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亲政后，面临的是“汉兴六十馀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这样一个局面。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发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的感慨。一方面要完善礼乐制度，“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一方面还要征伐四夷，洗刷高祖以来对匈奴委曲求全之耻，安定边疆。招揽人才、共襄伟业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一表章六经，招揽儒雅
汉初大儒叔孙通云：“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所谓“进取”，即“斩将搴旗”，“蒙矢石争天下”，确实不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儒者之所长。所谓“守成”，那是指兴文教、立制度，那就非这些饱读诗书的儒者不可了。汉武帝欲改变汉初“制度多阙”、文教不兴的局面，征召贤良文学，重用儒生。先后征召老儒申公和辕固生，虽因其年老，未得重用，但起了引领风气的作用。此后，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等儒生相继被选拔出来，为大汉帝国的崛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薛人公孙弘家贫，在东海之滨牧猪为生，曾从胡毋生学《春秋》。史称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是一位以儒学为主又兼取他家之长的学者。应征贤良文学，汉武帝看了他的对策后，在太常将他贬居下等的情况下，亲自擢拔他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此后，汉武帝又引公孙弘参与朝议。此后，公孙弘不断迁升，由内史而御史大夫而丞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儒生宰相。
公孙弘参与朝廷大政后，对武帝朝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辕固生曾经讽刺他“曲学阿世”，汲黯也讥笑他“多诈而无情”，对他“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的风格多加抨击，但事关国家大计，公孙弘还是能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武帝朝征伐匈奴、用兵西南夷，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武帝毫无节制，四面出兵征伐，“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这些穷兵黩武的举措超出了汉帝国的承受能力。针对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汉武帝使朱买臣与公孙弘就此问题辩论，公孙弘在辩论失败的情况下，仍坚持请汉武帝“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专力对付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匈奴，汉武帝不得已应允。这使汉帝国的民生危机赢得一次缓解的时机。
广川人董仲舒，以治《春秋》为当时大儒。他的学说以《春秋》为主，兼采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创立了以“天人合一”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他又吸收法家的“三顺”说，将社会伦理发展成为“三纲”说，奠定了我国古代伦理道德的体系。汉武帝征贤良文学，召征董仲舒，董氏上《天人三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为武帝“表章《六经》”做了理论说明。这次对策之后，汉武帝很是重视董仲舒。胶西王刘端骄横跋扈，多次残杀朝廷为他所任命的国相。汉武帝以董氏为胶西王相，目的在于以董仲舒的威望抑制刘端的骄横。董仲舒“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而胶西王刘端也忌惮董氏的名声威望，对董氏优礼有加。此后，董仲舒辞官家居，汉武帝对他依然宠眷不衰，“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
董仲舒还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史记》中对董仲舒的《春秋》之学多所阐发。董仲舒还建议武帝“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为武帝接受，这对汉代的官员选拔和人才培养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表章《六经》、招揽儒雅的用人方向，对汉帝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史称：“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不仅促进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风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之前官吏多出郎官和功臣子弟的用人方向，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为汉帝国的崛起储备了人才。同时，在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下，儒学成为汉帝国的官方学说，儒家经典逐步成为公认的最高真理，对防止君主独断专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此，儒学一举奠定了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尊经重儒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不二法门。
