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鹿表》的效用与谄媚的归罪
后世大量以徐渭为主角的民间故事中，取材于袁宏道《徐文长传》的“胡宗宪礼遇徐渭”情节是重要内容，均把胡宗宪对徐渭的赏识描述为从欣赏其文词开始，到写《代初进白牝鹿表》时则达到顶峰。可以明确的是，写《鹿表》至少是徐入狱原因之一。徐渭的老师俞宪在《盛明百家诗·徐文学集》的序中感叹其因文得祸：“初生之辉赫黉校也，予实助其先声。及后声闻台省、声闻都抚、声闻馆阁，则生自有以致之。不意竟以《白鹿》一表，心悸病狂，因之罹变系狱。”（文中仅注页码的材料参《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1355页）胡宗宪第二次入狱，弹劾原因确有献祥瑞、谄媚，并牵连了幕僚。但徐渭所写《鹿表》其实只是改变了胡的叙述策略和语气，以表的形式陈述军事进展。献表时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月，闽地寇乱严重，胡处境堪危。《明史·胡宗宪传》载：“新倭复大至，严旨责宗宪。宗宪惧得罪，上疏陈战功，谓贼可指日灭。所司论其欺诞。帝怒，尽夺诸将大猷等职，切让宗宪，令克期平贼。时赵文华已得罪死，宗宪失内援。”而徐渭虽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曾帮胡拟文，但作罢立刻离开。《畸谱》就载：“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启京贵人，作罢便辞归。”（1328页）相关资料记载都很清楚，是胡宗宪主动进祥瑞。《明史·胡宗宪传》载：“见寇患未已，思自媚于上，会得白鹿于舟山，献之。帝大悦，行告庙礼，厚赉银币。”后来胡还特意召回徐，令其再写《代初进白鹿赐宝钞彩段谢表》《代再进白鹿表》《代再进白鹿赐一品俸谢表》。徐渭对写表的态度并无记载，但在为收录了相关表的文集所作序言《幕抄小序》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态：“韩昌黎为宰相，作《贺白龟表》，亦涉谀。其《谏迎佛骨》则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536页）徐并不愿意谄媚。而胡在自辩时，有推诿责任的倾向。《明史·胡宗宪传》载：“宗宪自叙平贼功，言以献瑞得罪言官，且讦汝正受赃事。”当时的记载中，胡去世后，谄媚的责任都归在了徐渭身上。
徐渭像
二胡宗宪对待徐渭的态度
虽然徐渭的文章对胡宗宪不无帮助，世宗也曾盛赞，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此后徐的待遇有变。徐在写表后反而有反复出幕又被召回的记录。而写《凯歌》赞美胡宗宪军功的沈明臣，却被胡提拔到与徐同样重要的位置，礼遇也相同。
其实当时四六很受赞赏，徐渭也因之出名。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词林》“四六”条载：“虽骈偶馀习，然自是宇宙间一种文字……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惟世宗奉玄，一时撰文诸大臣，竭精力为之，如严分宜、徐华亭、李余姚，召募海内名士几遍。争新斗巧，几三十年……鼎成以后，概讳不言。然戊辰庶常诸君，尚沿馀习……此后遂绝响矣。又嘉靖间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胡梅林总制南方，每报捷献瑞辄为四六表，以博天颜一启。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内臣录为一册。”而徐渭“少慕古文词”，有文名，入胡幕后却并未立刻得到重视。陶望龄《徐文长传》载：“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致幕府。管书记……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稿进……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甚。”（1339页）《抄小集自序》也谈及写《白鹿表》的原因：“夙学为古文词。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辞而百縻。往来幕中者五年。卒以此无聊，变起闺阁，遂下狱，诸所恋悉捐矣。而犹购录其馀稿于散亡……盖所谓‘死且勿顾’。夺其所爱，而还之于既去……”（537页）就是说胡宗宪对徐渭实际上经历了未关注、半信半疑到任用的过程。胡不很重视文章。陶望龄特别在《徐文长传》中提出：“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徐渭自己也在《自为墓志铭》中提到，初入幕时待遇不过是“等布衣”（638页）。
