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借《文史知识》发文五篇，四篇为2014年因胡晓明教授主编《历代女性诗词欣赏词典》而写，另一篇《唐代的奇葩》则稍存游戏趣味。既见刊，刘淑丽女士告反映尚可，因嘱设一专栏，以接读者。多蒙信任，内心惶恐，拒绝不恭，承允又怯，盖自向学以来，所长仅文献考据，文学欣赏或普及类文字，则并非擅场。近年屡遭师友督促，鼓足馀勇，客串一二，居然多蒙谬奖，自感亦稍有进益。虑之再三，决以《唐人佚诗解读》为总题，欲兼顾解诗与存真，以告世之喜唐诗者：清编《全唐诗》仓促成书，不能尽存唐诗之善，考订未精，误收多有，其未收而今得知者，凡近万首。虽流播多歧，信值有差，但精品具在，解读在人。不揣愚拙，强作解人，举证总望能得其款要，说诗亦期可领悟旨归。范围以《全唐诗》未收者为限，捻一主题，或涉数首，说一诗人，兼取存佚，总望知其诗、知其人，与读者共悟唐诗之真伪优劣，必不以《全唐诗》收否为限囿也。或有考校失检、解说谬误者，幸诸君有以赐教焉。
今人谈甘陇诗人，多喜欢将源出陇西李氏、天水赵氏的作者一并计入，其实大成问题。殆唐人好言郡望，常将十多代以前的往事挂在嘴边，平生其实完全没有躬践其地，这样的地方文学研究，其价值真的大成问题。五代诗人王仁裕，世称天水人，而其实际生活地点则在陇南，其墓碑于清季在礼县发现，李昉撰，《北京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汇编》三七册收拓本，《陇右金石录》卷三有录文，墓志则近年在成县出土，蒲向明著《玉堂闲话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收入，真甘陇之土生文人。
王仁裕（880-956），字德辇，少不知书，以狗马弹射为乐。年二十五始就学，文辞知名秦陇间。唐末为秦州节度判官，后入蜀事前蜀后主，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前蜀亡，复为秦州戎判。秩满归里，王思同镇兴元（今陕西汉中），辟为幕宾。寻随思同为西京留守判官。废帝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击败王思同，王仁裕文才为废帝所重，被邀入幕下，凡檄文、诏书、诰命，多委其撰写。清泰中，以司封员外郎充翰林学士。入晋，历都官、司封、左司郎中。少帝即位，为右谏议大夫。开运元年（944），出聘荆南。二年，以给事中迁左散骑常侍。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改授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承旨。隐帝乾祐元年（948），知礼部贡举，擢为户部尚书。三年，改兵部尚书。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以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七。《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本传残缺过甚，《新五代史》卷五七本传略存梗概。近人胡文楷撰《薛史王仁裕传辑补》（《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3期）考订颇详，唯未征及碑志。王仁裕平生作诗满万首，蜀人呼其为“诗窖子”，唯存诗仅十多首，《全唐诗》卷七三六编为一卷。著作仅存《开元天宝遗事》二卷，另撰《王氏见闻录》《玉堂闲话》等书，原书不传，但《太平广记》等书引录较多，我曾有辑本，收入《五代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
王仁裕佚诗，拙辑《全唐诗续拾》卷四二曾得二首，近年又陆续得见二首，皆甚可靠，谨介绍如下。
