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出版商务印书馆编辑制度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是近现代中国出版企业的杰出代表，关于它的馆史、人物、经营管理、文化及教育贡献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而关于其制度的研究则并不多见。一个行业的先进既体现为技术的先进，也体现为制度的先进，而制度是制约包括出版业在内的众多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编辑制度是出版企业的核心制度之一，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出版格局、书刊品质、经营绩效和传播效果。晚清民国时期商务能够成功的一个要素就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编辑制度在内的管理制度等。当代编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既要借鉴国外出版企业的先进经验，同时数典未敢忘中华，还需要借助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这面“后视镜”，以更好地把握方向，提升质量，确保两个效益。这是本文的缘起和目标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都有编辑制度，但本文所谈的主要是出版社的编辑制度。所谓制度，是指一套用于形塑人们相互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形式。据此而论，编辑制度的内涵是指一套用于形塑编辑活动参与者相互关系的规则，既有正式的规章，也有不成文的惯例、习俗等。本文暂且只谈正式的编辑制度，非正式编辑制度另文探讨。
那么，出版机构的编辑制度的外延有哪些呢？研究者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编辑制度包括组稿制度、审校制度、编辑的责任制度、期刊质量鉴定和检查制度、外联制度、稿件登记处理制度、作者资源的维护制度等［1］。也有人认为，编辑制度应该包括选题论证制度、选题审批制度、审稿制度、发稿制度、成书评审制度等［2］。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以编辑活动（一侧重期刊社，一侧重出版社）的具体环节和流程为出发点，观点大同小异。还有人结合编辑部人事管理与编辑流程两种视角探讨编辑制度，这种观点认为编辑部的成立、编辑规范的建立和编辑的培训教育构成了编辑制度的基本内容［3］。本文主要采第三种观点，编辑制度既包括具体编辑流程规范制度，如组稿、审稿、加工校对等方面的制度，也包括和编辑相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如编辑部的设立、编辑培训制度、编辑福利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功能各有侧重：（1）编辑部作为具体实施出版行为的部门，其管理制度的完善被认为是保证出版行为规范化的关键；（2）编辑作为具体实施出版行为的人员，直接影响出版实践的成效，因此需要用系统的培训制度来提高编辑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3）编辑规范制度的建立，为编辑行为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原则，并影响着具体的编辑行为，进而影响出版物的质量，影响出版机构的品位和品格。
可见，编辑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从编辑职业来说，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健全的编辑制度，如当今实行的职业资格证制度；从出版企业而论，编辑制度攸关企业的经营方向、书刊品格和经营绩效；从社会而言，编辑制度折射出彼时彼地的出版文化生态之一斑。
晚清民国时期的商务在编辑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草创到逐步完善，再到成为行业表率的过程，下文从编译所的设立、编辑培训制度、编辑规范制度等方面梳理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探寻其规律。
一、编译所：从设立到变革
1.张元济与20世纪之初编译所的创立
编辑制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专门的编辑部门的独立设置。商务成立于1897年，最初只是一家以印刷业务为主的小作坊，并没有专门的编辑部门和编辑人员。1902年张元济加入后，始设编译所，张元济及其继任者在编译所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张元济亲力亲为起草过多项规章制度。商务为什么要设置独立的编译所？这是商务从印务为主转向出版为主的必然选择，也得益于当时国外优秀出版企业成功经验的启示。
