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明夷待访录》与“俟虏之下问”无涉，忽又记起一条证据，即吕留良之识梨洲，正当《明夷待访录》写作前后，而吕则恰因与梨洲结识，受了很大触动，使自己的反清思想明确起来。此断然可证当时梨洲思想尚无有与“现实”和解的迹象。
但之后几年，梨洲确有变化。这种变化回避不了，也不必回避。
简而言之，待梨洲走到生命尽头时，他已不再以清朝为敌。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不存丝毫疑义。问题有二，一是他究竟从何时起生出这种变化，二是他为何能有此变化。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以我对梨洲生平的爬梳，其最早苗头出现于1667年，表现辄即始与姜希辙交往。
姜回籍待缺，时在康熙元年（1662），但梨洲显未立即与他接洽上。他们虽然过去同为刘门弟子，此时却一个在为现政权做事，另一个刚走出抵抗者生涯不久，从思想到身份，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他们恢复交往的时间，梨洲载得很是具体：“丁未九月，余与姜定庵复为讲会”。丁未即1667年。走到一起的原因，是“复为讲会”，即为了重振老师之学。为什么不早不迟是丁未年？我们再摸一摸线索。梨洲述他晚年轨迹是“终厕之于儒林”，而这轨迹在1665年获重大进展，万氏兄弟引陈锡嘏等二十余人前来受业，求授刘子之学。梨洲忽然间隐隐有了一点宗师气象，从意识到行为都受到很大激发。第二年即1666年，他一边在语溪梅花阁教书，一边抽空到海昌（海宁古称之一，“盐官本属嘉兴，吴立为海昌都尉治，此后改为县也。”）偕陆嘉淑造访同为刘门弟子的陈确，然后三人又齐至黄道周高足朱朝瑛家访谈。“公读其所记《五经》，剧谈彻夜，谓生平大观。”至此可以说始有“厕之于儒林”的心气儿与势头，而他想必也乘势而起，与同学故交联系大增，应是这样和人在绍兴的姜希辙、张奠夫诸同门接上关系，并一致决定就重振师学展开合作。以我们所知，他们商拟的计划包括恢复证人书院，整理、编辑和出版刘宗周遗著。
也就是说，与姜希辙续缘，由头为振兴刘子之学。应该说，这本身是梨洲晚年“厕之于儒林”轨迹自然而然的至遇，并非刻意为之。这一层，吕晚村见不到抑或有意予以抹煞，而更多强调和凸显梨洲“趋炎附势”的动机。我们居旁而观，却觉得线索比较清晰，是二三年来梨洲学者生涯大获改观和起色的结果。
然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姜希辙固然师出同门，却毕竟是梨洲正式打交道、建立私人关系的第一位满清官员。梨洲动机再“学术化”，这种交往本身也有诸多无法回避的思想意识或现实实际的问题。清初明遗民中有“海内三高士”之称的徐枋也是梨洲的朋友，对当朝官员的求见，一概谢绝。长洲县知县田本沛求见，徐枋拒曰：“经年伏凷，鸡骨支苫，身不胜衣，口绝粥，余气游魂，百事尽废，所欠惟一死耳。执事试思鲜民之生也如此，而尚能扶之而起，令入世法乎？”世法云云，有这样的潜台词——你们这些满清的官员，我们以何礼相见呢？其含义，从另一处可以参见：徐枋师母逝世，徐枋自己不入城市，派子孟然代往吊唁；为此，专门致信好友葛瑞五，请他督导孟然：“惟吾兄敦古人之谊，教以隅坐随行之礼，勿作世法，则感荷无量。”即知“世法”实指满人礼俗，徐枋绝不欲子有染。姜希辙并非布衣，是待缺在籍的官员，与人接交，总有什么地方牵涉满清规矩。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梨洲想要全避“作世法”之嫌，显然办不到。对此，之前他自己心中亦必曾掂量过，他怎么想？又是怎么看的呢？很值得体会。吕留良将他开始与当朝官员交往，视为严重信号，非无道理。
总之，梨洲就此开启其与朝中人物过从的序幕。1671年，在绍兴古小学接受一位名叫鲁栗的庶吉士来访，又接待了郡守张某的拜访，但对后者“请修郡志”之邀，“辞焉”。
1668年，这种交往达到一次高潮。时任海宁县令的许三礼，请梨洲讲学。许三礼算是清代海宁历史上比较出名的一任长官，其所主修的《海宁县志》颇为重要，此次延梨洲到海宁授学，或也有一点在地方上“抓广大干部思想教育问题”的意思。《留别海昌同学序》述曰：
