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作品浑然天成，作者的主体智慧和知识背景奠定了作品质量，此时编辑的功能在于“发现”，即能否在第一时间先于他人或者力排众议独具慧眼发现其内在的价值，最终被时间证实和被读者接受。
其二，作品具有较好基础，其成功来自于编辑“发现”之后与作者的“合谋”，即经过“编辑”这个门槛使作品或在内容或在形式或在营销上得以提升，进而产生放大效应。
其三，作品尚无，但蕴含着潜在的热点，编辑的功能在于如何从此出发通过调动各种市场元素介入选题开发和创作，“无中生有”地开辟出新的蓝海。
这三个类型的项目要求编辑的介入程度的多少、深浅和要素是不一样的。以下是笔者根据实践分类，从诸多的图书策划案例中撷取其中三个试做一些简要的叙述和分析。
发现的眼睛：志趣是第一资源——《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编辑手记
好的作品如何被发现？当然靠编辑的眼光；编辑的眼光如何形成？当然靠积累——学养的积累，经验的积累，还有观察力、思考力和举一反三能力的积累。对于一个缺乏经验、缺乏各种积累的新人来说，有没有“发现”好作品的可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你的生命历程也是一种积累，其中你的志趣是你跨入这个行业的第一笔财富，是一个新编辑的基石。你可以从此出发。
举个实例。那是1986年3月，我刚刚进入编辑行业才一年，第一次到北京出差，去拜访居住在劲松小区地下室的周国平先生。当时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助理研究员，也是我大学同学阿良的老友。阿良介绍他是个才子，让我有时间去串门。
20世纪80年代中叶是一个比较宽松和开放的年代，也是充满朝气和乐观向上气息的年代。那个时候，最初的外国文学热潮刚刚涌过，社科人文领域虽然还有禁区栅栏，但各种思潮已经暗流涌动、欲罢不能。比如存在主义通过萨特的戏剧开始流入中国（我和我的同学就看过《肮脏的手》并且彻夜讨论，还为《书林》杂志写过短文）；无意识理论也通过《梦的解析》在年轻人圈里迅速蔓延。但系统的著作尚未在国内出版，年轻人乃至整个学界都处于饥渴状态。作为年轻队伍中的一员，我对这些思潮和命题虽然一知半解，但对其新鲜度和群体的饥渴是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说，来自知识层的躁动与我对此的兴趣和了解已经让我具备了一定的“眼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与正在研究尼采的周国平先生“邂逅”相识了。当时他已经写完《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这也是他独立写作的处女作。但是由于尼采一直被作为法西斯思想家，书稿辗转了几家出版社都不敢接受。但正是这些出版社的“不取”，才让我和这部难得的佳作“一见钟情”，使之既促成了一颗明珠的发光，又使得我一个新人快速成长。
在劲松小区地下室的周国平宿舍中，我看到了他刚刚被退回的手稿。一页页绿色格子的稿纸里端正地记录着作者的心血，上面还有鲜红醒目的前出版社编辑用毛笔涂改和删节的痕迹。看着作者的心血和如此敏感的选题，我答应试一试，但当时更多的还是礼节性的。以我一个刚刚入道的新兵（而且是在那个还崇尚论资排辈的特定年代里），要争取一部被多家出版社枪毙的书稿，谈何容易？我完全没有把握。
那时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列车是夕发朝至的。告别后，我就直接登上了列车，然后看稿。
谁知道，这一看就一发而不可收，卧铺的夜灯亮了一宿。我通宵未眠地在列车上一口气看完了整部书稿，而且热血沸腾。这是一部内容全新、思想敏锐、感受独特、表述完美的精品之作。如果说表达是剑、思想是气，那么，作者周国平的自身思考与尼采的天才思想、冷静的学理分析和激情四溢的表述水乳交融地剑气合一了。这正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作品，这对一个刚刚入行的新手而言是多么令人兴奋和鼓舞的事情啊！
虽然能否出版的问题依然像一座大山般矗立在出版的进程上，但我的精神状态显然已经大不一样，我下决心使出浑身解数来促成此书的出版。