第一首是《戮后主出降诗》：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高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见原本《说郛》卷三四《豪异秘纂》引王仁裕《蜀石》。另《鉴诫录》卷五、《能改斋漫录》卷八作王承旨诗。第三句，《能改斋漫录》作“二十万人齐拱手”。
这首诗各位肯定有似曾相识之感，不错，《全唐诗》确实收了这首诗，但在卷七九八花蕊夫人名下，题作《述国亡诗》，来源是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文字虽有些不同，但可肯定是一首诗的异传。三年前，我曾撰文《“更无一个是男儿”考辨》（《东方早报》2013年8月25日），可以参看。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鉴诫录》作成时间在后蜀时，最晚不晚于广政中期，即950年左右。《后山诗话》所述只是一个传闻，所谓花蕊夫人费氏，经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之严密推求，费氏作《宫词》基本可以否定，其人之有无，也大可怀疑（孟昶眷属归宋后情况，可参柳开撰《孟玄喆墓志》）。而王仁裕在前蜀亡之前夕，曾随同后主王衍君臣一行人远幸秦州，沿途有诗。中途知后唐军犯境，乃仓惶归蜀，近距离目睹了前蜀君臣视国事如儿戏、最终国败身亡的过程。前蜀亡，君臣一行被押往洛阳，王仁裕也是随从之一，亲见王衍一家在长安被杀的过程。诗咏后主举成都出降至长安被戮的过程，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以旧君为昏主，虽不算厚道，但是他亲历亲见，也不算过分。同光三年（925）十月初，后唐已经起兵伐蜀，王衍却于此月三日荒唐出游，拒绝谏言，闻飞骑报军情，仍认为是骗他停止游衍。行到利州，知唐军已相距不远，方仓促逃归。其守御诸将，降的降，逃的逃，王衍回到成都，根本无法组织抵抗，只能投降。“衔璧牵羊倒系旗”，写后主出降时的具体情景。《旧五代史·僭伪王建传》云：“其月（十一月）二十七日，魏王至成都北五里升仙桥，伪百官班于桥下，衍乘行舆至，素衣白马，牵羊，草索系首，面缚衔璧，舆榇而从。”王仁裕当时应即在桥下百官行列中，故观察仔细如此。《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平蜀时，蜀中尚有军队十三万，诗云二十万，是言其成数，诗中语不必完全准确。前蜀太祖王建自光启间在蜀中坐大，军力在其后三十多年间皆称雄武，故底定一方，攻夺岐陇，实力不容小觑。但自后主王衍即位后，内有太后、太妃之弄权，外有佞臣之蛊惑，国事不理，军政不修，未经接战，旋踵败亡。王仁裕目睹一切，感慨遥深。“二十万军高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身历其事，写不出如此痛彻心腑的惨痛。
第二首见南宋末学者周密撰《浩然斋雅谈》卷中：
王仁裕过关中，望春明门，乃蜀后主被诛之地，乃作诗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沉沉，重过春明泪满襟。齐女叫时魂已断，杜鹃啼处血尤深。霸图倾覆人全去，寒骨飘零草乱侵。何事不如陈叔宝？朱门流水自相临。”
