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著名翻译家傅雷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写了一份长达15000字的“意见书”，委托作家楼适夷代表自己在会上宣读。
傅雷在文中，信手拈来地举出当时翻译界许多谬误的例句，用词非常尖刻，丝毫不留情面。然而，傅雷忘了，每个例句都有主人，这使得他的挑错犹如揭开了翻译家的一个个“伤疤”，让人心生不快，有的老翻译家甚至气得当场大哭。
傅雷的“狂傲”惹来不少非议。好友钱钟书得知此事，专门写信给傅雷，“责备”他说话太直接，建议他以后要注意方法。傅雷看了来信，孩子气地与钱钟书断绝了“笔谈”。过了好一段时间，傅雷终于还是按耐不住，给杨绛写了封信，特意提及此事。
杨绛认为，傅雷的“意见书”一针见血，人们应该感谢他，而不是苛责于他。她回信道：“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信中中肯的评价，令傅雷宽慰了许多。
1963年，杨绛去上海看望妹妹时，专程拜访傅雷。谈及旧事，杨绛幽默地对傅雷说：“假如那时，你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更心悦诚服。下次要批评前，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一番贴切的话，令一向自视清高的傅雷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