先是清晨下车后就直奔办公室，第一时间找到了当时我的室主任马嵩山先生。他是老革命，共青团出身，虽然不太了解哲学理论却对新鲜事物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其实，内行之长往往也是其短，被自己的常识（也是禁锢）所拘，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找到适当的说服点，外行的视角往往倒有可能超越局限。我决定试试三寸之舌。
既然障碍在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标签，那么化解也就要有针对性地消解“法西斯思想家”这一症结。为此，列车上的未眠之夜除了激情之外还需要冷静理智地做好功课，找到说服决策者的理由和争取与其同盟。首先，这本书的意义之一正是拨乱反正，与大环境气质契合。它在揭示尼采对现代哲学开启意义的同时，划清了哲学家思想本身和法西斯领袖对这一思想以自己的理解（难免歪曲）运用的界限，纠正了传统评价中过于政治化的误解和翻译语词所造成的理解偏差（如“权力意志”一词容易联想到政治权力，因此作者翻译为“强力意志”以示区别，而突出尼采鼓吹生命力健全强盛的本意和从古希腊酒神精神导引过来的资源）。其次，拿出汝信（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序言详细说明该书稿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上的分寸。最后，还表示对一些词语和说法作者仍然愿意修改的态度。终于感染和说服了马嵩山先生，决心一起来承担可能有的风险并且一起去说服终审、促成出版。为此，我们俩都详细地撰写了审稿意见，集中而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可能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应对理由。最终，哲学专业背景的终审唐继无先生支持了我们的意见。
志趣决定态度，态度决定结果。态度之所以能够决定结果是因为它有仔细的准备和不懈的努力。该书在作者交稿两个星期后迅速通过初审、复审和三审，这对于当时尚处于“菜鸟”阶段的年轻编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如此，该书还在排版和印刷条件尚处于铅与火的年代里于三个月后出版，被周国平先生视作奇迹。他在第一版的扉页上给我书写了这样的题词：
奇迹。
我寻找一位编辑，却找到了一位朋友。
我也不仅找到了一位优秀的作者，并且从此进入中国学术圈结识了一批中坚力量，同时找到了一位给人启迪的好朋友。1986年第一版《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封面
还在不断重版着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最新版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当年获得了首届“金钥匙”奖。我也成了所有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双奖的编辑（另外一本获奖作品俞吾金先生的《思考与超越》也是一部哲学读物处女作，他当时刚刚硕士毕业，任复旦哲学系助教），而且是最年轻的编辑（“编龄”一年半）。《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后来被北大人所著的《第三代人》一书称为“八十年代的启蒙书”。的确，它后来所引领的“尼采热”，与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一起，成为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潮的显学；并且先后有过三个版本（2006年出版了它的第三个版本），连续印刷数十次（仅第三版就印刷了7次），至今依然畅销不衰。
这个案例给人的启示，首先，是编辑之识（发现）的重要性，能够识人所未识，能够从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学养、自己所经历所思考所感悟的最熟悉的领域中形成自己“发现的眼睛”。