二兼收并蓄，容纳异端
汉武帝虽然尊崇儒学、“表章《六经》”，注重选拔优秀的儒生董仲舒、公孙弘、兒宽等进入到统治阶层，但总体而言，他在用人方面也注重兼容并蓄，能够容纳异端，其中汲黯就是最典型的人物。
据司马迁《史记·汲黯列传》载：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无论其所治学说还是为政之道，都与尊经重儒的汉武帝异趣。但汉武帝看重他的耿直敢谏，依然对他非常器重，并不断提拔他。对于他直率而尖刻甚至近于无理的谏诤，有时虽然觉得不悦耳，还是能够容纳。汉武帝还当着庄助的面称赞汲黯：“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可见他对这位“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的大臣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欣赏的。因此，汲黯也由六百石的谒者一路直升到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期间还多次外放到东海郡、淮阳郡去做太守。而汲黯对于武帝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常常提出一些让武帝难堪的意见。对于武帝的宠臣田蚡、卫青、公孙弘、张汤等，也是一点都不买账，甚至常常揶揄挖苦他们在武帝面前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丑态。
汉武帝在亲政后不久，就将尊经重儒作为基本国策。但武帝其实并未得儒学之精华，甚至对此也并不感冒。虽然他对儒学在汉代的兴起做出重大贡献，儒学也不可避免地对汉代的政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但就其本人来说，汉武帝所喜欢的不过是拿儒术装装门面，做做点缀，真正拿来用的，却多是法家的东西。学界评价汉武帝朝的政治，常用“外儒内法”一词，可谓切中肯綮。汲黯对汉武帝的这一套很是看不惯。有一次，汉武帝召集了一群贤良文学出身的儒生，正高谈阔论自己的宏图壮志，说我欲怎么怎么样。汲黯冷不丁冒出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唐虞就是儒家所祖述的尧舜，被儒者们尊奉的古圣王。但尧舜治理天下的要道，却是垂拱而治。比如孔子在《论语》中就曾称道尧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孔子看来，虞舜就是垂拱而治的典型代表，而唐尧则能够取法上天，那么“天”在孔子眼中又是什么形象呢？且看孔子与他的得意门生端木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所谓取法乎上天，其实就是像天那样不言不语，无为而治。所以汲黯这句讽刺汉武帝的话是非常尖刻的，一点情面都不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武帝的要害：内心本多欲望，外面伪施仁义，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把儒家学说作为他实现诸多欲望的漂亮说辞、美丽点缀罢了。至于唐尧虞舜垂拱而治、不妄作、不扰民，他既不是真喜欢，也未必能学得来。这样一来，武帝的面子就挂不住了，“上怒，变色而罢朝”。一场兴致颇高的政策研讨会被汲黯搞得扫兴之至，不欢而散。大家都不免为汲黯担心，批评他脑子不开窍。但汲黯却满不在乎地反唇相讽：“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谊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朝廷养了你们这帮只会阿谀奉承的官僚真是奇耻大辱！汲黯对公孙弘、张汤等人非常看不上眼，眼见得他们一个个因投武帝所好，由自己的下级直升公卿，心中忿忿不平，当面讥刺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弄得武帝也大大不高兴。匈奴的浑邪王帅众来降，武帝非常高兴，下令准备以两万辆马车的盛大仪式来欢迎他。岂不知财政吃紧，根本拿不出这笔款子，于是只好向老百姓借马。结果老百姓听说后都把马匹藏了起来，马也未能借成。武帝大怒，欲拿长安令是问。汲黯迎上前去说：长安令有什么罪？你不如把我杀了，这样老百姓就肯借马给你了。进而指责武帝不该厚奉夷狄而刻剥细民。武帝无话可说，虽然觉得汲黯之言颇不中听，但细想却不无道理。
汉武帝致力于征伐匈奴，招怀四夷；汲黯却力主清净无为，时不时提议与匈奴和亲，反对兵戎相见。武帝尊崇儒术，重用公孙弘；汲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武帝要完善细化法律条文，宠幸精于法律条文的张汤；而汲黯视张汤为不入流的“刀笔之吏”，痛呵他“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罔，以自为功”。汉武帝宠爱卫青，封他为大将军，“欲令群臣下大将军”；汲黯“与亢礼”，见面一揖而已。总之，汲黯处处与汉武帝作对，丝毫不卖给他面子。汉武帝虽然觉得汲黯的话有点逆耳，时不时地还对汲黯发一通火，感情上也说不上喜欢这位好发妄言、不知忌讳的臣子，但心里还放不下他，能优容他，在恰当的时机启用他。淮阳郡“吏民不相得”，干群关系紧张，武帝马上让汲黯去做救火队长，任命他为淮阳太守。汲黯依旧推行他那套“弘大体，不拘文法”的政治理念，无为而治。不出数年，“淮阳政清”。
