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我国历史上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同时存在的封建政权，国祚长达190年，对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立国期间，但作为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只有百馀年的历史。1908年、1909年，沙皇俄国大佐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领的探险队两次进入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古城，雇人挖掘，在黑水城外的古塔中，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除西夏文文献外，还有不少汉文文献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这批弥足珍贵的文献文物，现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英人斯坦因（A.Stein）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寻找挖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和敦煌石室文书问世后的情形一样，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苏联学者近水楼台，首先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研究，涌现出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龙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克恰诺夫（Е.И.Кычанов）、索弗罗诺夫（М.В.Софронов）、克平（К.Б.Кепинг）等一批西夏学家。伊凤阁在文献整理中，惊喜地发现西夏人编的夏汉对音对义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他借助这一工具书，考证出一部分西夏文文献名称，打开了解读西夏文献殿堂的大门。龙果夫选编出41种西夏文献目录。聂历山的成就最大，他的《西夏语文学》及其所附的西夏文字典为苏联西夏学的扛鼎之作。日本的西夏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石滨纯太郎，五十年代以来的冈崎精郎、西田龙雄，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我国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4年，罗福苌著《西夏国书略说》，1915年，罗福成撰《西夏国书类编》，这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译释和研究。1914年，罗振玉通过俄人伊凤阁得到9页《番汉合时掌中珠》，立即石印出版。此后几经增补，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和罗福成父子又两次石印出版。1935年，罗振玉抄写并刊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字书《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的面世，使西夏文字的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正如俄国西夏学专家戈尔巴切娃所说的，西夏学的新阶段“是同聂历山、王静如、罗福苌和石滨纯太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继罗氏父子之后的王静如，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西夏研究》1-3辑，内容涉及西夏佛经、历史、语言、国名、官印等。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研究专号，由中、苏、日三国专家撰稿。
二西夏学的发展
二战期间，中、苏等国的西夏学一度中断，直到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1963年，戈尔巴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诺夫在多年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出版《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四百馀种。1964年，索弗罗诺夫和克恰诺夫出版《西夏语语音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平对西夏文《文海》《孙子兵法》《类林》展开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期，克恰诺夫相继出版四卷本《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一卷是他对法典的研究，第二、三、四卷为法律条文的俄译和西夏文影印件。克恰诺夫倾注了二十年心血，第一次把西夏文《天盛律令》翻译成俄文，在西夏法律文献翻译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俄译文一同刊布的西夏文影印件，让更多的研究者见到了《天盛律令》的原貌，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底本。克恰诺夫还出版了《西夏史纲》《西夏文字典》《西夏新法典》等重要著作。索罗宁（К.Ю.Солонин）是俄罗斯新一代西夏学者，著有《十二国》等著作。
二战后，日本西夏学代表人物是西田龙雄，《居庸关》（1958）一书中的西夏文就是他释读的。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西田龙雄出版《西夏语的研究》，七十年代后，又相继出版《西夏文华严经》《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西夏王国的语言和文化》《西夏语研究新论》等。直到21世纪初，西田龙雄仍笔耕不辍。此外，冈崎精郎的党项古代史研究，松泽博的西夏契约解读，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有池田巧、荒川慎太郎、佐藤贵保等，荒川慎太郎出版《西夏文<金刚经>的研究》《日本藏西夏文文献》（合编）等著作。
欧美西夏学研究也有出色的表现，1972年至1973年，英国格林斯蒂德（E.D.Grinstead）相继出版《西夏文字分析》和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1982年，美国学者陆宽田（LucKwanten）出版《<番汉合时掌中珠>——十二世纪番汉字典》，1996年，美国学者邓如萍（RuthW.Dunnell）出版《白高大夏国》,《剑桥中国史》（辽夏金元卷）的西夏部分也是邓如萍撰写的。此外，法、德等国也有专家从事西夏文献的解读。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西夏研究几乎是空白，像四川大学吴天墀先生默默进行着西夏史研究的学者凤毛麟角。六十年代初，老一辈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又开始了西夏文史的研究，并招收研究生，培养新一代西夏学研究人才。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调查。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学习与研究西夏学的人非常少。七十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1972年至1975年，宁夏博物馆对银川西夏王陵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批建筑构件、金银饰物、竹木雕刻、丝绸织物以及鎏金铜牛、妙音鸟等珍贵文物；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对黑水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近三千多件夏汉文文献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此外，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的西夏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窖藏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钱币、瓷器、官印、符牌、碑刻、版画、雕塑等文物。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李范文）、《西夏文物》（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研究》（陈炳应）、《黑水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李逸友）、《西夏陵》（许成、杜玉冰）、《西夏佛塔》（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彭金章、王建军）等著作。
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西夏文献研究，主要是利用俄国学者公布的西夏文影印件展开，出版《文海研究》（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同音研究》（李范文）、《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类林研究》（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西夏谚语》（陈炳应）、《西夏天盛律令》（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译）、《宋代西北方音》（李范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林英津）、《圣立义海研究》（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贞观玉镜将研究》（陈炳应），《夏汉字典》（李范文）。其中，《夏汉字典》是我国第一部西夏文字典，大大方便了西夏文的学习和研究。