其次，如何将“己识”化为“共识”，即让自己的见解表述呈现为被他人（尤其是决策者）接受的观点和理由，这一步尤其重要。这需要做冷静、既有针对性又有说服力的工作。
再次，工作热情的感染力与谈话方式、技巧两者对决策者同等重要，前者是后者的动力，后者是前者的实施。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是我独立申报和编辑的第一本书，也是相对于当时现实显得“离经叛道”的读物，但也正因为此，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荣誉、稿源和正面激励，也使我得到较快成长。对此，在以后的三十多年编辑生涯中，我一直记住这一点并且勉励年轻编辑从自己最熟悉、最有热情、最具兴趣的领域（而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出发开掘选题，也鼓励其敢于向领导和不熟悉的领域发难或者对被否定的选题抗辩，坚持自己有理有节的陈述。为此，我也曾经培育出了一大批我不熟悉却因为予以尝试而结出硕果的畅销书群，给年轻人带来了自我实现的喜悦。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之，谁也不是一块飞地，只要你用心，哪怕只调动你兴趣的这一点资源，被遗漏的珍珠还是可能被你的慧眼发现的。
厚积薄发：市场运作的游戏之作——《我为歌狂》中的整体策划意识和细节设计
那是一本自己“撞”上来的书，在被四家出版社婉拒后与我们相遇。这在商业气息如此浓烈的今天似乎显得不可思议。可这样一本超级畅销青春读本，15年前却就是因其“四不像”而并不被人看好，甚至已经畅销了还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就像韩寒的《三重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搁置多月后依然没有“催产”，而在作家出版社袁敏的慧眼下却成为80后一代登上文学舞台的标志一样，《我为歌狂》这个既不像经典的少儿文学（与之相比读者群年龄偏大）、又称不上纯文学小说（与之相比读者群又显幼稚）的文本，因为其无法归入当时人们的类别意识而显得处境尴尬。于是，机会就在这尴尬中消失，也被有准备的头脑抓起。
那段时间，“千年虫”的危机刚刚退去，我已经从人文领域转入通俗读物领域多年。一直期待着可以在市场燃一把狼烟，冲一冲沉闷的与正在进入市场化的中国大趋势明显不合拍的出版业。
《我为歌狂》的出现不仅使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标的，而且其题材的丰富性正好可以试一试我对市场的理解，可以通过市场营销的手段测试一下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试一试？是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乐在其中的游戏心态进入策划之道的。
我总以为，编辑工作的一个极大的乐趣和特性是几乎所有的人生积累都可以在无意中化作工作的灵感来源或者开发的资源。《我为歌狂》可谓鲜明的一例。
2000年，有些东西呈现出非常奇怪的状态：一方面，在中学生中间如痴如醉；另一方面，成年人完全不知道或虽然知道却又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是动画片《灌篮高手》使得申城体育商店的篮球脱销，另外一个是动漫迷对漫画的痴狂以致动漫展成为这一代人盛大的节日。对这一现象，我有过观察、分析和总结。其实，这就是偶像剧模式在中国刚刚形成的雏形。《我为歌狂》不就是灌篮高手在音乐题材上的还魂吗？勤奋加才华的楚天歌和孤傲酷毙了的叶峰，不就是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的翻版？乖巧好学的丛容和时尚聪明的麦云洁，甚至搞笑出怪的盖世爱和花痴得缺心眼的朱丽丽都具备了现在偶像剧的一切构成和要素。这些畅销元素，正因为主流文化的暂未认同（如著名书人徐冲先生即便在图书畅销后与我交流时仍然不得其解）而被忽视甚至遭打压，但也正因为此，如果你能认识到读者群的内在需要所造成的涌动潜流，那么，你的工作就是为这股潜流扒开一个宣泄的缺口，那滔天巨浪的壮观景象就是预期中的了。
