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11月5日，新泽西州克利夫赛德帕克市。
妈妈把我从床上弄醒，焦急地说：“出事了。”
当时我刚7岁，穿着印有忍者神龟图案的睡衣。我习惯了黎明前被唤醒，但一般都是爸爸叫醒我，让我跪在放有清真寺小尖塔的地毯上祷告。在那之前，我从来不曾被妈妈半夜叫起来。
那是深夜11点。爸爸不在家，他在泽西市的清真寺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使夜深人静也不回家。但他仍然是我爸爸——风趣、慈爱、热情的爸爸。早上出门之前，他还再一次尝试教我系鞋带。
他出事了？受伤了？去世了？我不敢问妈妈这些问题，因为我太害怕了。
妈妈一脸愁容，以前几乎没有这样过。她皱着眉头说：“萨克，尽快穿衣服，然后将你的东西放到这张床单上，将它们扎紧。你姐姐会帮你的。”
我不知道放些什么，妈妈说：“所有能穿的衣服都带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回来。”
打好包裹，我和姐姐、弟弟走到客厅。妈妈已经给爸爸在布鲁克林的堂兄打电话——我们叫他易卜拉欣伯伯，或者只叫他安穆。妈妈同他激动地说着，左手紧紧地抓着话筒，右手紧张地扯她的头巾。电视机开着，放的是即时新闻。妈妈看到我们3个在看电视，赶紧将它关了。
妈妈背对着我们跟安穆·易卜拉欣在电话里交谈了相当长时间。刚挂了，铃声又响起，是爸爸在清真寺的朋友打来的。
我们能搬走的东西都堆在门边。妈妈在房里走来走去，一遍遍地检查她的手提袋。她带齐了3个孩子的出生证，如果有人要看，可以证明她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对我们说：“你们的易卜拉欣伯伯要过来接我们。”她没说的是：犹太防卫联盟的创立者、一个名叫迈尔·卡亨的军队教士在纽约万豪酒店的舞厅刚做完演讲就被一名持抢的阿拉伯男子开枪击中。枪手逃离现场时还打中了一个老人的腿。他钻进一辆等在酒店门口的出租车里，但很快又跳了出来，开始拿着枪在大街上奔逃。美国邮政局的一名执法者刚好经过，与仓皇奔逃的枪手交了火，枪手当即倒在地上。新闻播音员忍不住提到了一个残酷的细节：卡亨教士和暗杀者都被子弹打中了颈部，两者都可能无法活下来。
电视台一直跟进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妈妈在客厅里听到迈尔·卡亨这个名字，抬头看了一下电视屏幕，看到了那个阿拉伯枪手的镜头：那是我爸爸。
后来，爸爸活了下来，但卡亨不治身亡。在纽约阿提卡州立监狱等待审判时，爸爸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我和妈妈也很愿意相信他。
美国联邦探员搜查了我们的家，搜出了一些资料。同时，当时还未被世界大多数人所知的奥萨玛·本·拉登也捐助了爸爸的律师费。最终，法庭以非法拥有武器和其他指控判他7到22年监禁。
那些年，有人威胁要杀死我们和妈妈，我们不得不到处迁徙，生活十分窘迫。可悲的是，爸爸作为一名恐怖分子的事业仍未结束。
二
1993年2月26日，新泽西州泽西市。
我快10岁了，在学校受欺侮好几年。我可能永远也想不出为什么我总是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坏小子们最新的把戏是等我去开储物柜时，抓住我的头往上面撞，然后一哄而散。无论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校长总是说他要“公平地对待各方”，所以我往往和那些坏小子一起被关禁闭。
一个星期五，妈妈让我待在家里，等我克服了“心里的虫子”再去学校。我和她都把生气和害怕称为“心里的虫子”。
我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突然，电视里播放即时新闻，世贸中心北楼发生了爆炸，现场有很多联邦探员，一片狼籍，看上去非常可怕。
不久，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浮出水面：我爸爸在阿提卡监狱策划了那次恐怖爆炸。他利用探监者当中间人，跟外面的同伙联系。其中的一名同伙是他以前的导师“瞎眼谢赫”。政府调查发现，谢赫不仅参与了世贸中心北楼的那次爆炸，还签署了一项更加致命的计划，如果那个计划实现，10分钟里将有5次爆炸案分别在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华盛顿大桥和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办公楼发生。
