尚在未得。臣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礼部认为：“杨光先职司监正，候气之事，不当推诿，应仍令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以求候气之法”，玄烨“从之”。康熙八年正月廿六日，议政王会议讨论南怀仁就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所上奏章。玄烨下旨，命大学士图海等会同钦天监，共二十位大臣在观象台当场验证。结果南怀仁说的每一条“皆符”，而吴明烜每一条皆“不合”，于是大臣们据此回奏，应“将康熙九年一应历日，交与南怀仁推算”，亦即历法工作重交西洋传教士办理。但玄烨并不满意，而是下旨重审汤若望案，将问题从头搞清：
杨光先前告汤若望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杨光先何处为是、据议准行，汤若望何处为非、辄议停止，及当日议停今日议复之故，不向马祐、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问明详奏，乃草率议复，不合。着再行确议。
二月初七，议政王会议重新提交了比较专业的报告，说原因出在历法体系不同，吴明烜所用为中国古法“百刻历日”，传教士们所用乃“九十六刻之法”，“百刻历日，虽历代行之已久”，但南怀仁的方法，经验证却更“合天象”，当时所以禁弃后者，是“妄以九十六刻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用我们现在话讲，完全出于“排外”。会议建议，对杨光先等“应革职，交刑部从重议罪”。玄烨批示：“杨光先着革职，从宽免交刑部。余依议。”至此，康熙五年被废的汤若望新历复行启用，也即《清史稿》所述之“二月庚午，命行南怀仁推算历法”其后至今，中国农历都是沿用汤若望、南怀仁等的西式方法推算的。
同年康熙八年八月，玄烨为汤若望彻底恢复名誉，特派礼部官员前往汤墓致祭，文曰：
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坊间有说，玄烨亲政不久即着手翻汤案，是因这位传教士曾助他得为储君，故而报恩。魏特那本有名的《汤若望传》写道：“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底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此处“皇帝”便是顺治，而那庶出的皇子则即玄烨。汤若望深受顺治皇帝信任，当时天花肆虐，汤若望从科学角度建议以出过天花的玄烨祧承皇位，得顺治首肯。此事清宫档案虽讳莫如深，但魏特其书态度严谨，应非向壁虚构。然即令如此，玄烨之翻汤案，却不见得出于私心。我们看他澄清事实的全过程，相当注重客观，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检查争论双方的正谬，根本是一种尊重知识的态度。并且，虽然当初杨光先等人在权臣支持下，对新历法一方采取了迫害方式，玄烨却并未立意报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仅将杨光先撤职而已，“从宽免交刑部”，连罪也不曾治他，不能不说再次显示了“宽仁”。
所以，这位“满洲”皇帝，不仅全非惯常想象的“腥膻”模样，且比之许许多多“华夏”之君，他表现得更加文明、理性。我对于清之代明就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不能给予好评，但不会贬低玄烨个人，抹煞他在历代皇帝中的杰出。限于内容，以上仅从少量事例和侧面粗觇其人，读者若欲了解更深，尽可自行扩展阅览面以验究竟。末了再引一段他在六十岁出头时候的自况：
朕自幼读书，听政已久，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命天下承平无事，凡属老幼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
都是表扬自己的话，至于肉麻不肉麻，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揆诸事实，“自幼读书”四个字总是不错的，没有夸张。“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命天下承平无事”一语，他也算做到了，尤其考虑到他御宇达六十一年。刨去亲政前的七年，也有五十四年，这么漫长的岁月，对任何政治家都是极严峻的考验，能基本保持不昏庸不膨胀，谈何容易。他能做到，并非偶然，早在亲政之第六年也即年方十九岁时，他就说出这样一段话：“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戚，深可为鉴。”谙于帝王史的人，都不难体会这段话字字珠玑。从来登了“圣上”之位的人，克制住“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冲动，愿意“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真得有大胸怀、大仁爱，对此我们当代人的感受恐怕就特别深刻，而当玄烨还是一个十九岁小伙子的时候，便悟出这番道理，不由你不对他肃然起敬。
当然，“凡属老幼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这句听起来有些吹牛。究竟如何？作为他统治时期的国民，梨洲兴许可以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