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石文化源远流长。自中华文明滥觞之日，就与“石”结下了不解之缘。《物理论》载：“土之精为石。石，气之核也。”郭熙《林泉高致》有云：“石者，天地之骨也。”作为天地的精华与骨架，石头承载、连结着大地，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之物，也被人类视为必须尊崇的神灵。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融合，石头逐渐从一般的生产生活领域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创作领域，实现了从原始神灵化到艺术人格化的转变。石文化内容丰富，包涵文学、园林、绘画、鉴赏等方面，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本文就从中国古代的山石崇拜与赏石雅好两方面，对石文化进行一定的梳理与介绍。
一中国古代的山石崇拜
山石崇拜在远古文明中普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山石崇拜，包括山、石、土地、树、水、火等诸多自然物的崇拜，其中以大山崇拜和灵石崇拜影响最为深远。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传说中，山石的身影随处可见，它们寄托了先民对世界起源、宇宙奥秘的认识。
古人认为，山中居住着主宰一切的神灵，是乾坤互通的“天梯”。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国语·鲁语下》）神山文化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我国的神山崇拜以泰山为典型代表。
根据《礼记》记载，远古时期在泰山就有燃柴祭天的原始宗教礼俗，泰山高大浑厚，雄峙东方，被尊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其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的形象，在历史文化中颇具象征意义。据《史记·封禅书》，早在上古时期已有封禅传统，神农、炎、黄、颛顼、帝喾、尧、舜、禹，无一不“封泰山禅云云”，后世的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人亦周览东极、亲巡泰山，以示君临天下、四海升平。帝王封禅，既出于自身对日月江山的尊崇敬畏，也颇有“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君权天授意味。封禅的深层含义，就是以这种仪式协调了天地人神的关系，天道人德故而统一。
叔本华在《论大自然的美》一文中写道：“骤然看见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山，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某种严肃甚至是庄严、崇高的情绪。部分的原因就在于高山的形状及由此勾勒出的轮廓是唯一长久存在的地形线条，因为唯一只有高山才蔑视、抗拒衰败和朽坏，而这种衰败和朽坏却是席卷一切，尤其是我们自己匆匆一现的肉身。”人类面对高山而产生的肃然起敬，恰恰体现了自身对于崇高与永恒的向往。山石见证了天长地久、白云苍狗、碧落黄泉、沧海桑田，其轮廓、形状、纹理，都是经过自然风雨千百年的打磨雕刻形成的，有形的山石被注入了时间、历史、情感的灵性与力量，有灵魂的物体即是有生命的物体——石头也由此具有了生命——同大山一样，灵石也受到远古人类的信仰与崇拜。
在我国的上古神话中，“女娲石”与“启母石”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神石。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等故事，使“女娲石”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创世意义。“启母石”则彰显了山石的生殖能力，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中记述，禹的母亲“得石子如珠，爱而吞之”，受孕而生禹。后禹娶涂山氏女，婚后四日便离家治水，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氏女日日引颈眺望，最终精诚所至，终化为石，“石破北方而生启”（《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被后人称为“启母石”或“望夫石”。禹、涂山氏、启一家的故事在后世流传有多种版本，但毫无例外均与石头密切相关，作为“灵石后代”的中华民族，对灵石的崇拜敬仰自然不言而喻。
除此之外，这些传说还体现了坚韧、贞洁、牺牲小我、至爱亲情、亘古不朽等民族品格，使“女娲石”与“启母石”的传说流传至今，并作为“母题”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变形、延续。直至明清，石头仍在众多小说中充当重要角色，故事或以石点缀，或以石缘起，如《红楼梦》（《石头记》）开篇就引入“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并虚构了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进入红尘、引登彼岸的通灵顽石的故事；《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则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顶上的一块仙石，“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通灵孕育而出的石猴，继承了石头传说中的生殖性特点；“望夫石”则在诗歌中被反复吟咏，诗人们乐此不疲地讲述着这个亘古哀戚的故事：“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无言类楚妃。寂然芳蔼内，犹若待夫归。”（李白《望夫石》）“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纳兰性德《浣溪沙·姜女祠》）“妾颜初如花，妾心已如石。定情双妍姿，不忍君归见衰色。妾颜将凋心不移，妾身亦化君始知。冰为肌，草为鬓，山头无人寄君信。妾意浅，君心深，恐君复化填海禽。冤禽来衔石方动，不作巫云入君梦。”（王采薇《望夫石》）同时，望夫石与巫山神女、精卫填海、嬴政东巡等山石神话数典连用，情感与想象交织，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毋庸置疑的是，石头并非简单的意象运用，而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具有普遍性精神，即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其主要内容就是原型。“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象征，不仅在诗人的个人无意识中，而且也在无意识神话学领域内有着它的源泉。无意识神话学的原始意象是人类共同的遗传物”（《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9页）。荣格认为，“原始意象”与“原型”的本质就是一种神话形象，“石”在中国神话中就充当了这种形象：它“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同时涉及想象、情感、直觉等一切心理活动”，“把人的心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从而深入追寻其基础到人的自然本能和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原始心理结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心理学与文学》）。这段总结说明了为何千百年来人类对山石无限崇拜：“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因为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即使在《红楼梦》与《西游记》这样距离上古时代数千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依稀可以找到祖先生命残留在人类命运中的碎片，以及“石”在中华文明中始于遥远的太古之初并积淀千年而产生的无限磅礴的力量。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赏石雅好