商务的第一任掌舵人夏瑞芳（1871—1914）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富有开拓进取精神，事业心极强。他不满足于将商务作为一家印刷作坊来长久经营，小富即安，而是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决定开拓图书出版市场。当时沪上外商云集，中国工商界人士以及那些想做洋行生意的年轻人，迫切需要外语作为沟通的媒介，因此兴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夏瑞芳当机立断将他在教会学校使用过的英文课本Primar翻印出版。该书竟然一炮打响，备受读者欢迎，成为热门畅销书。此后，他又找人翻译该书，名为《华英初阶》，后又推出《华英进阶》，这两种书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欢迎，销量很大。这是商务从单纯承接印刷品发展成为经营出版业的开端。受此鼓舞，1901年，夏瑞芳又出高价请人翻译了十余种日文书籍，但是这些书出版后乏人问津，成了滞销品，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夏瑞芳对此感到不解，便把样书送请张元济审阅，以明究竟。张元济认真审查译稿后发现，译文与原文十之八九不相吻合，纯属粗制滥造之作，根本不能用。此事对夏瑞芳触动很大，他意识到“组织书稿，出版图书不是门外汉所能胜任，必须要由真才实学之士担任，必须有自己的编译所和总编辑，他的第一个对象和理想的人选便是张菊生”［4］。这便是商务印书馆设置独立编译所的由来。
在张元济任所长期间（1902—1915），编译所从无到有，在规模上逐渐由弱小到强大，在制度上逐渐由草创到完善。专门的编译所之成立，必然伴随着编辑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起初编译所职员是既写又编，编著（译）合一的。编译所及其内设部门的确立本质上是现代书业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肇始时的编译所设有哲学教育部、国文部、英文部、数理化部、博物部，以及东方杂志社、小说月报社、学生杂志社、妇女杂志社、教育杂志社等，框架略备，规模粗具，各自的职责也分工明确。汪家熔说，中国近现代的出版机构“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现在的编辑部相比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张元济加盟商务后，很快成立了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5］
制度的先进释放出来的企业“红利”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出版机构内部编辑工作是龙头，龙头舞好了，企业整体才能活起来。需要指出的是，汪家熔说商务是第一家建立编辑部的出版机构是否成立还值得讨论，如姚福申就指出：“设立编校机构，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国内第一家。从前石印书籍盛行的时代，点石斋、同文书局也都设有编校机构，专聘翰林出身的人主持这项工作，一些做实际工作的编辑也都由举人、秀才出身的文人充任。”［6］
张元济“弃官从商”，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之士受其感召而纷纷加入商务编译所。张元济聘请高梦旦担任国文部主任，经蔡元培推荐招聘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任用“海归”邝富灼（英文十分流利，中文都不太会讲）为英文部主任。此外，又邀请蒋维乔、夏曾佑、颜惠庆担任编辑；并请蔡元培、陈独秀在馆外为特约编辑。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思想进步、才学出众，他们是商务的第一代编辑，整体素质较高，使得商务增强了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制度与人才的双重优势创造了企业的辉煌。
2.王云五20年代初期对编译所的改革
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的时间较短。20世纪20年代初期，王云五继任时，他首先就是从组织制度入手重构编译所的。“五四”时期，商务先前的编辑制度优势和人才优势，都在某种程度上遇到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挑战。张元济和高梦旦等人是力主进一步改革以顺应时代潮流的，但受到了来自“教会派”的高凤池（时任总经理）等人的阻碍。血气方刚、豪情万丈的王云五被胡适推荐在1921年进入商务以后，准备实施以编译所为中心的改革，得到了张元济等元老的大力支持。1922年实施的这一改革，一是扩大编译所机构并重新设计内部结构，二是大力进用新人。［7］对于初长商务编译所时期的整顿与改革，王云五晚年回忆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8］1902年初设编译所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仍占据主导地位，新的知识谱系还没有真正建立，现在看来那时张元济对编译所内部组织的设计与制度安排无疑是先进甚至超前的。但到了20年代，思想文化、学校教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王云五对编译所的扩充和改革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新需求，以期更加符合现代学科分科性质。他按照新学科的学科门类分成各个部门，如中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经济等，此外还有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四个委员会：英汉词典委员会、中文词典委员会、英汉实用词典委员会和一个不少于31人的庞大的百科全书委员会。至于杂志，每一种都安排在一个杂志社下。
