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州斵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而其声名益大以肆。且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然，号为泛爱。（《遗山先生文集》卷首附录）
据清人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考证，从天兴三年（1234）金朝灭亡一直到去世（1257），遗山在这二十馀年间，辗转多地，足迹遍及聊城、冠氏、济南、东平、泰安、忻州、济源、平阳、太原、代州、雁门、浑源、金城、应州、蔚州、燕京、赵州、寿阳、崞县、洛阳、洛西、内乡、曲阜、彰德、真定、相州、宁晋、庆源、镇阳、顺天、获鹿、平定、汴梁等地。期间与大蒙古国权贵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耶律楚材父子、东平严实父子、冠氏赵天锡、平定聂珪、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等。遗山与这些人的往来，除了因战乱带来的现实生存压力的考量，还多与文化事业密切相关：如与张德辉一起北上桓州金莲川，觐见忽必烈并尊之为“儒教大宗师”，为儒户群体请命，为儒家学说张目；与严实父子、赵天锡的交往，多瞩目于兴学养士，作育人才；盘桓游依真定史氏集团，为刊刻《中州集》等著述往复奔波；至于多次到顺天与张柔联系，则意在抄录彼处所贮实录史籍以存金源一代之史，等等。
通过这些交游活动，元遗山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这个网络中，除了上述这些名贤贵达，更多的则是位不高名不显的文士。遗山以授徒、讲学、唱酬、雅集、上书等多种形式，在事实上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文学创作、文学观念，以及当时的文坛生态，产生着切实的影响。
一对后辈的提携教导
王恽是遗山在宪宗四年（1254）自汴梁过卫辉时所收的弟子，他晚年作有《遗山先生口诲》一文，深情回忆年轻时获得遗山奖掖汲引的情景：王恽和同学雷膺带着近作拜谒遗山先生。遗山“凭几东向坐”，一边读一边点窜修改，细为提点讲授，并以斯文之传加以勖勉：
夜向深，先生虽被酒，神益爽，气益温，言益厉，觉泉蒙茅塞，洒洒然顿释，如醉者之于醒、萎者之于起也。说既竟，先生复昌言曰：“千金之贵，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时之权；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铦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太山；其轻也，可使太山散而为微尘。其柄用有如此者。况老成渐远，斯文将在后来，汝等其勖毋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觉叹而发愧者。既而鼓动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头倚壁熟睡。及觉，日上，先生与客已觞咏久矣。于是胠箧取一编书，皆金石杂著，授予曰：“可疾读吾听。”惬其音节句读不忒，顾先君字而谓之曰：“孺子诚可教矣。老夫平昔问学，颇得一二，岁累月积，针线稍多，但见其可者欲付之耳。可令吾侄从予偕往，将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献之传，罔陨越于下。”（《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五）
文章写得很传神，遗山先生的一代文宗风范和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都在这篇文章中显露无遗。王恽入元后历官监察御史、山东提刑按察副使、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翰林学士等职，卒赠翰林学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他是元代前期文坛的领袖式人物，也是遗山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在文集中多次提及遗山对他的影响。其人文风刚健雄赡，颇类其师，为诗虽乏善可陈，但论诗力主宗唐、强调风雅之正、绍续其师的主张，对元代文坛的复古宗唐之风的盛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与友朋的诗酒雅集
宪宗三年（癸丑，1253），遗山六十四岁。当年清明时节，偕友人同游东平凤山灵泉寺，并作《寒食灵泉宴集序》，为此次雅集留下了生动的记载：
出天平北门三十里而近，是为凤山之东麓，有寺曰灵泉。阻以绝涧，荫以深樾。重岗复岭，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喷薄，殷勤溪谷。寺已废于兵，而石楼之典刑故在。僧扉禅室，间见层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间物。岩花错绣，群莺下上，云光金碧，林烟彩翠。阴晴朝暮，万景岔集。盖辋川之乡社，而桃源氏之别业也。昭阳荐岁，维莫之春。诸君以仆燕路言归，东藩应聘，困鞍马风沙之役，渝树林水鸟之盟，千里相思，一杯为寿。杨雄献赋，自诧雕虫之工；许汜求田，乃为元龙所讳。尊前见在，身外何穷？释尘累而玩物华，厌嚣湫而乐闲旷。卬须我友，天与之时；兵厨之良酝踵来，京、洛之名讴自献。谈谑间作，块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馀，食苹无此时之美。一之为甚，觉今是而昨非；四者难并，苦夜长而昼短。谪仙所谓“醉尽花柳，赏穷江山”者，于是乎张本。不有兰亭绝唱，留故事以传之，其在白云老兄，负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诗，任用韵，共九首，以《寒食灵泉宴集》命篇，而某为之序。诸公可共和之。德华、周卿、德昭、英孺、文伯、元某；期而不至者，圣与、子中；不期而至者，德谦、梦符。（《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
