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知道是什么文字也可以解读
如果要顺利地解读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代文字，过去认为必须预先掌握这种文字和其他已知古文字的对译文献，以及知道这种文字的所属民族和分布地域，以便找出相关的现代语言作为必不可少的研究参照。人们很难设想有哪一种文字在被错认了所属民族和地域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解读。然而有趣的是，西夏文字的早期研究恰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文字最初竟然是被当作女真文来解读的，而且竟然取得了成功。
北京市北郊的居庸关城内有一座1345年建成的过街塔，塔的券洞内壁用六种文字刻着同样内容的佛教咒语。这六种文字人们已经认识的有五种，即梵文、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和汉文。馀下的那种未知的文字长期无人理会，直到1863年，才引起了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的注意。当时，他在路过居庸关的时候得到了一部分铭文的拓片，随即开始尝试解读。七年之后，伟烈亚力把成果写成了论文《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考》（OnanAncientBuddhistInscriptionatKeu-yung-kwan,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newseries,1），文中取那种未知的文字与券洞内壁的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译音对勘，从而正确地认出了七八十个字的读音，并断言那是金代的女真文，由此引起了欧洲东方学界的轰动。
外民族向来被中原知识分子视为“蛮夷”而不受关注，外民族的文字最多只能充作金石家猎奇的对象，而无人想到深究其原委，这导致居庸关上的西夏文在清光绪年间被轻率地说成了女真文（参《顺天府志》卷一二九）。大约是考虑到那地方在金代的确处于女真人治下，而西夏故地则远在西北边陲，于是伟烈亚力未经核查就接受了前人的误导，把西夏全然排除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外了。事实上，当时能够见到的女真文石刻至少有河南开封的“进士题名碑”，西夏文石刻则有甘肃武威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只要拿这两块不同文种的石刻和居庸关的未知文字比对一下，任何人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伟烈亚力没有见到那两件石刻的拓片。
伟烈亚力的结论在当时并非无人表示怀疑，但最终彻底纠正这个错误的则是法国学者戴维理亚（GabrielDevéria，1844-1899），他在1898年发表了论文《西夏或唐古特王国的文字》（L’ÉcritureduroyaumedeSi-hiaouTangout,Mémoiresprésentéspardiverssavantsàl’AcadémiedesInscriptions,1série,6.1），其中明确指出居庸关那种未知的文字是西夏文而非伟烈亚力所说的女真文，他采用的方法正是与女真“进士题名碑”和西夏“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的对比。
自从俄国探险队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特别是在里面发现了西夏文—汉文对译的杂字体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后，西夏文字的辨识和西夏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大踏步的进展。到了20世纪末，大多数西夏字的音义和一些最关键的语法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过，伟烈亚力的功绩也是不应被忽略的。在今天看来，他不但是西夏文字解读的开创者，更重要的是向学术界证明了一个此前不被注意的道理——在解读古文字的时候，“知道这种文字使用者所属的民族和分布地域”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只要有两个以上语种的对译文献可用，就能带来一定程度的成功。当然也不可否认，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能做的只是对个别文字的机械音译或者意译，而不能指望复原那种久已消逝的语言，因为女真语和西夏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试图借助女真语来理解西夏语绝对是徒劳的。
西夏文长卷（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二创制文字的目的：政治在文化之前
西夏文字在当时称作“番书”，中原史籍写作“蕃书”，那是景宗元昊在1036年授意大臣野利仁荣设计的。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
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复改元大庆。
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元昊创制西夏文字是为了更方便地引进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借以提高国民的思想文化水平，事实上这并不是他正式登基前的初衷。《宋史·夏国传上》接下来说，元昊在颁行西夏文字两年之后给北宋朝廷送去了一份表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
表章在这里尽管用了下级向上级请示的口气，但全文显然可以视为脱离北宋控制、独立建国称帝的宣言。文中把创制西夏文字与“衣冠”“礼乐”“器用”并提，如果再结合上文记载的“改元”，不难看出这几件事情具有同等的政治意义。按照古来的传统，改朝换代时新登基的帝王总是要“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礼记·大传》），那么很明显，元昊创制西夏文字不过是为“裂土分国”所做的舆论准备之一，目的仅仅在于标榜自己未来国家的正式身份。至于通过文字来教化民众，那只是建国后附带的收获，并非他当初的关注点所在。