《我为歌狂》给了你一把铁锨。你有没有一锨下去就见水的方向感和气力？这里既需要有来自战略思考的整体策划布局和进入方向，也需要有方向确定后细节设计构成和实施的保障。
《我为歌狂》的策划思考是整体的，同时构成这整体的细节设计和运用又是不厌其烦、不嫌其精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的。下面扼要做一些简要回顾：
《我为歌狂》在2001年出版时的封面1.整体设计
整体策划的概念在我的理念中是这样三个层次：如何将潜在的变成现实的，将现实的变成畅销的，将畅销的变成长远的。因此，我们在读者对象定位、小说内容特色、形式表现特点、设计细节的针对性、影视互动条件、宣传话题以及分阶段实施步骤等方面进行了一体化设计。这里既包括各种细节要素的设计，也包括所有细节的综合呈现，更重要的还需要在一本书策划初始阶段就考虑到畅销后的后续衔接，即这些设计不仅要考虑如何使之畅销，而且要在尚未经过市场检验前，就开始考虑畅销之后怎么办，开始整体性考虑成为畅销书后该有哪些后续手段使畅销周期延长，促畅销为常销。即使在今天回看，这该具有多大的自信作为基础啊！
为此，我们与作者协商为故事设计了一个开放性结尾，并由此引导和暗伏了两个结果：既可以为本书畅销之后的续集作为一个铺垫而留出空白，又可以发起征文向读者征集结尾而为聚集读者人气提供题材。事实证明这一点极为成功也特别具有长远眼光。尤其是向读者征集结尾这一招，由于读者阅读文本和征文信息的同一性（刊在同一本书上），是事后无法补做和其他媒体无法取代的唯一特定有效渠道，因此，在征文集子《永远的Open》的征稿过程中不仅吸引了许许多多中学生读者参与（收到投稿信成千上万，甚至有的家长因为孩子热衷于投稿而放弃考试前的复习来办公室告状，也有读者患白血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要完成这特殊的作文），很好地为作者的续集作了成功的铺垫，而且结集出版后本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而先后销售了30万册。当然，因为它的成功铺垫所引起的市场期待，使得《我为歌狂》的正版续集《爱上爱情》一开始就以60万册的首印量引爆市场，并一版再版，且再次推动《我为歌狂》第二波畅销高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上述先期的整体设计，《我为歌狂》即使畅销也不可能持续畅销（25次重印，销售量超过100万册）而占据开卷畅销榜28个月之久，更没有可能培育出一个畅销集群（总计10个品种，总销售量超过300万册）而成为经典案例。
2.漫画
如前所述，漫画是一种青少年普遍喜闻乐见的形式，但在2000年，它还是作为一种玩物丧志的东西被主流文化排斥。但青少年的热情却有增无已。正因为看到这一形式在青少年中的热烈度，所以从一开始介入此书，我就明确要把这一形式带入小说，这在今天几乎成为青春读本范例的表现形式在当时可谓首创。一本280页的小说中漫画就占了差不多60个页面，超过了20%。这种“不伦不类”果然成了吸引读者的利器之一，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别具一格，使它在小说世界里销量独占鳌头，却因其另类而被成人世界看不懂了。
3.文案
既然是打造一部全新的青春文本，文案如何体现青春特点，如何杜绝间离效果而凸现亲和力，不能不心思用足。遣词造句，句型提炼，都煞费苦心。如封底文案设计六个主角的一句话形象概括就几易其稿，有一句概括三好生乖乖女丛容转变的句子，在“别再叫我goodgirl，别再叫我四眼妹”之后，就由“一个新的丛容诞生了”至“崭新丛容诞生了”再至最后定稿“崭新丛容comeon”，显然那种夹带英文的语句更加能够体现中学生群体的特征。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我们追求的是每一句文字表达都要引发读者“这是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认同而不是“这不是我们的书”的逃离。
4.装帧