岁丙辰二月，余至海昌，酉山许父母以余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戒邑中士大夫胥会于北寺，余留者两月余，已而省觐将归，同学诸子皆眷眷然有离别可怜之色。
他称许三礼“父母”，是公然承认清朝地方官员的权威了。“以余曾主教于越中甬上也”一句也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信息，即许三礼所以邀梨洲讲学，是基于近数年梨洲在绍兴、宁波讲学建立起来的学术影响，可见梨洲“厕之于儒林”的事业有了如何长足的发展。这次在海宁，梨洲前后讲了两个多月，不可谓不隆重。上述引文中更不可错过的信息是，许三礼“戒邑中士大夫胥会于北寺”——要求县内有职或功名者，都来听讲；戒，有下令或通告的意思。这说明，梨洲海宁讲学与普通的学人之间交流不同，明显具官方色彩。
又据《黄宗羲年谱》：“昆山徐果亭秉义宫詹来，健菴大司寇遣门人彭羡门孙遹来。”徐秉义号果亭，健菴是徐乾学的别号，他们是昆山徐家两位亲兄弟。他们另一位昆仲，叫徐元文。此弟兄三人，十分了得。徐元文率先于顺治十六年（1659）中状元，继而兄长徐乾学在康熙九年（1670）成榜眼，三年后（1673）弟弟徐秉义又成榜眼。时人谓之“昆山三徐”“同胞三鼎甲”。梨洲海宁讲学，时当康熙十五年，正是三徐神话炙手可热之际，而徐秉义亲自赶来听讲，徐乾学本人没能来但派了彭孙遹捧场。这彭孙遹乃顺治十六年进士，与徐元文同科，较徐乾学还早上好些年，不知《黄宗羲年谱》缘何称他为徐乾学“门人”。据《清史稿》“文苑传”：“彭孙遹，字骏孙，海盐人。父期生……”乃父彭期生与梨洲一样，都是刘宗周弟子，《刘子全书》卷前《蕺山弟子籍》中，彭期生名字即列于陈子龙之后。可能因这层关系，徐乾学请彭孙遹充当他的代表，到梨洲讲学现场以示支持。至于“三徐”中的那位状元公徐元文，这里虽未提到，但他同样是梨洲的仰慕者，后来曾向玄烨举荐梨洲。
据黄百家《行略》，海宁之后，“越倅许公虬请主讲郡城，郡守李公铎请主讲于府学明伦堂”，州郡副长官称“倅”，换言之紧接着绍兴正副长官也都请梨洲办讲座，那自然也是官方性质的。这三次讲学，虽然黄百家说“府君虽勉强应之，或皆非本意也”，意谓梨洲颇有其不得已。然客观上，毕竟是愈来愈多、愈来愈广地与现政权官员有了现实交集。
态势在继续发展。翌年（1669），侍讲学士、玄烨近臣叶方蔼托梨洲弟子董允瑫捎来三百五十字长诗，称道梨洲的家世与学问：“会稽有大儒，世系出忠门”，“六经探奥窔，百氏穷渊源”。重要的则是这几句：“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兴朝即清朝，游说梨洲出仕；“北面修盛典，宪乞礼数勤”，告知朝廷将大兴文教，欲礼敬梨洲；“予亦得挟册，函丈时相亲”，函丈指讲学的坐席，叶放低身段，表示自己愿像挟册的学生，随时请教梨洲。梨洲以诗答，表示了推辞，但答诗篇幅之丝毫不逊，透露他内心对于当朝这样一位显要这样隆重的瞩目，是相当郑重其事的。
之后，叶、黄还不断有往还。
叶方蔼之外，又有汤斌。他是清初理学名臣，一生做过明史总裁、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南雷诗文集附录》收汤斌致梨洲信两件。第一件据《黄宗羲年谱》点校者王政尧先生考之，写于康熙二十年（1681），但此信起始便道：“戊申承先生赐《证人会语》……”，戊申乃1668年，即梨洲与姜希辙恢复绍兴证人书院的第二年，《证人会语》正是编于该年，而梨洲主动联系了汤斌，将这份资料赠送于他，据此来看，汤斌或许还是继姜希辙之后梨洲接洽的第二位当朝人士。此后十来年间，他们大约断续有联系。第二件，年份不详，倘依第一封信而断，“四年以来”或指康熙二十四年（1685），这年对两人交往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他们终于见面了。康熙二十三年，江苏巡抚出缺，康熙皇帝就把汤斌派来任这个抚台。第二年十月，梨洲跑到苏州会晤了汤斌，随后由徐秉义亲自迎接，一起到昆山再与徐乾学聚首。从汤斌两封书信看，他与梨洲交往主要还是从学问角度和层面，不像叶方蔼以在官的身份从事说项。尽管如此，与这种人打交道，仍然显示了某种态度。何以见得？我们拿徐枋为参照，就看出了分别。与会晤梨洲同一年，汤斌专程拜访徐枋。他除去官服，只着便装，不携任何随从，只身入山。罗振玉《徐俟斋先生年谱》记之：