又有《江城子》咏歌其事，抒发此行的忘情之乐：
梅梅柳柳闹新晴。趁清明，凤山行。画出灵泉、三月晋兰亭。细马金鞍红袖客，能从我，出重城。
赏心乐事古难并。玉双瓶，为冠倾。一曲清歌，休作断肠声。头上花枝如解语，应笑我，未忘情。（《遗山乐府》卷五）
南朝谢灵运说：“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谢康乐集》卷三《拟魏太子邺中集》）此次灵泉雅集，有清流激湍、林烟彩翠，有云光金碧、少长咸集，兼之红袖添香、诗酒酬酢，如此四美并具的场景，“谈谑间作，块磊一空”，难怪遗山表现出了恍若少年的轻快心态，在文与词中均将之比拟为晋代的兰亭盛会。王羲之等人兰亭修禊事，也是在癸丑年（永和九年，353），遗山的此等感慨当有不让古人专美于前的用心。同游与约而不至诸人中，有东平府学生，如孙德谦、张孔孙（字梦符）；有府学教师，如李祯（字周卿）；有前朝进士，如朱焕（字文伯）；有官吏，如汝州倅韩文献（字德华）、东平从事刘诩（字子中）；有布衣文士，如勾龙瀛（字英孺）、靖文炜（字德昭）；有世家子弟，如张圣与，等等。这些人身份各异，处境不一，因战乱、求学、仕宦等种种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与遗山的友谊，大抵就是以文事为纽带，在一次次游从谈艺、赓歌酬唱中逐渐深厚起来的。金元之际的文坛生态，也因为遗山诸如此类的参与，而变得更为丰满、生动。
三和学者的唱酬辩难
遗山在燕京期间，曾与号称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第一人的“江汉先生”赵复有过交往。元遗山金亡后第一次至燕京在乃马真后称制二年（1243），若此时二人会面，距离原南宋学者赵复北上燕京也已经接近十年了。其时，赵复已经成功地打开了程朱之学在北方传播的新局面。联系这两首诗，再检视《元史•赵复传》对二人交往的记载，就令人玩味了：
复为人乐易而耿介，虽居燕，不忘故土。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也，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末丧本为戒，以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为勉。
遗山的两首赠答诗，一首学诗仙李白，一首仿诗圣杜甫，这应当不是无意为之。其时元遗山文名早著，赵复则是北上南人中的学术代表，晤面时自不免各擅其场。赵复临别时赠言“博溺心、末丧本”，未尝没有针对遗山逞才炫博、沉溺于文学艺术的规勉之意。在理学中人看来，惑溺于文艺而不能自拔属于舍本逐末之举，真正的君子当以得文王孔子之道为旨归。
从遗山的文学主张和对文学倾注的热情来分析，赵复的规劝他无法认同。等到宪宗五年（1255），借撰写《东平府新学记》的机会，遗山对以赵复为代表的程朱义理之学予以了严厉的抨击，俨然有高建正统大纛、为士林止迷促醒的意味：
今夫缓步阔视，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长者，亦易为耳，乃羞之而不为。窃无根源之言，为不近人情之事，索隐行怪，欺世盗名，曰：“此曾、颜、子思子之学也。”，不识曾、颜、子思子之学，固如是乎？夫动静交相养，是为弛张之道。一张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矫揉，以静自囚，未尝学而曰‘绝学’，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缚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韩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纣之恶，止于一时；浮虚之祸，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为魏晋之《易》与崇观之《周礼》，又何止杀其躯而已乎！道统开矣，文治兴矣，若人者必当戒覆车之辙，以适改新之路。特私忧过计，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备述之。既以自省，且为无忌惮者之劝。（《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二）
南北文士在学术思路上的差异，在这里清晰地显现出来。对赵复传播的理学思想，遗山并不认同，也长期耿耿，故而批评文字显得锋芒毕露。文笔纵横处的口吻如同讨伐伊洛之学的檄文，直斥之为洪水猛兽。即便他与赵复有宾主尽欢的友好会面，依然不能遮掩两人在价值取向、问学途径上的内在分歧。相比赵复的乐易笃厚，遗山敦促理学门徒革新面目的措辞相当激烈，但这恰好反映出他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因为他以羽翼斯文相砥砺，其努力方向是意欲构建一个文学统系，来抗衡理学的道统：“文章圣心之正传，达则为经纶之业，穷则为载道之器。”（《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鸠水集引》）“文章有圣处，正脉要人传。”（《遗山先生文集》卷七《答潞人李唐佐赠诗》）对待文艺态度上的差异，导致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但不同的学术思想，却恰好可以通过这样相激相荡的方式完成沟通。这些分歧，表面上虽然貌似水火不容，骨子里则往往是血脉相通的。
以上列举了数例，以说明遗山在金元之际的文化整合与文学交流活动。这些活动，伴随着欣赏认同和追随效法，伴随着折中调和和兼综会同，其中也不乏分歧冲突，一方面在事实上扩充着遗山在文人群体中的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他人的非议，就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三馆才名天下闻，乱来俗议漫纷纭。”（《元诗选》三集卷一杨云鹏《送元遗山》）声名鹊起而谤亦随之，本就是历代文坛的常态。众说纷纭的交游事件中，以癸巳岁上耶律楚材书，最为后人所熟知，也最为典型地反映了遗山保存中原传统文化血脉做出的努力。