除了组织制度的调整改革，王云五还提出了6000余字的《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内容涉及队伍建设、内部管理、选题运作等多个方面；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制订出关于编辑计划、人员升迁进退、工作制度、奖励办法等细则，逐步付诸实施。其中，就有对包括编辑在内的全体人员实施“按事计值”。他要求，高级行政人员据业绩考核，校对员和勤杂人员按工作时间考核。一切编译、审查、计划人员的薪金，“一律按照人员资格与事之难易而定”，比如编书每千字定为八元、六元、四元三等，译书每千字定为五元、四元、三元三等，改稿每千字定为一元半、一元、半元三等。［9］当年的编译所人员后来对此项改革的评价往往大不相同。但今天我们抛开政治因素和历史成见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发现王云五的这种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探索的主要作用还是积极的，符合企业发展规律的。事实也证明，通过推行竞争机制，这一改革在当时提高了编译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也大大提升了商务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有了好的制度和机制，人才是出版企业发展的关键。王云五的编译所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进用新人，吐故纳新。1924年，编译所从改革前的160人增加到260人，其中196人是1921年4月以后引进的。有进还有退，此消彼长，这也正是张元济多年来想做的事。此番新进编辑人员包括朱经农、唐钺、竺可桢、段育华、任鸿隽、周鲠生、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李石岑、陶孟和、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等，可谓人才济济。编译所各部也主要由这些新人来主持，如美术部由黄宾虹为主任。人岗相宜，重新组合，这种“依据学科门类实行新的知识组合，表明新文化和新知识在商务内部开始生根，而这样一种知识组合模式既是空前的，也一直影响到后来以至今天的出版业”。［10］
组织及管理制度的变革、新人的引进和重用，带来的是商务编辑生产力的解放。“王云五吹箫引凤，商务新的人才可谓荟萃一堂。到1925年10月的统计，编译所9个专业部的部长，有7位是新人。这样的改革会带来编辑生产力的解放。从出书品种数可以看出生产力变革所带来的变化。1921年出书230种，1922年出书289种，1923年出书667种，1924年出书540种，1925年出书553种，编辑生产力的解放，就决定了商务在一定时期内的成功，也为王云五由此向更深层的改革作了必要的铺垫。”［11］
这期间，与图书品种同步增加的还有经济效益，1921年商务的营业额为685.8万元，到1923年就增加到815万元，规模效益明显。
人员大大增加了，规章制度严格了，出书快了多了，是不是图书质量就没有保证了？对此，1924年7月进入编译所的董涤尘有过正面评价。他以自己工作的数学部和有关部门为例，说明那时商务员工大多能够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工作认真负责，保证了图书出版的质量。他回忆说：“数学部有本签到簿，到后签上个名就可以，毋须注明几点几分，实际上亦没有迟到早退的，而且工作都认真负责。……当时商务出版的教科书，几乎找不到一个错别字。从编辑、排版、校对、制版、印刷到装订成书，以至出版发行，一整套完整的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12］
3.王云五30年代将编译所调整为编审部的再变革
从制度设计来看，商务编译所有一个由草创到完善再到追赶世界先进编辑制度的过程。1902—1915年，商务的主要职能机构为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三所并立，互不隶属；1916年，商务高层接受陈叔通的建议，设立总务处以统辖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此结构直到1921年王云五任编译所长时方有所变革。王云五与前两任所长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思想色彩明显更“新”于前两任，其行事方式更像是企业家而不是学问家或道德家。在1930年12月18日的编译所重要职员及职工代表会议上，王云五曾表述他对编译所的不满：