封面是最直观的呈现，我们采用了故事主角“Open乐队”的两组集体组合画面，加以大小和正反颠倒的配置增加动感，又用银色压底调节过于绚烂的色彩容易造成画面流俗的可能，再采用当时比较少用的UV和凹凸工艺，使得一本通俗的青春文本尽可能地精致又时髦炫目，显出与众不同，契合这一特定年龄群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审美特点。
5.偶像符号
这算是一个杜撰的创新。了解到中学生阶段常常对自己喜爱的明星偶像有档案关注心理，于是我们决定投其所好，根据书中主人公叶峰、楚天歌等的特点，仿造明星档案模式从身高、血型、星座、性格、爱好等反推建立起一组档案信息，获得了中学生读者的共鸣。
6.集换卡
这是当时流行在青少年中的一种兴趣爱好。事实上，许多商家已经将这一形式用于一些膨化食品的促销环节，我们有没有可能加以应用？答案是肯定的。正好有商家愿意开发集换卡项目，我们立即与之合作，在书的后勒口上刊登商家的集换卡海报，换得对方免费提供20万张集换卡的支持，最后在每本书中都赠送一张。事后证明，这是最有效的一张促销王牌。记得暑期上市，学生因翻找自己喜欢的卡片而使得码堆的图书每一刻钟就需要营业员重新整理一遍，让上海书城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由出版社自己专门派出维护人员。但是，日平均七百本、周末更是翻倍的销售量又让书店笑不合口了。
7.奖品
这个话题之所以值得一提是想说明：即使这么一个细小的东西只要用心设计也是可以提升读者的关注度从而推动销售的。
如前所述，作为征文的一个必要部分是评奖。而奖品有没有吸引力通常也是提高读者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的思路更多地会集中到奖品的物质价值上，但当时一方面，在策划时畅销尚未成为现实而仅仅只是在设计阶段，因此预算不可能很高，这一途径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从创意角度讲这一思路也缺乏独特性而流于俗套。那么，有没有可能寻找到一条既开支较小又有吸引力和独特性的途径呢？一天回家路上的灵光一现让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将获奖征文的结尾续接到原作的开放性结尾后，如此，对获奖者来说，这一部他所喜欢的《我为歌狂》就是他与原作者一起创作的，而且独此一家。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参与和分享更有荣誉感呢？而荣誉感不就是一种更高的价值体现吗？
当然，还需要提一下的是，之所以有此灵感也是当时我了解到上海刚刚引进了POD项目，使得这一想法有了技术支撑（结果每个获奖者的奖品成本只有20元左右），不然在传统印刷范围内是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灵感且即便有了灵感也会受制于成本因素而无法实施的。这再次证明了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编辑创意的资源和有准备的头脑对于创意实施的重要意义。
8.媒体动员
作为整体设计的重要一环，除了图书内容、表现方式、外观体现与细节展示外，媒体动员无疑也是重要的环节。为此，我们将该书的宣传根据特色划分为青春文本（针对韩寒和《花季雨季》的比照提出更为现代和时尚的本书特色）、动漫文本（音乐版的《灌篮高手》）和完全文本（比只播放一半的动画片更加完整）三个阶段来区别宣传重点，从而使宣传的时间延长，并且注意话题和不同样式（如新闻、讨论、书评、活动）在宣传中的运用，如先后将上海书城发生的窃书现象作为话题及时在《新民晚报》上加以报道，既教育学生不能行“牵羊之道”，又“暗度陈仓”地推动了社会关注，引起图书的再一次热销。
9.衍生借力
即使今天，这个概念在操作领域因为其难度较大还远未普及，在2001年则更是革命性的。有幸的是我们在当年已经有了一次成功的实践。
除了上述集换卡在《我为歌狂》上的资源互换运作，我们还说动美影厂组织胡彦斌等歌手和胡歌等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做活动，促成衍生品商家在麦当劳连锁店播放动画片、图书和集换卡的VCR，在同一消费群体中取得了聚合和放大效应；同时，我们将VCR复制后通过发行中心输送到各个省市有投影或屏幕播出的书店，借助他们的播出平台和力量再次将资讯进行放大。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上海书城第一次制作了与真人等高的叶峰木质人像作为站台促销者，并根据良好的效果（许多读者纷纷与偶像合影），参考照相店的易拉宝形式较早地制作了一批图书易拉宝广告投放门店。事实再次证明这一创意起到了热核效应，以至于易拉宝一时供不应求（当时许多城市根本没有易拉宝的制作商，所以需要上海制作后供应），产生了一个150元的易拉宝居然可以翻倍炒卖到300元的盛况，真正发挥了纸贵效应。