新创的文字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创制者肯定要借用本地流行的某种文字作为蓝本。从历史记载看，当初西夏境内能见到的文字至少有三种，即汉文、藏文和契丹文，据说元昊本人兼通前两种，创制文字的具体执行者野利仁荣则被假定为契丹人（野利即耶律），不妨估计他通晓契丹文。在这三种文字中，藏文的字符数量最少，形体也最简单，可是西夏人在创制文字的时候却没有采用易懂易学的藏文作为蓝本，而是参照了难写难认的汉字，这曾导致早期的欧洲学者大惑不解。其实他们不明白，在文字创制者选择蓝本时，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文字在当地的威望，以及创制者本人对这种文字的熟悉程度，至于新创的文字是否易写易认，那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创制本民族文字之前，在党项首领和当地百姓中威望最高的文字无疑是汉字。党项诸部落虽然几经迁徙，但毕竟长期以藩镇的形式附庸于中原王朝，其历代统治者与中原王朝交往时使用的都是汉语汉文。史书里保存着西夏太宗德明和景宗元昊本人写给北宋朝廷的几篇表章，作品不但文通字顺，而且还模仿了唐宋奏章文体，甚至有骈句插入其中。尽管不妨估计实际的捉刀者是汉人，或者文稿经过了汉人的加工，但可以相信，当时党项首领们在对外和对内行文时写的都是汉字。我们知道，女真贵族最初使用契丹文，后来创制本国文字时就以契丹字为蓝本，满洲贵族最初使用蒙古文，后来创制本国文字时就以蒙古字为蓝本，正是同样的道理。
很明显，一个王朝在初创文字的时候往往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在具体的创制行为当中，却会不自觉地服从强势文化的影响。党项人初创本民族文字时，本来是想区别于中原汉文化，可是他们创造出的文字形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挣脱汉字的桎梏，乃至最初用于推广文字的教材——《孝经》《尔雅》和《四言杂字》也都是汉文书籍的译本。就目前所知，西夏字是中国历史上笔画最为繁冗的文字，但这种文字颁布后却很快在西夏境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推行效果远远好于笔画相对较少的契丹文和女真文。目前能见到的契丹文和女真文资料加在一起不过百件，且大多是带有某种纪念意义的石刻，而西夏文献的数量则多得至今无法统计。尽管我们不知道当年西夏政府采用了哪些手段来推行新创的文字，但由此却可以得出一个确定无疑的认识，即文字推行的效果与文字形体本身的繁简程度无关。
经过与北宋不长时间的边境军事摩擦之后，新生的西夏政权终于站稳了脚跟，统治者无需再利用西夏文充当独立的号角，于是文字教化民众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西夏人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尽情地用他们的文字编写字典和识字课本，翻译儒学和佛教典籍，制定法律，书写民间契约和账簿，再没有人记得元昊当年制字的初衷。1162年，西夏仁宗仁孝在国内大兴文教，这时他追封一个世纪前去世的野利仁荣为“广惠王”（《宋史·夏国传下》），也只是强调他亲手创制的文字惠及广大百姓，而无须再提及当初特殊的政治需求。
三“六书”以外的“书”
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基本上可以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来概括，然而汉字的“六书”并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上其他同类文字里的全部事实，这是因为契丹、西夏、女真等文字都是由一两个人一次设计完成的，且行用时间相对较短，并没有经历汉字那样上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字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的”文字。成熟的文字不需要经过从图画到抽象符号的演化，所以在西夏最常见的是合体的会意字和形声字，而没有“日”“月”“上”“下”那样相对初级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夏还有为数不少的字不能归入六书的任何一类，这虽然用传统眼光看上去有些“异样”，但是绝对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字学知识。
西夏字形看上去是横、竖、撇、捺等汉字基本笔画的重新组合，不过既然是参照汉字制成，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现成汉字的基础上增减或改变笔画，来造出意义相同的新字，例如在汉字“門”的基础上造出西夏的mẽ1①。“門”和“”mẽ在形体上的相似自然一望可知，可是这种造字法究竟应该归入六书的哪一“书”就不好说了。假如根据二者间的“互训”而把它们算作“转注”，也实在显得勉强。
唐代以后的汉译佛经里有时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合体字，译者用它来模拟汉语里没有的梵语字音，例如用“”（di+ya）来音译梵语dya。这种字传统上称为“切身字”，意思是把构字的两个部件当作反切拼读。切身字被公认作翻译时的权宜之计，这样造出的“字”始终得不到语文学家的承认，自然也没有资格进入正规的字典。然而与此相反，“切身”在野利仁荣那里却是被当作实实在在
其他汉字系的文字有时也用这些方法造字，只是大都建立在现成汉字的基础上，且不像西夏出现得那样频繁。看来野利仁荣在设计西夏字形时，的确经过了一番缜密的思考，甚至可能预先为自己制定了某些规则。他借用了汉字的笔画却没有照搬任何一个现成的汉字，这如实地表现了当年景宗元昊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最终导致汉人看到这些文字时感叹“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一九，枣花书屋刻本，1837），同时也意外地为中国文字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