沈明臣是山人。山人可以入幕，幕僚却并非都是山人。当时山人被鄙视，《万历野获编·山人》“山人名号”条载：“山人之名本重……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冯梦龙《挂枝儿·谑部》“山人”条的评价则相当恶劣了：“孔子叹‘觚不觚’，余悲夫山之不山，而人之不人。”而山人身份实际有标志，并不是自称山人就被认同为山人的。陈鹤病愈，重新参加社交、明确做“山人”之前，辞官，并穿上服装。徐渭《陈山人墓表》载，陈鹤“愈而弃其故所受官，着山人服，乍出访故旧”（640页）。沈明臣是穿“山人服”的，也一直作为词臣游幕，与徐完全不同。虽然徐后来也有“青藤山人”之号，但大部分时间自称“处士”，别人提及徐渭称呼也相同。徐在幕府期间更从未以山人自居。徐渭虽未明说，实际上表现出了与沈的身份区隔。对胡宗宪将自己与山人同样对待，徐渭有相当伤感的叙述，认为自己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抄代集小序》载：“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536页）胡宗宪没有将文书之才与诗歌之才区别对待，是令徐渭失落的。徐不入幕也能教书为生，所以总是想要离开。《自为墓志铭》载：“等布衣，留者盖两期，赠金以数百计……人争荣而安之，而己深以为危。”（638页）《狂鼓史》提及，宴会中有人献上鹦鹉，祢衡被要求赋鹦鹉，认为自己被用来娱宾。这正反映了当时胡对待徐的态度和徐的想法。而不光是态度，徐、胡还有其他矛盾。
三劝谏与酬劳：胡徐信任危机
胡宗宪、徐渭之间还存在信任危机。徐生病家居，胡不断派使者前去查看。徐写信辩解之后，胡还是怀疑徐装病，不断派人。于是徐在《谢督府胡公启》后又写了《奉答少保公书》：“渭前疾稍增，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热，气常太息。每因解闷，少少饮酒，即口吻发渴。一饮汤水，辄五六碗。吐痰，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志虑荒塞，兼以健忘，至于发毛，日益凋瘁。形壳如故，精神日离。”（458页）有研究者认为徐渭是真的病了。其实描述大多只是信札中的套话。徐回避胡，胡怀疑徐。这样严密控制，似乎也是徐掌握了机要却想出幕的表征。《祭少保公文》中，徐则直接表现了在幕中时的一些不满：“公之律己也，则当思己之过；而人之免乱也，则当思公之功。今而两不思也，遂以罹于凶……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于始；今其殁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终。盖其微且贱之若此，是以两抱志而无从。”（658页）“两抱志而无从”，这才是徐在幕中时经常离开的原因。
而通常用来证明胡礼遇徐的资料是《酬字堂记》。徐渭频繁出幕，胡感受到了徐的不满：“公曰：‘我愧晋公。’”《酬字堂记》：“镇海楼成，少保公进渭曰：‘是当记，子为我草。’草成，以进。公赏之，曰：‘闻子久侨矣。趣召掌计廪银之两百有二十，为秀才庐。’”（612页）徐渭接下了钱，却表示：“傥用福先寺事，数字以责我酬，我其薄矣，何侈为！”该记写于嘉靖四十年（1561），六百四十七字，折合每字酬劳约白银三钱四分（约等于人民币一百三十元）。建镇海楼、写记是重要的事，结合胡宗宪当时为各种事务开出的酬劳看，这个数额并不大。根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一八“文冗长”条载，“福先寺事”应是徐渭对字“文长”的自嘲：“文之长短疏密，各有体制。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长，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盖后人欲夸润笔之多。而曰：‘字，三缣。何遇我薄！’则其态可知已。凡读古事当以时论，以理推。”徐渭表现出不愿继续奔波的意向。胡为徐造房、聘妻，《谢督府胡公启》载：“宠以书记。念及室家，为之遣币而通媒，遂使得妇而养母。”（449页）这是拉拢的手段，不许徐离开。这种情况下，徐在胡出事后还能为胡有所伸张，才是越中不断强调徐渭“义”的原因。徐渭《四时花卉图》（局部）徐留在幕中其实还因为对军事有研究。将徐谈及军事的文章与戚继光使用的计策对比，就会发现虽然没有胡对徐计策的评论，但徐的部分建议实际被采用了。戚继光《纪效新书》的一些观点出在徐后，与徐相同。且胡、戚曾经占了将领吴成器的功劳，令徐非常不满，《代请吴总督启》有所表现。徐对胡有诸多意见，发现祸端后，几次想要离开，但都被胡召回。
这样看来，徐渭入幕期间，其实对胡宗宪是颇有不满的。阅读、分析徐渭此时期作品时，应注意这一心态。不能简单把风格来源归于徐渭性格之“狂”或精神异常。徐渭出幕之后，虽然生活拮据，又历经了入狱、丧妻等坎坷，但正是在这一次次打击中，他反而渐渐没有了外物的羁绊，四处漫游，并开始大量作画，走上了与前半生不同的道路。徐渭《送余兴国》的最后四句，倒很像他后半生的写照：“深秋一路逢红叶，明月双帆挂大川。黄鹤楼中可相引，石榴皮畔觅神仙。”唯其如此，历史上才少了一位郁郁不得志的记室，多了一位令人敬佩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