本来我们编译所的组织，在世界各国的出版界中，可说是没有的。我在外国看了许多大规模的出版家，都没有像我们编译所这样庞大的组织，如美国的麦美伦图书公司，每年出书的数量虽然不及我们商务印书馆多，但都是巨著，英国的麦美伦公司出书又较少，但篇幅都很多。可是他们两家的编译员和办事人有多少呢？说不可怪，美国的麦美伦公司只有七人，英国的麦美伦公司则只有五人，而且编辑员与事务员都在内，比诸我们的编译所有数百人的，真是何啻霄壤！他们人数虽少，但工作效率，以出版的分量来计算一下，却远在我们之上。［13］
王云五是在对欧美出版业进行长达半年的考察后得出上述结论的，他决心追赶欧美出版企业先进的编辑制度，由此他开始对商务编译所编著（译）合一的制度结构进行整体改造。改造工程在1932年和1934年取得了两次突破性进展。1932年“一·二八”国难后，商务遭受严重损失，王云五趁机取消了编译所，裁掉绝大部分编辑，代替编译所的是一个以组稿和审稿为主要任务的编审委员会，该会包括编审6人、编辑11人，总人数还不到鼎盛时期的1/10。1934年，编审委员会调整为编审部，该部主要成员有部长、编审员、编译员、助理编译员等，人数与编委会时期大体相当，这与当今出版机构的编辑部制度结构已经非常相似了。这是编著（译）合一到编著（译）分离、编辑职业相对专业到充分专业化的一个结果，也是当时中高等教育较快发展、馆外作者队伍逐渐壮大、书稿来源明显增加后的一个合理选择。只是这个从编译所到编审部（编辑部）的历史变革，因为“一·二八”国难的契机而提前实施了。
经过王云五的大力改造，商务在制度安排上做到了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编辑制度看齐，在国内则成为出版界的表率。据美国出版商协会在当时所做的调查，美国出版社各部门人员所占比例为：编辑15%，设计和生产10%，推销26%，发行34%，行政管理15%。［14］即使按照当代美国出版业的标准来看，民国时期商务编审部的人员结构都是符合标准的。而我们今天的多数出版社编辑在总人数中占比一般超过15%，这恐怕是多少年来重编辑轻营销、重出版物内容轻图书市场的一种延续。
二、编辑培训和发展制度：从练习生到编辑
对职员进行培训，既是职员相关技能和知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员工对企业的持续满意，主要不是依靠短期激励，而是来源于企业对员工实施的培训和发展制度。商务的经营者历来是重视人才的，他们也尽可能地为编辑提供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创造自我提升与发展的舞台。商务老员工陈翰笙认为，商务“注意培养青年编辑。只要有培养前途，勤奋好学，尽管没有什么学历的人，也尽力培养，通过学习和时间，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15］。王云五主持商务以后，商务的编辑大部分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这些人主要是“自我培训”，公司则为这些人提供包括藏书极丰的东方图书馆在内的学习和研究条件，以利于编辑的成长和长远发展。商务正式的编辑培训制度主要是针对有志于成为编辑的练习生。虽然商务的编辑绝大多数是通过考试、熟人引荐等方式进入商务的，但是也有少部分是从练习生岗位上一步步奋斗成编辑甚至是著名编辑的。
招收练习生作为企业储备人才，这是民国时期的企业较为通行的一种做法，商务也不例外。据商务老员工邹尚熊回忆：“我馆很早就招收了一批十多岁的少年儿童，教以读书做人之道，分发各部门见习锻炼。其中史久芸、韦得卿担任经、协理。丁英桂成为鉴别和影印古书的专家，周莲轩是版面和装帧设计大师，黄警顽成为我馆有名的交际博士。”［16］
1935年10月，商务编印《商务印书馆人事管理概况》，该书录有专门的练习生培训制度。商务培养练习生的制度主要有两种。
其一，指定业师。商务“对于学生、学徒（即练习生——笔者注）均就其所在习业部分聘定某职员或某工友为其业师，负责训练或传授职业，并酌定日期举行谒师礼。学生、学徒在馆学习以三足年为标准，但成绩优异或资质较差者由本公司酌量缩短或延长之”［17］。这项制度执行得较好，商务的老编辑赵竹光回忆：“为了培养青少年人才，当时馆方规定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带三个学生。在我的三个学生中，一个是唐锦泉，一个是陈致通，一个是潘杰生......唐锦泉一直辅助我工作。”［18］这也是商务的练习生通过培训成为编辑人才的一个佐证。
其二，补习教育。由于商务的练习生大多为小学毕业，初高中肄业程度，学识程度较浅，故而公司规定练习生必须于工作时间外接受补习教育，指定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沪东职工补习学校、高级商业补习学校、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等为培训基地，分批次送练习生入上述学校晨、夜班，补习国文、英文、簿记、会计等科，学费、书费等均由公司担负，而其补习成绩则与工作成绩并计考核。
需要指出的是，练习生主要是作为印刷、发行人才来培养的。大部分练习生在培训期满后被分配到印刷和发行部门工作，但是也有少数练习生由于具备成为编辑的潜质，最终成为编辑，如胡愈之、丁英桂、唐锦泉等人。