睢阳汤公斌抚吴，屏徒从，微服访先生者再，先生预走避，留老苍头宿门外，扣门不启。汤公喟然曰：“贤者不可测如是耶？”徘徊久之乃去。君子两贤之。是岁，汤公建祠于虎丘以祀文靖，杨明远处士炤以诗纪之。
来访不止一次，徐枋都躲开，只托村里一老头替他看门。要说汤斌此来，脱了官服，意思明显是只以学者相见，不涉政治，徐枋也硬是不见。汤斌的诚意大概不用怀疑，但在徐枋，你虽身着便装，我却不便装作对你满清大僚身份视而不见，故坚决不见。汤斌为表心意，当年在虎丘新塘桥为徐汧（徐枋之父），乙酉死国赴水处，建一座祠堂纪念他。对此，徐枋亦不为所动，无分毫表示，只有徐枋朋友杨明远去祠堂看过，回来写了一首诗。梨洲之交汤斌，单独看好像是纯学术的，与徐枋一对比，就显得也不那么简单。
这许多的迹象，一点点积攒，就带来了最终的变化。
什么变化？细心读者或已发现，本节我们的书写，频繁出现清朝年号，而此前明未亡时我们都用明朝年号，明亡后则仅书干支。这样做，原是有用意的，为了尊重和暗中体现传主的思想感情。但在本节中，一直隐去或以小注方式出现的清朝年号，却堂而皇之进入正文，这同样取决于传主自己的态度。古时中国以王朝年号表示政权合法性，书何年号即代表心中承认何政权，即所谓“奉正朔”，哪怕江山已然易手，书者若并不认当下政权合法，辄以避书其年号为方式。这方式据说是由陶潜开创的：“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过去，梨洲坚持这种方式，拒书清朝年号，但近年态度不知不觉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据方祖?儘J
先生的研究，“写上清廷帝王年号，一直在康熙十七年他为人写的墓志铭都未曾有过”，“从康熙十九年他作《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后，则在他所作的墓志铭上连续出现了清廷帝王年号”，“从康熙二十一年后，则每篇都出现了清廷年号”。亦即从康熙十七年起的三四年，完成了这个变化。当然，以上仅是就墓志铭类文章而言，梨洲最早或首次使用满清年号的出处，尚不能断言，也许还稍早亦未可知，那要逐文梳爬方可确知，这里恕笔者偷懒不去做这个笨功夫。但根据我读梨洲的印象，也有两点可以补充：一、他对满清年号的使用，只及康熙；二、凡涉康熙以前事，即便梨洲已当对清态度变化的暮年，他心中的想法也是不用清朝年号。这两点总括起来就是，梨洲对清朝的承认，从康熙朝代开始。这是有明确旁证的，《行朝录》序曰：
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
“荏苒三十载”，表明编撰发生在三十年后，倘以辛卯年（1651）舟山陷落为标志，则此时乃1681年亦即康熙二十年，正是梨洲开始普遍使用清朝年号的时候，而“义熙以后之人”之句则透露了他对清朝统治区别待之的立场。通过刚才所引《宋书》，我们已知“义熙”典出陶潜传，具有以何年号为正统的意思。梨洲忽然提到“义熙”，显然是借此暗指对于满清所称的顺治十八年，他内心仍只奉明朝正朔，故当回忆那段往事时，他郑重地属上“左副都御史余姚黄宗羲梨洲氏书”，以表明到那时为止自己的身份。
抠着这一点予以细辨，很有必要。它关系到梨洲所以转变的一些很具体的原因，稍后我们可以明之。
在未尝展开来论之前，为简要起见，我们不妨先对读者给出以下概念：康熙年间，前反清斗士、为之九死一生并在《留书》中宣示过强烈民族情绪的黄太冲梨洲先生，逐渐地消除了对满清的敌意，在心中承认了其于中国的统治的合法性。
这当然是惊人之变，既为当时与梨洲有相仿经历的人所少有，过了几百年后，如果不明就里而从一般“民族大义”看也断难接受。它几乎是梨洲其人一生最让人错愕不解的地方。有人就此鄙弃他，也有人枉然地想否认他已与满清和解。究竟如何呢？涉及好几个方面，容我们逐一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