春明门是唐长安城的正东门，是往洛阳的京洛大道的起点。王衍君臣降后，奉旨于同光四年正月二日，率同其家人，包括其生母顺圣太后，即浦江清考定的《花蕊夫人宫词》作者，以及前蜀文武百官，从成都起程，往洛阳朝圣，或者说是献俘。迤逦而行，到四月方到达长安。这三个月间，成都和洛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唐伐蜀的主帅是兴圣太子李继岌，为庄宗长子，但年轻而不经事，军政大权则掌控在权相郭崇韬手中。前蜀既定，二人矛盾激化，太子诬郭欲谋反，庄宗妄信，命太子设局杀郭。此外，庄宗因猜忌又杀了另一功臣朱友谦，使在魏州拥有强大军力的李嗣源不能自安其位，乃举兵反叛，称兵南指，到四月初庄宗败亡，明宗即位。这一切虽然与王衍一行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明宗新立，天下耸动，百废待兴，哪还有精力来处理王衍一行的事情？他想，干脆下一道诏书，将王衍一行全部在长安处死算了。幸亏经手的宦官为人厚道，知道蜀廷百官都牵家带口，那要杀多少，于是良心发现，改了诏书中的一个字，将王衍一行之“行”字改为“家”字，仅杀王衍及其家人。所杀有多少人呢？用《锦里耆旧传》卷六所载欧阳彬为王衍起行时上表，包括“母亲并姨舅兄弟骨肉等”人，至少也应有几十口，即在春明门外被杀。王仁裕诗云“重过春明”，是他亲见王衍一家被杀，此时则是重过故地，感伤后主一家之被杀，作此诗吊之。首句说天地昏暗，冤气沉沉，接着写自己之伤感。“齐女”二句，则用齐女魂断、杜鹃啼血的两个典故，写负冤之深，同情王衍一家之无辜被杀。“霸图倾覆”，是说自王建拥有全蜀、开创大汉王朝（习称前蜀，国名是汉）的霸图，两世至王衍而覆亡。“寒骨飘零草乱侵”，则云王衍被杀后仅草草蒿埋，以至骨肉飘零，此时仅能见到荒草芜乱。王仁裕感慨，隋灭陈时，后主陈叔宝归降入长安后，受到礼遇，得终天年，王衍举蜀归降，下场如此不幸，真为他感到不平。朱门即指春明门，流水当指绕城河水，借以诉说无尽的悲哀。
这首诗的发现，无论对王衍之死，以及王仁裕对故主之同情哀悼，都具重要文献价值。诗也写得感情强烈，是王仁裕存世诗中较重要的一首。至于其写作时间，大约在天成元年（926）至清泰元年（934）之间，因王仁裕其间曾数度来往长安，且任职时间较长，因而难以确知。
第三首佚诗见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卷五：
杜光寺，在城南杜光村，俗呼为杜光寺。本唐义善寺，贞观十九年建，盖杜顺禅师所生之地。顺解《华严经》，著《法界观》，居华严寺，证圆寂，大师坐化，肉身连环，灵骨葬樊川华严塔，至今呼樊川为华严川。长兴中，王仁裕题诗曰：“上尔高僧更不疑，梦乘龙驾落沉辉。寒暄晕映琉璃殿，晓夜摧残毳衲衣。金体几生传有漏，玉容三界自无非。莓苔满院人稀到，松畔香台野鹤飞。”
基本可以确定此诗为王仁裕长兴间（930-933）任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期间所作。其时为唐明宗在位的后期，是五代最为太平的一段时间，王仁裕公私多暇，因而得以寻访城南名区。据日本宽永刊本《开元天宝遗事》卷首所存他的自序，称其时还曾“询求事实，采摭民言，开元天宝之中，影响如数百件，去凡削鄙，集异编奇，总成一卷，凡一百五十九条”，与此诗为同时作。杜顺（557-640），是隋唐间名僧，一生以弘传《华严经》为宗旨，著作以《华严法界观门》《华严五界止观》最有名。他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逝世于长安城南义善寺，五年后寺名改为杜光寺，寺内建其灵骨塔，俗称华严塔。王仁裕寻访华严塔而题诗，赞叹杜顺得到皇帝重视，得证佛业。写他入寺瞻礼时所见所感，虽然已不复往年之全盛，但寂静荒凉中仍能感受到往年的禅机，诗也颇为丰满，可见他之善于写景抒情。
最后一首见于韩国所存《太平广记详节》卷一○引《玉堂闲话》：
