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经》里，《秦风·蒹葭》是知名度很高的一篇：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在那飘渺惝恍而又霜露凄迷的秋天的水边，有一位神秘飘逸的“伊人”，让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上溯下游，往来追踪求索，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把这首诗解释为一首爱情诗，“伊人”当然就是指佳人了。琼瑶小说《在水一方》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剧，再加上那首脍炙人口的同名主题曲，更是大大强化了普通百姓的这个印象。然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并不这样理解。
这首诗大约创作于春秋前期或中期，由于年代久远，我们连作者的姓名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最初写作的本意。而先秦时代的学者对《诗经》的解说，也没有成系统地保存下来。上海博物馆曾经于20世纪末从香港购进一批战国楚简，其中29支简是论述《诗经》的，被整理者命名为《孔子诗论》。但是这份出土文献只是残简，内容很少，并没有谈到《蒹葭》。真正完整的《诗经》研究始于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诗》学传承。其中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兴盛于西汉，后来逐渐衰微。而毛《诗》属于古文经学，在东汉越来越发展壮大。至东汉末年郑玄作《毛诗笺》，彻底奠定了毛《诗》的独尊地位。故毛《诗》学说一直完整地流传至今。
毛《诗》的每一篇都有小序，其中《蒹葭》的小序是这样的：“《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意思是说，这首诗是用来讽刺秦襄公的，因为他不能用周礼来教化民众，所以无法让他的国家稳固。郑玄在其《毛诗笺》中进一步解释道：“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
有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一首爱情诗，怎么冒了个秦襄公出来了？今天的人们都很熟悉秦。不要看它最后碾平六国，一统天下，但是最初在西周的时候，它还是很不起眼的一个西北小部落，文化落后，实力孱弱，连个诸侯的身份都没有混上，中原民族根本看不起它，视之为蛮夷。秦的真正发家，始于他们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杀了那个乱点烽火的周幽王，把首都镐京劫掠一空，毁坏殆尽。太子宜臼被拥立为王，是为周平王。可是镐京和王畿都已经残破不堪，而且仍旧处在犬戎的威胁之下，没法居住了，平王只好在诸侯的帮助下东迁洛邑，秦襄公也派兵参与了护送。据《史记·秦本纪》：
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岐、丰这块地方是周族起家的老根据地，现在被西戎侵占，而周王室衰落，反正也无法夺回控制，干脆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把这块地赐给了秦襄公。秦由此正式立国，成为诸侯，开始了逐鹿天下的征程。
但是，要控制原来西周的核心地域，得到这里人民的拥护，不是那么容易的。处于文化低位的蛮夷要统治文化高位的人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融化、磨合过程。所以汉朝人认为《蒹葭》一诗写的就是秦襄公所碰到的尴尬局面。诗中的“伊人”，不是什么美女，而指是的西周遗民，尤其是那些懂得周礼的贤人。他们在水的这一边，秦襄公在水的那一边，苦苦追寻，希望能够获得遗民们的拥戴。而遗民们饱受西周礼乐文明的熏陶，有一种文化优越感，自负得很，他们才看不上秦襄公这个土包子，于是摆出一副高冷派头，徘徊河上，和新来的统治者保持距离，不愿意真心归附。为了得到遗民的心，秦襄公放低姿态，沿着水流上下求索，追得这个苦啊，可惜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汉儒具体是怎么把这个总体意思解释出来的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毛传》：“兴也。……白露凝戾为霜，然后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后兴。”《郑笺》：“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强盛，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根据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进一步解释，其实毛、郑两说又有不同，而《正义》的发挥又未必完全符合毛、郑的原意，为避免繁琐，本文不详细介绍。毛、郑两家相同之处，都是强调国家要有“礼”才能治理好。
“伊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毛传》：“伊，维也。”《郑笺》：“伊当作繄，繄犹是也，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伊人”的本意，就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并无确指。这就给了后代学者们很大的想象和阐释的空间。郑玄可以解释为“知周礼之贤人”，后来人也就可以有新的发挥。而“伊人”是谁，正是理解《蒹葭》一诗的关键所在，对于它的不同解释，就会直接造成对全诗旨趣的不同解释。
“溯洄”“溯游”，分别指逆流而上，顺流而下。毛公将隔绝在双方之中的大水，理解为是周之礼乐的比喻；而郑玄则认为“溯洄”“溯游”，比喻的是追求者的态度是否恭敬。所以对于“溯洄”，《毛传》解释为：“逆礼则莫能以至也。”《郑笺》云：“此言不以敬顺往求之，则不能得见。”对于“溯游”，《毛传》说：“顺礼求济，道来迎之。”《郑笺》云：“以敬顺求之则近耳，易得见也。”
虽然毛、郑之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整体思路是一致的。汉朝《诗经》学的整个体系，就是把《诗经》附会于历史和政治。不管什么诗，不管是什么内容，全都能够在先秦历史上找到具体时世，而且内容全都关乎治乱兴衰、礼法大义。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极富文学色彩的诗篇，经汉代经师们一解释，也都或美或刺，暗含讽喻，变成了政治教科书。昌邑王刘贺的师傅王式，就曾经以《诗》三百篇为谏书，在刘贺面前反复诵读陈说。但是这种进谏方法似乎不太管用，刘贺后来被霍光立为帝，行淫乱，很快就又被废掉了。从王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汉儒对《诗经》的总体认知和现实运用。
前文提到，郑玄认为“伊人”指“知周礼之贤人”，后人就在此基础上继续引申，把“伊人”解释为贤人隐士，把全诗说成是渴求贤人、思慕隐士之意。至于这贤人、隐士是否与秦襄公相关，就各人又有不同了。如明代丰坊《诗说》：“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诗。”朱善《诗解颐》：“‘所谓伊人’，虽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词，有敬慕之意，而无亵慢之情，则必指贤人之肥遁者，惜不知其何人耳。”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蒹葭》，惜招隐难致也。”“盖秦处周地，不能用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也有人把《蒹葭》一诗比附到秦穆公用贤人百里奚、蹇叔的事情上去，如宋朝王质《诗总闻》就持此说。
