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曲艺的寓教于乐始于宣传，有唐代的变文为证。为了向世俗百姓宣讲佛教教义，僧人们开始是绘制了佛本生故事图画，以对高僧大德生平事迹讲解，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其形式是：张挂高僧主要事迹的图画，指图讲唱。重要的是没有采用吟诵佛经的方式，而是变成了俗众最喜欢的边讲边唱的方式。今西藏曲艺曲种之喇嘛玛尼即是其流。为了更通俗地宣讲佛教教义，僧众们又把《目连救母》《孟姜女》等大批民间传说也纳入宣讲佛教教义的行列，称“俗讲”，这也是历史上佛教最具特色的宣传。但我们要说“俗讲”不是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因故事内容曲折起伏，人物形象刻画生动，讲唱的是故事而非说教，佛教的教义精神是隐于其中的，佛教经典在“俗讲”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听众。也就是说要在艺术品中宣传某一种思想，一定不是直白地说出来，而是无形地引起人们的思考，从而达到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后，宋元明清的曲艺艺术渐渐发达起来。民众的历史知识、忠孝节义之观念，很多都是从民间艺人的说唱中来，不少曲目都有它要宣传的东西，但都是通过塑造活生生的人物、曲折的情节、精彩的说唱来完成的，是所谓“艺术地宣传”。如当年的鼓界大王刘宝全在日寇占领京津地区后，上演的《一门忠烈》、《别母乱箭》（即头、二本《宁武关》，由文人庄荫棠协助整理），就有以历史故事颂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含义，显示了一位民间艺人在国难当头时的人格魅力。当时深受京津观众的敬重，这也可以说是宣传。
二、曲艺作品在宣传方面的成功与失误
我是在北京曲艺团民营的时候参加工作的，当时还很小，印象最深的两个段子是相声《夜行记》和《昨天》。《夜行记》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讽刺不守交通规则的人，当时觉得太可笑了，听完我想：何止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呢，生活中有许多有益于集体的规则都是应该遵守的。这不正是宣传吗？而且比警察在马路上拿着扩音器念交通规则影响更大，能使你在笑声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
听高德明相声《昨天》时，我在曲剧队当伴奏员。周日前门小剧场下午场、晚场都演曲剧，两场曲剧演出间不停业，加演曲艺节目，这是我在舞台的下场门观摩曲艺的最佳时间。听高德明说的相声《昨天》，开始觉得作品中的精神病人以旧社会的思维看待新社会的事物，出现的种种可笑的事挺好玩儿的，但是听着听着就不觉得好玩儿了，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为人物辛酸的过去与对新生活的憧憬而激动落泪。“文革”时在干校劳动之余，我和王素稔先生谈及此事，王先生说：“高德明的相声表演技巧是最好的。”我想我的流泪，应该是作品本身和高德明先生艺术表现魅力的感染所致。后来我还知道《昨天》的作者之一就是常宝华先生，他以自己在旧社会被人欺辱的亲身经历及在新中国当家作主人的切身感受，用新旧对比的手法讴歌新社会，这不是宣传吗？但它不是宣传品，它是标准的相声作品，是艺术品。《昨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正因为此它的宣传作用才更加强烈，是堪称现代相声新传统的代表作。
但是在一段时期里艺术的“宣传”作用被强化，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作品的政治标准之后，人物都被脸谱化、概念化了。如小段《剃头匠》，讲的是农村游走四乡的剃头匠大老王为地主老财剃头的故事：在农村剃头是一年一算账，到年底每户给剃头匠三斗红高粱。老财说：“你要是给我剌上一个口，我扣你一斗红高粱；剌俩口，扣两斗；剌仨口，俺把你全年的粮食都扣光。”地主老财为扣三斗红高粱，脑袋乱晃，老王闪躲不及，剌了一个口又一个口。老王愤怒了，最后是：“扣扣扣扣，俺让你把俺全年的粮食都扣光。呀开瓢了！”每次演出到此观众掌声都极其热烈，却没有人仔细想一想，拿剃头刀往人的脑袋上砍，是杀人犯法的行为。但是因为砍人的是劳动人民，被砍的是地主老财，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这属于正常现象所以都不以为然，没人提出异议。如果我们今天拿这样的作品给孩子们看行不行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不能把血淋淋的用剃头刀砍脑袋的场景展现在孩子们的面前。这就是艺术品被“宣传”作用强化后的结果。它并非是宣传品，它还是艺术品，而作为艺术品，它反映的思想理念就更加可怕。“文革”中，大老王的行为被“革命小将”“造反派”无限放大，因为它的理念在我们国家是有土壤的。
所以我认为关键不在你是艺术品还是宣传品，曲艺作品塑造的一定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可以说大老王和这个地主老财形象，就是概念化创作的产物。而骑自行车不守交通规则的人，在新社会醒过来的精神病人，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
高德明（左一）、王世臣、王长友表演群口相声三、生活中宣传诉求与曲艺创作的辩证统一关系
我想先说一说宣传诉求常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了，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形成的一套有效的文艺政策自然地被带进新的社会生活，“文艺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是我们经常学习的。但是有个问题一般人都没弄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新中国成立了，在新中国内部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呢？生活的答案是：“地富反坏右”是敌人。我们许多作品描写的就是面对“地富反坏右”这些敌人进行的斗争，现在这些人绝大多数被纠正或改正了，他们也成为了人民。为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那些打击敌人的斗争故事，是从生活中来的还是按照当时的宣传诉求编造的呢？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完全依照宣传诉求创作的作品，今天该不该加以批判？