在作为原始母题原型的流传过程中，随着生产实践的发展与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石头”也作为独立的审美意象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中：他们爱石、藏石、玩石、赏石、相石、卧石、画石、写石、供石、刻石。中国思想文化中历来有“比德”传统，石头一向被看作是坚韧不屈、永恒不朽的象征，“石头”在文人生活创作中所体现的美学思想和生命思考与远古时期的山石崇拜一脉相承，而文人情感、情趣的注入又使石头生命化、人格化的特点更加鲜明、生动。
关于石头审美与赏玩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尚书·禹贡》中所列举的九州贡品：“青州有铅、松、怪石。”而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奇石收藏家，当属《阚子》中的“宋之愚人”：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端冕玄服以发宝，华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文中的“燕石”又称“燕珉”，是燕山所产的一种质地纹理都类似玉的石头，旁人认为与瓦甓无异，不足为珍，此人却“藏之愈固，守之弥谨”（唐·李贤注引《阚子》），可谓真石迷也。而在这则亦庄亦谐的小故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几分“他人不以为美，我独爱之”的味道，与后来的文人对石头独特的酷爱如出一辙，他们之中一些人甚至到了如痴如醉、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也留下了许多传诵至今的轶闻趣事。
唐宋时期，古典园林艺术渐趋成熟，园林以小观大，美不胜收，宛若浓缩的自然山水。园林建造为石头的文人化、艺术化提供了空间，唯石是好成为一时风尚。在文人士大夫的私人生活领域中，石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它们的介入使得文人生活生气盈溢、意趣横生，而历代文人对石头无以复加的钟爱、深刻独到的见解，也使石头的文人化气息更加浓厚。
唐代牛僧孺“与石为伍”，“待石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牛公尤以太湖石而富。石友白居易撰写了《太湖石记》，文章称“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书、琴、酒不同，藏石之好“众皆怪之，我独知之”，并点出“石”与时人相契的“适意之用”，二人赏石、知石，进而产生知音之叹。
到了宋代，文人雅士对石头的痴迷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北宋灭亡都被认为与石头有脱不开的干系。宋徽宗痴迷奇花异石，大修寿山艮岳，开创“花石纲”，百姓深受其害，揭竿而起，元人郝经有诗讽刺曰：“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石头或许担了亡国误国的虚名，但宋代嗜石如命的，确实不独宋徽宗一人。
米芾是中国赏石史中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被后人笑称为“石癫”，亦被尊称为“石圣”。据《宋史·米芾传》记载：“米元章守濡须时，闻有怪石在河濡，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遂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相传此怪石长八尺馀，形如丈人，米芾每日拜石，从不间断，尊其为“石兄”。“米芾拜石”成为赏石史中的一段美谈。他还提出“相石法”，以“瘦、漏、透、皱”四要素鉴评太湖石，对石头的形状、轮廓、纹理、节奏感、空间结构等方面加以评定，这是中国最早的相石标准。好友苏轼提出“石文而丑”的赏石观，《板桥题画·石》有言：“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皱、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东坡又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
苏轼相石以“丑”为审美标准，对此，刘熙载在《艺概·书概注稿》中的阐释十分精当：“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艺概注稿》卷五《书概》，中华书局，2009,719页）在中国古代的审美理论中，视万物为一体，美与丑没有绝对的界限，而是如同阴阳二元对立，相互包含、相互转换。我们通常只把“优美”作为“美”的基本范畴，但实际上“美”包含优美、崇高、滑稽、荒诞等多种范畴。丑石表现“崇高”，审美发乎心灵，是人类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敬畏与惊叹，依然带有神灵化色彩，从本质上看，还是脱胎于原始时期的山石崇拜。
此外，“丑石”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美的推崇，米芾的瘦、皱、漏、透已经在石头的自然形态上提出要求，苏轼在此基础上提出“石文而丑”，几个要素互相依存，此消彼长，是这个美丑杂陈的世界最为生动的反映。石头姿态万千，苏轼认为“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此“理”即上文提到的自然的灵性、生命、情态，坚硬、永恒、不屈等性质品格。“以丑为美”并非单纯地追求丑陋，而是追求“天真”，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接纳一切形态，是美与真的和谐统一。这种赏石标准已实现高度人格化，要求观赏者在无象的石头中看到有象的人生。石师法自然、充满生气，人以石为师、以石为友、以石为伴，尽人之情、尽石之性，人因石而存真，石因人而有情。此间人与石头相互传递生命，成为知音，“石尤近于禅”，人进入石中，也就进入了宇宙自然，进入到了活泼泼的生命之中。这种审美追求不仅超越了“丑”，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美”，是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众多文人雅士对石情有独钟，往往本身就是人格天性使然，石头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整个生命的有机部分，如此“相看两不厌”，才能在画石、写石、相石之时总有新意。
伴随着赏石文化的空前繁荣，赏石文化的谱系与理论也日趋成熟，出现了大批的赏石专著、论著、石谱，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杜绾《云林石谱》、林有麟《素园石谱》、沈心《怪石录》、周棠《石谱》等，宋以后的赵孟、吴镇、文徵明、郑板桥、蒲松龄、曹雪芹、吴昌硕、恽寿平等皆是懂石、爱石之人，他们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生平事迹，在石文化历史中留下了一段段佳话，也通过自己的艺术天赋，将石头的故事引入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各个领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