总体来看，上述这个系列的说法都是从毛、郑一派发展而来。但是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就对汉学表示不满了。从《诗经》学来说，批评汉朝人最厉害的要数郑樵。他的《诗辨妄》说《毛诗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将之全盘否定。后来朱熹受到他的影响，大胆怀疑《诗序》，在《诗序辨说》里《蒹葭》一篇下评论道：“此诗未详所谓。然《序》说之凿，则必不然矣。”在《诗集传》里具体解释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宁可承认自己不知道，也不瞎猜，不随便比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谨慎态度。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也没有特别了不起，但是在宋代，就表现出一种横扫汉朝以来一千年经学传统的极大气魄。而且由于朱熹崇高的学术地位，他的这种治学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经学包括《诗经》学的研究都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此后，渐渐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撇开《毛传》《郑笺》《孔疏》而独立思考，探寻《诗经》的真意。
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在朱熹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秦无尊贤好德之风，又无男女淫奔，岂朋友相念而作与？”认为此诗是思念朋友。他虽然提出新说，但思想仍然受到旧的教条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秦果真无尊贤好德之风，又果真无男女“淫奔”吗？刻板印象，说得这么绝对，使他对于诗意的理解，不能向更深一步突破。
明代季本《诗说解颐》颇有新意：“此诗言人不可远人以为道也，盖知学者所作也。”“伊人，犹曰此人，指道之所在而言也。”在他看来，“伊人”并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比喻“道”所在的地方。追寻伊人，其实是比喻追求“道”，也就是真理的过程。“此诗以蒹葭、白露为喻，见秋为晚景，日月逝而岁不我与，不可不惜也。然而道有定在，犹伊人之在一方也。溯洄而求，是远人求道也，则远且长而难至。顺而求之，求之于身也，求之于身则即此而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宛在水中央，何远之有？”
明代还有一些比较迂曲的解说，影响力不大。如张次仲《待轩诗记》：“蒹葭、白露，秋时景象，喻周室气运之衰。伊人，谓文武。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依沣水，镐依镐水，文武神灵实式凭之，故曰‘在水一方’。”朱朝瑛《读诗略记》：“伊人，托言以指周先王也。在水一方，周先王之神尚徘徊于沣水、镐水之间也。”
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的思想才进一步解放，才开始有人把《蒹葭》解释为爱情诗，把“伊人”解释为爱恋的对象。较早做这种工作的，大概是郭沫若。他于1923年将《秦风蒹葭》译为现代诗，后收入其《卷耳集》：
我想从上渡头去赶她，
路难走，又太远了。
我想从下渡头去赶她，
她又好像站在河当中了——
啊！我的爱人呀！
你毕竟只是个幻影吗？
胡适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提出，《诗经》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圣经，只是一部歌谣总集。于是《诗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被推翻，其文学性则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它进行全新的解释。大多数把《蒹葭》归入爱情诗的学者，都认为“伊人”是女子。如闻一多《风诗类钞乙》将《蒹葭》归入“男词”一类，也就是说，这首诗是以男性的口吻来写的，则思慕的对象为女性。程俊英《诗经译注》认为：“这是一首描写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诗。”在译文中说“逆着流水去找她”，也是把“伊人”看作女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意见，如余冠英《诗经选》说：“这篇似是情诗。男或女词。”那么“伊人”也有可能指一位被女子思慕的男子。
现在我们明白了，把“伊人”解释为美丽而又缥缈若仙的佳人，虽然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其历史还不到一百年。而在此之前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大多数的人们都将其理解为男人，也基本上与爱情无涉。
《蒹葭》一篇，其情景交融、宛然天成的笔触，历来就为人们所激赏。而“秋水伊人”这么美丽深远的意境，经过不同的解说，画风竟然是如此的不同。无论在水一方的是什么人，主人公那种执着追求的精神和追求不得的淡淡哀伤，是不变的，它悄然弥漫在质朴整齐的音律中，让一代又一代读者击节唱叹，感怀不已。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是经学的框架无法束缚住的。
从对《蒹葭》和“伊人”阐释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追寻一首诗歌的真意，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迂回曲折。我们固然可以陶醉于秋水边翩翩佳人的梦幻魅力，嘲笑汉儒的迂腐穿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真的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吗？几千年前作者的思维，和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样的吗？汉朝人离先秦比较近，比我们近了两千年，而且其《诗》学理论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滥觞。就《蒹葭》这一篇来说，它的创作离汉朝不过五六百年而已。我们又怎么可以完全自信，自己的理解会比汉朝人更接近创作者的原意呢？面对古代经典及传注，在勇于怀疑、大胆突破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尊敬和谦卑。
解释经典太难了，在西汉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有了深深的无力感。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感叹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对儒家经典的训诂阐释，竟然没一个是通达无疑的。既然汉代人就已经如此困惑，我们这些晚辈也就可以释然了。一方面，需要“多闻阙疑，慎言其馀”，保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学术思想的解放也必须坚持，不可拘泥于前人旧说。正如追求“伊人”一样，我们追寻诗歌的真意，追求学术的真理，并不因其过程艰难曲折而心生惧意，决心反而历久弥坚；亦不因其缥缈恍惚而疑惑不前，因为她绝世的容光就在河畔微茫的蒹葭丛中闪耀，足以让我们倾注此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