此外，商务还曾招考过暑假编辑，这也是一种编辑培训制度。1921年，商务登报招考暑假编辑，最终录取数十人。这些人大多是各大高校的在读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的名额尤多；分配给暑假编辑的任务是翻译《少年百科全书》。暑假过后，这些“编辑”重回学校去。“这也是王云五接手编译所初期的措施之一，他认为出版家向各大学发生联系，扩大影响，既可罗致编译人员，又可推销出版物”［19］。商务的老编辑唐鸣时就是通过在商务做暑假编辑，从而培养了对编辑工作的兴趣、提高了业务水平，最终在大学毕业后正式成为商务编译所的一员。
商务一向重视书刊的宣传推广工作，注重对相关人员（类似今天的营销编辑）的选用和培养。1919年起进入商务并长期从事宣传推广工作的戴景素回忆说：“由于宣传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培训范围较广，门目较多，要求工作人员广泛接触到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管理各门的知识和实践，给予不同方式的实习机会，使他们了解全馆业务的概况。为使他们对国内相关市场的动态以至国外宣传技术的发展也有一些粗略的了解，推广科备有全国各地的报纸，并收存中外宣传、设计、绘画参考书刊多种……在科内经过培训锻炼的技术人员中亦不乏知名人士，如我国动画影片界的元老万籁鸣，创用书法、金石、图案三结合的画家都冰如，均曾有作宣传画、广告插图、装饰标志的多年工龄。”“‘商务’的工会亦重视对职工的培养，曾就东方图书馆余屋开办夜校，设有图画班，我和久任出版部绘图工作的朱剑安就是同班同学。从夜校学到的一些技能，多少有助于广告稿本的设计和布局。”［20］这些宣传推广人员其实也是广义上的编辑，可见商务对员工包括编辑的培训确实具有全面性、制度化的特点。
应该承认，商务的员工发展制度尚未建立健全，而编辑培训制度也还只是较粗浅的层次。严格意义的培训制度，是对培训资源供给、培训计划制订与执行、培训效果评价的系列规范化要求。商务离这个要求还有明显差距，但在那个时期算是比较领先的。（未完待续）
注释：
［1］邓国英.健全编辑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国外建材科技，1994（3）：70.
［2］卞葆.论编辑制度的虚化及纠正.出版发行研究，2001（7）：33-34.
［3］王秀涛.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扬子江评论，2012（6）：14.
［4］朱蔚伯.商务印书馆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化史料：第二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145.
［5］汪家熔.商务印书馆之最——略举其对文化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90.
［6］姚福申.中国编辑史（修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78-279.
［7］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4.
［8］王云五.初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初步整顿计划//宋原放主编，陈江辑注.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94-199.
［9］郭太风.王云五评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88.
［10］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5.
［11］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7.
［12］董涤尘.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66.
［13］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一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134.
［14］李苓.世界书业概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144.
［15］陈翰笙.商务印书馆与我同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68.
［16］邹尚熊.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20.
［17］汪耀华.民国书业经营规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93.
［18］赵竹光.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71.
［19］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77-278.
［20］戴景素.商务印书馆前期的推广和宣传.出版史料，1997（4）：102-103.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中师大2015年度专项资金项目“中国近代出版企业制度研究”（项目编号CCNU15A0614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