这样整体策划中的细节设计不胜枚举，但仅仅上述9例就可窥见。因此只要用心，创意的潜力几乎是没有止境的，而来自于整体策划中的创意所形成的细节合力对读者和市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可期的。我们也许无法知道市场的边界，但我们可以知道这边界的半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扩大的。
转眼15年过去，以《我为歌狂》所引起的青春读物已经成为图书市场的一个门类。中国图书市场的商业运作也早已甚嚣尘上。但回顾这一切，谁又能够知道起于青萍之末的竟然是一次经过充分积累又周密谋划的游戏心态——设计和创造的乐趣，人的自我意志借助特定对象实现预期的乐趣。
无中生有：编辑成色的试金石——从《诙词典》的创意和编辑细节谈起
如果说一般图书的形成更多的是依靠作者的智慧的话，那么，《诙词典》一书则堪称集体智慧或者是编辑创意先导的一个成功范例。
那是2009年年末的一天，彼时，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在上海已经颇有人气。因此，在这个跟风赶热闹的年代，想把一个热点弄成一本书的想法绝不会是创意，也不会限于一个人。事实上，周立波出名后就接到好几个捷足先登的出版社的约稿，包括名噪一时的民营高手。但他们开出的单子几乎都是清一色地希望拿到周立波演出的段子脚本，然后配一些舞台照片来借势赶一波浪潮。
这样的思路毫无新意，却是最多人愿意做的。剪刀加糨糊，这年头不缺的就是这两样。好在周立波和他的经纪人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们不满足这样简单机械的抄录，他们想寻求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品质的出版人。于是，我们就这样相见了。那是2009年12月。
接到这个命题，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周立波人气正处于上升期，这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资源，但是如何利用则需要斟酌。照搬舞台的文字辑录肯定不是好办法：“如果照搬舞台，你们尽可以找别人做也不会缺人做，但我们不做；如果另起炉灶，我们可以一起试试。”当时回答得很坚决，有点牛，其实除了缺乏创意难以体现编辑价值外，我们还是有市场依据的：第一，海派清口是一个靠语言、表演等要素吸引观众的演出，本身是动态的，而动态的吸引力永远高于静态，那么在已经有了高一级形态的艺术样式后如何仍然让静态的图书具有吸引力？第二，海派清口主要表述过去的上海，靠的是上海方言，这里既有地域文化群体的集体怀旧心理，也有上海话这样一种载体所体现的上海情结，甚至在其中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可以感觉到的对渐渐失去的文化优越感的不甘和某种试图回归的共鸣，对此又该怎么表现？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图书是没有价值的，作为市场也是可疑的。
先看戏再说。那是周五晚上，我带了编辑小丁（事先了解她对海派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我始终认为兴趣也是编辑创意和做好一件事情的出发点）去看戏。同时感觉到未来的这本书无论怎么编辑，作为主人公的周立波，幽默是其核心，也应该是其表现形式，于是我也特意邀请了我多年的老朋友漫画家赵为群（事后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让相关符合这本书气质的人在第一时间介入和合作），在美琪剧院体验了笑声爆棚的剧场效果，以及背后所隐藏着的海派怀旧和不甘情结。因此坚定了如下判断：这个题材（当时还没有找到书的形式，只是一个题材）好好做是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但如何算好好做？怎样找到介入点？尤其是这样一类极为通俗的内容又如何提升？会不会是一个好高骛远并无解的追求？