金灭亡前夕的天兴二年（大蒙古国太宗五年，癸巳，1233）四月，身处汴京降城的元好问，不顾自己的前途尚且凶险难测，致函大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以保护中州文人群体为请。他一共推荐了衍圣公而下凡五十四人，多为一时的贤俊杰特之士。他在信中说：
当天造草昧之时，极君子经纶之道，凡所以经造功业、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门下贱士所敢与闻。独有一事系斯文为甚重，故不得不为阁下言之。……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百年以来，教育讲习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无几。丧乱以来，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难，成之又难，乃今不死于兵，不死于寒饿，造物者挈而授之维新之朝，其亦有意乎？无意乎？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阁下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将不能少助阁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为世用，此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节，不能泯泯默默以与草木同腐，其所以报阁下终始生成之赐者，宜如何哉！（《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九《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
信中将当时的名流胜士几乎都网罗其中，也代表着天下的“衣冠礼乐、纪纲文章”。遗山在信中主要谈了人才的重要性和作育之不易，将这些人才推荐给耶律楚材希望予以保护，既是以文人群体的命运相托，更是以斯文命脉相系。干戈扰攘之下，文统能否传承下去，文士群体能否找寻到全身远祸乃至安身立命之所，端赖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蒙古统治阶层能否意识到知识阶层的重要性。在遗山看来，此事刻不容缓，“系斯文为甚重”。信中提及的大多数人，在文献史料中都可以找寻到和遗山交往唱和的记载，相当一部分更与他有着深厚的友情，完全可以说，遗山就是这份中州五十四名贤名单中的关联支点。这种时候，遗山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士林领袖人物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顶着交通敌国权贵的巨大舆论压力挺身而出，为文士群体请命。此举是将保存文脉置于个人名节之上，在价值取向上值得肯定。若无博大的胸襟和对文化、对文人的深沉关怀，很难做到这一点。
但类似这样的行为，在传统道德层面未必为时人所完全理解，遗山对此则有自己的坚持，也有明晰的剖白。他在上书耶律楚材之前数月（癸巳岁正月），与同在汴京围城中的枢密副使、京师留守完颜习捏阿不有一段对话，透露出他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
（元）好问曰：“自车驾出京今二十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问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金史•完颜奴申传》）
这种“死节”观点今天看来颇为通达，在当时则难以获得认同，非议责难纷起，甚至到了“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与渠辈无血雠、无骨恨，而乃树立党与，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灭”（《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九《答中书令成仲书》）的地步，未免让遗山感到心寒，但他依然执着：“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八《写真自赞》）王国维先生曾辩白其污：“元遗山以金源遗臣，金亡后上耶律中书书，荐士至数十人。昔人恒以为诟病，然观其书……盖此数十人中，皆蒙古之驱口也。不但求免为民，而必求聚养之、分处之者，则金亡之后，河朔为墟，即使免驱为良，亦无所得食，终必馁死故也。遗山此书，诚仁人之用心，是知论人者不可不论其世也。”（《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耶律文正公年谱馀记》）深致同情与理解，持论颇公允。
金元之际，中原板荡，金源一朝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的文学形态，被锋镝遍地的时局所中断，一时文人凋零，文化凋敝。元遗山遭际鼎革，处身沧海横流之时，频频往来于中州各地，凭借其雄厚的创作实绩和系统的理论主张脱颖而出，获得了文人阶层普遍的认可，在事实上充当着各个地域文人群体和文化圈联络人的角色。毫不夸张地说，进入今天文学史研究视野的文人，几乎都与遗山有不同程度的交往。通过诗酒雅集、讲习撰著、指点后学甚至是上书请命等多种方式，他在学术文艺等多个领域构建起一个多维的社交网络，完成了对金元之际文坛的整合，成为文人群体互动的关键点所在，也使得其时的文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面貌。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