这一时期最能彰显中国特色的是西夏历史文化研究。1979年，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专列西夏史，和辽金史并列，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专史研究成果很多，如林旅芝《西夏史》，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吴天墀《西夏史稿》，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编），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周伟洲《唐代党项》，李蔚《西夏史研究》《简明西夏史》，王天顺主编《西夏战史》《西夏学概论》，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杜建录《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西夏经济史研究》，张迎胜主编《西夏文化概论》，李华瑞《宋夏关系史》，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韩小忙《西夏道教初探》等。另外，《西夏纪》《西夏书事》《西夏志略》《西夏纪事本末》等几部重要的汉文史籍相继点校出版。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三西夏学的飞跃
1996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后更名东方文献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到21世纪初，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成为西夏研究的新潮流，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等单位相继推出《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北方民族大学推出《英藏黑水城文献》《日本藏西夏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此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也相继出版。
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为西夏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首先，西夏文献专题研究全面展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以中俄西夏学联合为基础，出版《西夏文献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开展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出版《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和多卷本《西夏文物》。宁夏大学组织出版的《西夏研究丛书》，也有不少文献研究成果，加上没有纳入上述丛书的成果，有数十种之多，如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西夏文献论稿》《西夏佛经序跋译注》，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注释研究》，聂鸿音、孙伯君《黑水城出土音韵学文献研究》，克恰诺夫、聂鸿音《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研究》，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考古发现西夏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孙伯君《西夏新译佛经陀罗尼的对音研究》《西夏文献丛考》，杜建录《党项西夏文献研究》（合著）、《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合著）、《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黑水城文献论集》（主编），胡玉冰《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彭向前《西夏文<孟子>整理研究》,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佟建荣《西夏姓氏辑考》《西夏姓名研究》，潘洁《黑水城出土钱粮文书专题研究》，束锡红《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杜建录、波波娃主编《<天盛律令>研究》，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杨志高《西夏文<经律异相>整理研究》，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等。有的文献研究比较深入，如利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资料的研究著作就有十几种。
其次，西夏历史考古和语言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西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出版有韩小忙、孙昌盛、陈悦新《西夏美术史》，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李蔚《西夏史若干问题探索》，汤晓芳《西夏艺术》，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西夏社会》《西夏文化研究》，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胡玉冰《西夏书校补》，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朱瑞熙、刘复生、张邦炜、蔡崇榜、王曾瑜《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李华瑞《宋夏史研究》，杨蕤《西夏地理研究》，张迎胜《西夏人的精神世界》，杨浣《辽夏关系史》，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鲁人勇《西夏地理志》，于光建《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
西夏文物考古方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相继推出《闽宁村西夏墓地》《拜寺沟西夏方塔》《西夏三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山嘴沟西夏石窟》《西夏六号陵》。此外，牛达生《西夏遗迹》《西夏活字印刷研究》《西夏钱币研究》《西夏考古论稿》，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西夏建筑研究》，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加上前述多卷本《西夏文物》，较大推动了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深入发展。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龚煌城《西夏语文研究论文集》、张竹梅《西夏语音研究》、史金波《西夏文教程》、韩小忙《西夏文的造字模式》等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龚煌城的西夏语音研究代表国际水平，史金波的《西夏文教程》是国内外第一部西夏文教程，极具实用性。
西夏文字数字化方面，继马希荣《西夏文字数字化方法及其应用》之后，又有多家文字书版系统问世，随着聂鸿音、景永时西夏文国际编码的完成，西夏文的排版系统将更加方便快捷。
西夏文化大众化是近十年的一个亮点，如吴峰云、杨秀山的《探寻西夏文明》，杜建录主编的《说西夏》，在此基础上，2016年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推出《话说西夏》《解密西夏》《还原西夏》《神秘西夏》《西夏文明》系列成果。
其三，利用出土文献文物资料，结合传世典籍，对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开展深入系统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2015年至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相继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夏通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西夏文大词典》和《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西夏通志》体裁介于“纪传体”断代史和“章节体”论著之间，它的完成将弥补元修宋辽金三史却没有给西夏修一部纪传体专史的缺憾。《西夏文大词典》是一部大型工具书，全书600万字左右（其中简本100万），完成后将为学界提供一部包含最大量西夏文词语，专家和初学者皆可使用的工具书。《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将深入系统地探讨西夏文化的多元性，并从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下审视西夏文化，有助于科学地了解西夏文化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项重大项目的开展，标志着新时期西夏研究的转型，对实现西夏学学科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全面系统研究的同时，分专题研究仍然是西夏研究的重要内容，几十年以后，在此基础上，系统全面研究将更加充实，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承和发展着。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