待周立波卸妆后，我们一起到锦江饭店吃夜宵，顺便开始聊话题，话题竟然是从看上去浑身不搭界的彼此背景聊起的，说到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所编辑的尼采书籍如何引起了社会热潮，说到因为“尼采热”而使得赵为群这位漫画家产生了画尼采的冲动而促使我们相识。这样的海阔天空却引起了周立波的兴趣，他说他对哲学也有兴趣，于是一路便如无轨电车开去，彼此似乎都趣味盎然而将原先主题抛之脑后了。
“几十年下来，中国人的思维往往丢失了中庸而常常表现出非白即黑的极端。因此作品不是讴歌就是批判。”话题在延续，突然，一个灵感一闪：“是啊，生活中更多的状态不就是处于黑和白的中间地带吗？海派清口的受欢迎是不是恰好抛弃了这两极而更多表现的是中间地带的内容？无所谓正确谬误、崇高渺小、英雄罪犯和光明黑暗，但一件件都是与大众生活贴切的悲喜事儿。我们不也应该表现甚至倡导这样的理念吗？”随着我对海派清口的理论“拔高”，一个思路被在座的大家认可：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要提升海派清口的文化含量，而不能哈哈一笑过后成为过眼烟云。这件事有难度但却让我们兴致陡增。我们都是愿意迎接挑战的人，于是讨论自然而然地集中到这个点上，随着对海派清口内容的进一步清理和思考，大家觉得还是应该从最外在显性但同时是最核心内里的文化呈现——语言入手。一个滑稽戏演员的演出内容竟然是在这样“深刻”的讨论中慢慢成型的。考虑到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力的重新恢复，随着大量移民的增加，上海方言和词汇以及其中蕴含的海派文化与市民心理，不仅具有对本土民众的怀旧亲切感，也是让新上海人熟悉这个城市的一个窗口。“那就编一本上海话的词典吧，以词典的方式来结构串联起海派清口的段子。”随着我的提议的再次被肯定，书名也水落石出：“就叫《灰词典》如何？专门收集那些生活中有趣却无所谓褒贬的词语，来表现生动的现实生活。”不久，周立波当时的经纪人周谊在上了一趟洗手间后又跳出了一个更好的名字：诙词典。诙既是“诙谐”之义，也延续了“言灰”的深层立意。于是一致通过，一个无中生有的创意诞生了。当晚彼此畅谈至凌晨而无倦意。
第二天是周六，趁热打铁，我一口气列出口语世界的沪语词语几十个，词典构架初步搭建成型，但它与词典其实没有什么内在关系，而只是在形式上借助了词典的词目、注音、释义和范例等形式，骨子里仍然是一本幽默的通俗读物（化为正说、谐解和闲话），因此采用了上海菜名内含的特殊意义来作为分门别类的依据，如用“红烧甩水”来组织那些词尾一致的单词（如寿头、花头、户头、浪头、冲头、额角头、勒陌生头……），用“芝士火锅”来组织那些“洋泾浜”中外交织的单词（如盎三、门槛精、推板、瘪三、粢饭糕、奥特曼……），为的就是好玩和生活化，为的是可以将海派清口里的那些有趣的段子在“范例”中填充进去。也就是说，原有的海派清口的段子此刻已经全部消解为基本素材，被化整为零又有机地整合进了词典中。
这样一本书的格局自然整齐了，似乎也有了某种品质的提升，但是难度随之又增加了，因为现成的周立波的段子明显不足。要构建这样一本“词典”，所缺的内容差不多还需要新创作80%，等于从头再来。尤其是释义部分除了正解还得有紧扣“诙”字的“谐解”，这一点，只能全部靠创作，必须现编新编内容才能与之匹配。而这样内容的创作还必须是“周立波式”的。怎么办？干！我们就是要做一本既与众不同又有独属于自己气质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的书，我们与周立波和经纪人达成了共识。于是，就有了与周立波频繁的头脑风暴。有一个阶段，我带着小丁一周几次地往锦江饭店周立波的住处跑，经典的场景是这样的：我根据词条负责一条条地与周立波讨论、头脑风暴，有感觉时就一起瞎七搭八一番，没有感觉时就跳过下次再议。小丁在一边用电脑速记，顺便哈哈大笑，回家后再整理与固化，第二天与周立波确认并且继续新一轮风暴。周立波在那个时候很重视这件事，常常殚精竭虑后任性地将脑袋埋进沙发一角而许久不钻出来，或者趴在地上做出各种痛苦状地表演一番逗笑。“以一种非常虔诚的姿态，试图将煤球洗干净”（谐解“寿头”）、“以妇女的身份，演绎着少女的情怀；以更年期的年龄，挥洒着青春期的风采”（谐解“发嗲”），这样促狭的话语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诞生的。