又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我年轻时赶上的是“两个正好，消灭小三”，后来就是“只生一个好”，现在则是“开放二胎”。凡此种种，配合政策创作出来的曲艺作品一定是标语口号，即便是艺术作品也不可能传世，因为政策在不停地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大跃进”，我们创作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作品，数量之巨，空前绝后。创作也要“放卫星”，但是有一个能留下来吗？“文革”期间我参加北京曲艺团曲艺队“文艺革命”，除了教训以外，创作成绩基本上归零。尤其是1976年全国曲艺调演，张定华作词、马玉萍演唱、我们合作编曲的《考石匠》，写一位女县委书记在采石场上，拜老石匠为师的故事。结果演出前大会要求必须加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内容，以作批判邓小平的宣传，不加就不能演出。这可把我们愁坏了，张定华老师说：“这不是得重写吗？还得重新排练。”我们只能小做改动交差。当然此作品与“文革”一起被抛弃了。问题出在哪里？当然是宣传诉求的不正确导致艺术创作的失败。
有些则是我们创作者无法预料的，如“文革”结束了，我们欢欣鼓舞排了一台欢庆胜利的节目。赵其昌写的单弦联唱《红旗颂》，我谱的曲，大家都说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请我们去录了音。可没过多久电台来电话了，节目停播，当然我们也就只能停演了。什么原因不知道，电台也不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明白，作品里面有一句“英明领袖华主席”，是当时宣传口儿的忌讳，因此停播。
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艺术创作对宣传诉求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宣传诉求出发进行艺术创作，时常会脱离生活的本真而流于形式。不是源于生活，而是源于某些概念，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
宣传诉求与曲艺创作怎样才能实现辩证的统一？我认为曲艺作品应该是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人和事，用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进行创作，而后由演员动情的歌唱和表演来打动观众，表述作家、演员的情怀。它不该是为了某种宣传诉求而进行的创作，应该是生活中作者遇到的感人的事和人，受到感动启发而为之。这样故事方能与宣传的某项诉求相吻合，从而达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如2016年文化部在西安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决赛中，北京市西城区选送了京韵大鼓《丰碑》，讲述的是红军长征过草地途中，一支队伍突然停下来，军长问“为什么不走了”，战士答“前面发现一位冻死的战友”。军长一看死者连棉衣都没穿，震怒，叫战士马上把军需处长找来质问。战士回答说死者就是军需处长，他把自己的棉服给了伤员，自己牺牲了。故事写的是革命先烈为了理想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该作品在艺术上有创新，增加了男女两个声部的二重唱，吸收插进了单弦牌子曲中的[四板腔]旋律等，大家都说可以给一个奖。当时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讲话，故该曲目最后被定为曲艺类5个“群星奖”节目的第一名。《丰碑》作者刘亚辉是转业军人，《丰碑》是他军人情怀之作，他从没想过什么宣传诉求，但是他的作品与纪念长征胜利正好重叠了，也可以称他是宣传，但他写的不是宣传品，而是艺术品。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是永恒的，只要我们的创作是为了我们的人民，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某些人的工作业绩而拿作品吹捧、跟风，而是真心实意地反映社会生活，人民一定喜爱。在壮阔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在当下腾飞的中国，所有的成功、收获都是由一个一个百姓，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单位的人办的一件一件的实事儿构成的。宇航员升空，航空母舰下水，高铁成通途，“一带一路”使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这都是全国百姓干出来的，可见最贴近百姓的曲艺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题材，曲艺作家有着广阔的创作空间。
我以为宣传诉求与曲艺创作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凡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在人民享受福利之后，由作家提炼成艺术作品加以表现，此时政策的宣传诉求与曲艺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定是统一的。如结束“文化大革命”的1976年10月，不待上面说话，话剧《于无声处》、相声《帽子工厂》等一大批作品陆续涌现，这是人民对结束“文化大革命”最坚定的支持，是民意，更是宣传诉求与艺术创作的辩证统一。统一的焦点是制定的政策一定是有益于人民的，在这种政策之下人民生活改善了，人民高兴了，才有可能产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曲艺作品，而此作品于此政策的宣传诉求，也就自然是辩证统一的。
（责任编辑/朱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