没有人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那些宣称自己或宣传别人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人都是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有点雅量容纳异端，留些反对的声音时常在自己耳边，给自己提个醒，也许，这就是汉武帝的高明之处。许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汉武帝袭亡秦之迹而终未蹈秦始皇覆辙，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三量才叙用，不拘一格
“十步之间，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出俊士”。世界上不是没有千里马，缺少的是识得千里马的伯乐；不是没有人才，缺少的是发现人才的慧眼。当然，发现了人才也不一定能提拔使用，因为人才还要讲求出身。在中国，大多数时间当然是出身越高贵越好，所谓“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寸进之路”。只要出身带一点高贵的血统，就无虑“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汉武帝尽管有着种种不足，但和那些大搞出身决定论的人相比，在选拔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不论出身，无疑强了千百倍。所以在他身边才聚集了一大批人才，以致史有“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美誉。朱买臣、主父偃、司马相如都曾穷困潦倒，一旦以所学干武帝，立即量才叙用。英雄不问出身，只要有才干，武帝即收用之，显示了武帝唯才是举的胸怀。其中“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无疑是汉武帝最得意之笔。
卜式的出身和公孙弘相似，一个以牧猪为生，一个以放羊起家。所不同的是公孙弘富有心计（汲黯曾经向汉武帝打他的小报告，说他“多诈而无情”，以汲黯的耿直，应该不会冤枉他），儒学大师胡毋生在齐讲《公羊春秋》，他也在旁边跟着听。四十之后，又学“《春秋》杂说”，混了个儒生的头衔。那时的“儒生”大概相当于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不一定非得有多高的儒学造诣。如颜师古《汉书·司马相如列传》注云：“凡有道术皆为儒。”俞樾《群经平议》卷十二亦称：“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有了这头衔，在喜欢搞干部知识化的汉武帝那里就起到了大作用，有了晋身的资本。而卜式是个很忠厚的老实人，不知道搞知识学历方面的投机，“不习文章”，是个文盲。
卜式有个弟弟，在他弟弟长大成家之后，他很大方地把田地房屋财产都给了弟弟，自己只分得一百多只羊，入山放牧。卜式是个养羊的专家，过了十多年，在他精心养育繁殖之下，这百多只羊发展到了一千多只，又自己买了田地房屋。而他弟弟却不善营生，家产荡尽，卜式又一次次地把家产分给他。当时汉武帝征伐匈奴，卜式怀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朴素感情，上书武帝，愿输家财助边，为国分忧。汉武帝赶忙派使者接见他，并且热情地问他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来。但卜式太老实了，他捐款助军国之用不过是认为既然讨伐匈奴是国家的事，那么就应该匹夫有责，哪里会有什么要求和想法？自己放羊倌出身，一无冤屈，二不愿做官。使者回去报告，汉武帝又把这事和丞相公孙弘说了。但“多诈”的公孙弘却对他的这位阶级兄弟很不放心，以他那“多诈”的小人之心怎么也想不通卜式的行为，就对汉武帝说：这个人的行为不近人情，说不定怀着不轨的念头，陛下不能成全他。结果汉武帝也不敢再搭理卜式，捐财助边的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卜式回家继续着自己种田放牧的生活。但汉武帝却深深地记住了卜式的名字。
一年多之后，匈奴浑邪王率众投降，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大肆封赏，结果搞得“仓府空，贫民大徙”，国家财政难以支持。这时卜式再次雪中送炭，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助那些流亡的百姓度过难关。在河南上报帮助贫民的富人名单中，汉武帝看到了他熟悉的卜式的名字，立即回忆起当年他打算拿一半家产助边之事。为了树立典型以号召百姓，汉武帝赐给卜式四百人更赋钱。卜式又把这些赏赐归还了朝廷。和那些挖空心思地藏匿钱财的阔人们相比，汉武帝觉得卜式真是个忠厚的长者，便又是封官又是赐爵。但卜式也真不想做官，没办法，汉武帝只能骗他说：“我上林苑中也有羊，想让你为我放养。”卜式一听，还是干自己的专业，也就答应了。于是日日穿着布衣，戴着草帽，踏着草鞋，做了个养羊的中郎。一年后，他养的羊又肥硕，繁殖得又多，武帝偶然经过，见此深为赞许。令他意外的是，卜式突然讲起了大道理来：“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从牧羊中悟出了牧民的道理。汉武帝于是拜卜式为缑氏令。卜式深得缑氏百姓的拥护，又迁为成皋令，政绩依然卓异。从此卜式一路青云直上，官至齐王太傅、齐相，最终做到御史大夫、赐爵关内侯。