1995年秋天，政府最终翻译出了卡亨被杀后从我家搜走的资料，确定了卡亨被杀是一个阴谋的一部分，并为此谋杀案和他在世贸中心爆炸案中的角色对我爸爸进行重审。
爸爸仍然坚持说他是无辜的。我相信他，因为我才12岁。妈妈对他有怀疑。爸爸激昂地对妈妈说，有人陷害他，并大声地命令她给法官写信，打电话给巴基斯坦。
最终，爸爸被判终生加15年监禁，没有假释。
在新一轮的定罪中，我们曾看到爸爸一次——在纽约的大都会惩教中心。爸爸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走过来拥抱妈妈时，妈妈第一次挣脱了，她说她觉得自己要呕吐了。很多年里，妈妈会尽力安慰我们，说爸爸爱我们。但她总是记得在纽约的大都会惩教中心那一幕，她自己在内心都放弃了。
爸爸辗转于全国各个戒备森严的监狱，即使我们想去看他，也付不起路费，妈妈只有钱付爸爸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我无论怎样都不想跟他说话，他总说相同的话，“你祷告了吗？你对妈妈好吗？”我想说的只是：“爸爸，你对妈妈好吗？你知道她一直以泪洗面吗？”但是我太害怕了，不敢这样说。
三
妈妈要求离婚，我们都改变了姓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四处迁徒，甚至在埃及短住过一段时间。最后，我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
我18岁时得到了一份工作，并交了一些朋友，开始会欣赏来自不同背景的人。
我始终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使爸爸选择了恐怖主义，并为我的血管流着他的血液而感到非常难受。很长时间，我的心里装着害怕、生气和自我嫌恶，我不知所措。
现在我知道了，爸爸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蓄意杀人的恨来自于教唆和强行灌输。它是个谎言，一个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谎言，是爸爸选择相信的谎言，也是爸爸希望传递给我的谎言。但是，我拒绝被这些恨充斥内心。他无法阻止我跟那些他妖魔化的人交往，我发现他妖魔化的人是我关心的人和关心我的人。偏执会让人缺乏体验，我拒绝偏执。
我妈妈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从未动摇，但她像大多数穆斯林那样，完全不是狂热之徒。18岁时，我告诉她，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同性恋者，都有存在的权利。我要根据他们是谁来判断他们。妈妈听了直点头，并说出了我从未听过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我厌烦了憎恨他人。”
每个人都有选择。即使你受到训练去恨，你也可以选择宽容，选择同情。
我仍然很想念我的爸爸，但我不能去除某些遗憾和罪恶感，即使它们像蛛丝那么细。想起那个我曾叫作爸爸的人在坐牢，他知道我们已经因为害怕和羞耻改了姓名，我心里就很难过。我经常收到伊利诺伊州马里昂市联邦监狱发来的电子邮件，说爸爸想跟我通信，但我知道，他们的这种努力不会起什么作用。
2012年4月，我给两百名联邦探员作了一次演讲，那是一次超现实的经历。警察局想跟穆斯林群体建立更和谐的关系而组织了这次活动。负责这次活动的探员听说我在他儿子的学校里促进和平，特意请我去做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有点紧张。
演讲结束后，很多探员排着队来跟我握手。跟我握手的第三名探员是一个妇女，她明显是刚刚哭过。她说：“你很可能不记得我，但我是调查过你爸爸的案子的探员之一。”她有点尴尬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总是想，艾尔·赛义德·诺赛尔的孩子们现在怎样了？我害怕你们走你爸爸的道路。”
我为我所选择的道路感到自豪。我想，当我说我对爸爸的极端主义的排斥救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时，我也是在代表姐姐和弟弟说话。
“艾尔·赛义德·诺赛尔的孩子们现在怎样了？”对于探员的这个问题，我想这样回答：“我们现在不再是他的孩子了。”
（编译自《海外文摘》）
责任编辑：陈晓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