晋石高祖父事戎王，礼分甚至。此则以罗纨玉帛、瑞锦明珠，竭中华之膏血以奉之；彼则以貂皮兽鞟、瘦马疲牛为酬酢。庚子岁，遣使献异兽十数头，巨于貆而小于貉，兔头狐尾，猱颡狖掌，其名耶孤儿。北方异类，华夏所无，其肉鲜肥，可登鼎俎。晋祖不忍炮燔，敕使寘于沙台院，穴而畜之，仍令山僧豢养。自后蕃衍，其数渐多，沙台为其穿穴，迨将半矣。都下往而观之者，冠盖相望。司封郎中王仁裕为其不祥之物，因著歌行一篇，题于沙台院西垣以志之。其歌曰：“北方有兽生寒碛，怪质奇形状不得。如貆如貉不貆貉，狖指兔头猴颡额。善拏攫，能跳掷，中华有眼未曾识。天骄贵族用充庖，凤髓龙肝何所直。彼中君长重欢盟，藉手将通两国情。方木匣身皮锁项，万里迢迢归帝城。黄龙殿前初放出，乍对天威争股栗。形躯无复望生全，相顾皆为机上物。惧鼎俎，畏牺牲，天子仁慈不忍烹。送在沙台深穴里，永教闲处放生长。郊外野僧黯物情，朝晡豢养遵明圣。泽广罗疏天地宽，从此不忧伤性命。同华夷，共胡越，粒食陶居何快活。虽感君王有密恩，言语不通无所说。凿垣墙，寘陵阙，生子生孙更无歇。如是孳蕃岁月多，兼恐中原总为穴。耶孤儿，耶孤儿，语浅义深安得知。”愚尝窃议之曰：“耶者，胡王也；儿者，晋主也。言耶孤儿，乃父辜其子也。”其后，戎王犯阙，劫晋主，据神州，四海百郡皆为犬戎之窟穴，耶孤儿先兆，可谓明矣。
《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张国风文《韩国所藏〈太平广记详节〉的文献价值》最早介绍此诗，但录文稍有误失，本文据韩国原本校录。“永教闲处放生长”一句之“生长”二字，疑当作“长生”。中土所存《太平广记》刻本，以谈本最著名，另有明清钞本、校本多种，稍有缺卷，上引一节则各本皆无。《太平广记详节》凡四十卷，为《太平广记》之选本，此节适存，足补中土各本之缺。《玉堂闲话》即为王仁裕撰，原书凡自己亲历见闻之事，皆作第一人称叙述。但《太平广记》收入时，则多改为第三人称。“司封郎中王仁裕为其不祥之物”一句，在《玉堂闲话》中当作“余时为司封郎中，为其不祥之物”之类。“愚尝窃议之”即改写未尽者。
后唐明宗去世后，继任者闵帝李从厚为人暗弱，帝位为明宗养子李从珂即唐末帝所夺。明宗婿石敬瑭拥有河东强藩，与末帝交恶后，乃引契丹为助，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之代价，使契丹助己，击败末帝，取而代之，世称晋高祖，对契丹则称儿皇帝。王仁裕初仕唐末帝而得信任，入晋后并不太得志。高祖在位近六年，与契丹保持相对平和之关系，互有赠馈，来往相望于途。庚子为天福五年（940），契丹赠晋异兽耶孤儿十多头。耶孤儿形体介于貆与貉之间，从“其肉鲜肥”来说，可能是今内外蒙古一带所出之动物，可能为狗獾、浣熊之类，非中原所有，在契丹主或仅是赠异兽以供晋主尝鲜之行为，晋主则视为稀罕物，且为契丹主所赠，不敢造次，乃于皇家苑囿之沙台苑，令山僧豢养。五六年间，此兽繁殖迅速，蕃衍渐多，又善穴洞，成为京郊奇观。
王仁裕感其事，作歌行以咏其事，其诗体则近乎新乐府。王仁裕存世诗歌以七律为多，此诗是惟一的歌行体作品。诗作于晋亡后，最大可能为写于后汉间。除叙述此兽之体貌、习性，以及契丹与晋之间的馈赠来往外，王仁裕特别感慨此兽在中原生存发展能力之强，五六年间即孳育众多。“同华夷，共胡越，粒食陶居何快活”。“凿垣墙，寘陵阙，生子生孙更无歇。如是孳蕃岁月多，兼恐中原总为穴”。他没有在此感受到胡越共存的欣慰，而是强烈地感到异族文化入侵中原的危机感，并将其与开运末晋与契丹从交恶到开战，终至戎主率军南侵，犯阙灭晋，几乎要建立中原王朝。王仁裕从这段剧烈的变动中，认为耶孤儿虽是异类，但足为契丹灭晋之先兆，且特别提醒中原士女对此要有强烈的危机感。
本诗的可贵之处，不仅让我们看到王仁裕诗作的另一面，也看到以沙陀族为主体建立的后唐、后晋王朝，此时已经俨然以中原王朝汉文化中心自居，且对契丹之入侵中原，抱有强烈的敌视态度。到宋初，此风越演越烈，在区分夷夏、强调正统的口号下，开创宋文化的中华本位立场，而北魏至隋唐以来的胡姓各族，皆一律成为华夏之正宗。导源宋初而后世渐盛的杨家将故事中，佘（即折）、穆、呼延诸胡姓，以及长期与胡人通婚，且在北汉与契丹长期合作的杨家，都在民族战场上成为汉族的民族英雄。胡风之渐，中原之变，王仁裕在这段叙事及咏耶孤儿的长诗中，不自觉地加以宣泄，恰表达了历史的某些独特观察。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