和卜式相比，金日的出身更糟，而他在汉帝国中所发挥的作用，似乎也较卜式更为重要。他本来是匈奴人，其父休屠王因在降汉问题上反复而被杀，他也被没入官，成了专司养马的奴隶，那年他十四岁。后来，武帝在宴会时要检阅一下御马，金日等数十个养马的奴仆便担任了牵马的工作。别的奴仆在武帝面前经过时，都偷偷地看上几眼，想一睹这位至尊天子的风采。这也难怪，好奇心使然。惟独金日小心谨慎，目不斜视。再加上他长得一表人才，所养的马又膘肥体壮，一下子就吸引了汉武帝的目光。武帝从他在自己面前经过时的表现发现此人忠实可靠，谨慎缜密，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把他叫过来详细询问他的情况，当天就提拔他做马监，之后又多次迁升，累至光禄大夫。事实证明武帝的眼光不错，史称“日既亲近，未尝有过失”，在宫内数十年，目不忤视，并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救了武帝一命。江充以巫蛊事倾陷戾太子事发，被武帝夷族。他的党羽莽何罗害怕株连自己，阴谋加害武帝。心细如发的金日觉察到他心中有鬼，暗中监视莽何罗的举动，扰乱了他加害武帝的计划。在他狗急跳墙欲自行刺杀武帝之时，又是早有防备的金日首先发现其阴谋，并通过贴身肉搏将其抱住，大声呼唤，卫士们及时行动，挫败了其阴谋，避免了一场大悲剧的发生。在武帝晚年多病之际，金日与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齐受托孤遗诏，成为武帝晚年和昭帝初年西汉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依然保持小心谨慎的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武帝亲选曾在东海牧猪的公孙弘为丞相，以牧羊出身的卜式为御史大夫，又能在众多的养马奴仆中识得金日，用之为车骑将军、倚之为顾命大臣，而三人在各自的职位上均有不俗的表现，未辜负武帝的厚望，也充分显示了武帝的识人之鉴、用人之道和容人之度。所以武帝朝涌现那么多的人才，国势那么强盛，不是偶然的。
四辨奸除恶，驭之有道
汉武帝能识人、可容人，更善于驾驭人。学富才高者不次进用，不问出身；作奸犯科者杀无赦、斩立决，哪怕是他亲自提拔的，也绝不为了维护自己绝对正确的虚面子而藏垢纳污，主父偃的遭际即是典型的例子。
主父偃本是齐人，“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但这个人在齐地却很不受欢迎，早年甚是落魄。齐地的儒生大概看他学术驳杂、干禄心切，不是正道人物，都排挤他，以致他在齐地混不下去了。甚至想出门远游以求得发展机会，却连借钱的地方都找不到。于是北游燕赵，依然不受赏识，遂下定决心西入长安一搏。他先是投靠在卫青门下，经卫青援引，得以上书武帝。据司马迁《史记》载：“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在这次上书中，主父偃批评武帝连年征伐匈奴，穷兵黩武，并提醒武帝“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连年征伐造成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已经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武帝观后为他的才华所打动，“朝奏，暮召入见”，相见恨晚，当即拜主父偃和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为郎中。而主父偃尤为武帝所赏识，一年中四次迁升，很快升任中大夫。主父偃也未辜负武帝的厚爱，他建议武帝在诸侯王国推行“推恩令”，将大的诸侯王国一分而为数国，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又建议武帝将“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迁移到新立的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不用诛杀，却解决了豪猾横行乡里、鱼肉黎民的隐患。在立武帝心上人卫子夫为皇后、惩处恶贯满盈的燕王刘定国等事上，主父偃都立有大功。孟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讲的就是困境对人的磨炼有助于造就人才，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其实孟子的看法不全面，巴尔扎克就比他看得更为透彻：“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他看出了困难对于不同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比之孟子的乐观主义更符合实际。我在这里再给巴尔扎克补充一条：苦难对于小人来说会造成他的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主父偃就是一个有才的小人，早年穷困落魄、遭人歧视的经历给他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使他变得性格扭曲、心理变态。他在得志之后，宣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有强烈地报复整个社会的冲动。他倚仗武帝对他的宠幸，招权纳贿、横行无忌。他暗中刺探诸侯王的隐私，得其不法之事来要挟诸侯王，逼得齐王自杀，被担心成为他下一个猎物的赵王告发。主父偃是武帝一手提拔重用的，可算得上是武帝的心腹爪牙。但武帝一旦知悉其不法之事，毫不留情，立即将其召回下狱案问，最终族灭了他全家。虽然手段过于残忍，但他这种不顾念嫡系、勇于自我否决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