在我们的“淫威逼迫”和参与下，词条就这样一条条地缓慢却有效地增加着，该到配图的时候了。可是，周立波现有的图像资料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无法有机地整合进去，而且影像质量较差。就在这个时候，漫画家的创造显然是让这本书的理念和视觉效果提升的关键。“周立波在清口里调侃了别人，那么在这本书里我们能不能也调侃一下周立波呢？”赵为群的这个想法一下子让我极为兴奋：这才是我要的效果，这才是这本书成为与众不同的书的关键所在。一个以调侃别人为职业甚至出名的人在自己的书里被人调侃，该是何等样的好玩？它不仅体现了真正的幽默精神，也是图书市场绝无仅有的创意，更是我们要在这一类通俗化的读物中想要体现的文化理念。所幸的是，周立波较之一般艺人的确有其不同之处，他没有落入自己的书就是评功摆好的俗套，而是意识到其中真正的幽默所在，于是有了一组组写真和漫画相结合的有趣画面——如喝着可乐的真实版周立波的吸管从其头顶化成了淋浴器的花洒，浇在了漫画版正在洗澡的周立波身上；又如从街头广告画中的真实版周立波见到漫画版的自己与人“亲热”而羞愧地捂住自己的眼睛又不甘心地悄悄睁开一只眼睛，与文字一起相得益彰于《诙词典》。为此，为群还调动了他的资源，在朋友所设的为林志玲拍广告的摄影棚里，专门为了独创的构思而让周立波专程拍了一组命题写真。
最后，小丁在这样积极创造的氛围中也脑洞大开，为《诙词典》创作了一个令人喷饭的“上海话四级水平测试题目”的附录，使得全书统一又丰富多样和轻松好玩。
这本书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出版了（时点往往是畅销书引爆的关键）。由于策划到位，全新有趣的内容和形式，加上配套的营销宣传和恰好的时点（周立波新一轮清口的上演周期），使得其市场反馈竟然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初版5万册在一周内即告售罄，之后在一个月内连续加印三次，印数很快超过20万册并且持续增长。六年后依然在重印，重印达到了14次。使得原本一本通俗好玩的浅阅读文本的生命周期得以延续，其中编辑赋予的文化含量、新鲜创意和细节掌控是决定性的要素。它不仅使得这样一本书的样态从无到有，并且始终保持了对内容和形式最优、最契合的追求。
《诙词典》后半年，又有《诙新闻》的诞生，这又是一个故事，但其中创造的乐趣是完全一致的。
纵观《诙词典》的编辑过程，以下几点体会是可以分享的：
第一，任何一个选题，有没有创意不仅是能否提升一本书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一个编辑水平高低的试金石，即你能不能给作者带来新的附加值的提升？这是编辑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每个编辑经过积累后的必需，更是体验工作快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
第二，编辑要做好一个选题，需要有综合的统筹能力，即能否组织起契合这本书的相关力量，调动集体的智慧（尤其是作者的积极参与）最大化、最优化地实施之。其中包括相关人员的志趣、能力、分工协作和时间分配。
第三，细节永远是落实创意的保障，不然就与空谈无异。
《诙词典》封面体现了幽默和自嘲的特色后记
综上所述，对于不同的作品形态，编辑的介入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这既对编辑的职业素养提出了较高的综合要求，同时要求准确区别，千万不能混淆。诸如对第一类作品的过度介入和对第三类作品的无能为力都是编辑的大忌。
（作者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文睿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