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潘朝阳
一《近思录》的成书
朱子在建宁府建阳县芦山为其母守墓，结“寒泉精舍”以居，时在南宋孝宗淳熙乙未（1175）。当年夏天，浙江东阳吕祖谦来此盘桓旬日，与朱子共读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语录和著作。两人共同从四子之书中“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编成《近思录》一书，成为理学的入门教材。虽然《近思录》是由朱、吕两人共同编纂而成，但此书却属于朱子理学的思想系统，最明显的证据是此书成书后不久，就有了朱子弟子的注释本，而吕氏门人却无任何相关传述。且后代的注本更是折中朱子之说，完全体现朱子儒学的精神（参《近思录》点校说明，《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近思录》一书，“自微观而至宏观，自洒扫应对、待人接物直至人生观、宇宙观等无不涉及，囊括了四子的精义，普及了理学的精神，从而为初学者提供了一本进入理学‘理想国’的指南”（同上）。此即是说朱子和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目的，乃是为了儒士在学习儒家之道学的路途中，有一兼赅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的儒家教科书得以循之而终能体悟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常道慧命，是一本必修的入门课程。
朱子编好《近思录》后，特别写了一篇《序》，其曰：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
依此序文，朱子和吕祖谦两人发心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文章而成《近思录》的目的，最主要是因为觉察四子之学广大闳博，如大洋无涯涘，担心初学者乍读之际，根本不知道如何入门，所以乃在四子之书中选择与体用道器均有相关的章句语录来编纂此书，题其名曰《近思录》。何以取名曰“近思”？盖源出于《论语·子张》：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因此，朱子取书名曰“近思录”之意思，就是希望学子一方面自己笃志勤勉读四子嘉言选编，一方面亦应勤于请教老师，而在明白之后更应在心中常常反思求证，这样学问才能真正吸收而内化成自己的生命和人格。
类似的意思，在《论语》中还有相关章句，譬如《论语·子罕》载颜渊称颂孔子如下：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一章句最重要的就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颜渊向孔子学道，孔子一样要他认真勤奋地博求经文，但是也要求他要有一套规范矩矱来让自己以一定的方针涉猎体认经文中的道理。这在朱子的意思，就是儒子读经须先笃其志并且切问近思，方能真正在自家生命中有所受用。
读书能笃志、切问、近思，亦即能博文约礼，这样方能培养出真实的人格气象，子夏说这样则“仁在其中矣”。
子夏所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亦是颜渊所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的进一步深化，儒家要求学子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学习之入门工夫次第，那就是此段《中庸》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的作者除了明确提及此“五阶段读书工夫次第”之外，还坚决地宣称儒家士子读经修道的坚决勇毅的不休息的精神和实践非常重要，非只不休息，下工夫读经修道，必须比别人还要用心尽力，否则就不配称为儒士。
二北宋四子在中国文化常道上的意义
朱子编著《近思录》，在其第二、三卷，分别是《为学大要》和《格物穷理》，列于第一卷《道体》之后，就能明白朱子很重视士子学习儒家之道的途径，不是空虚的玄想，而必须切实地取圣贤之书来认真笃志地研读。这其实是孔子创立儒家进行教化的最基本的途径。
朱子和吕祖谦何以会特别编纂北宋四子的重要语录和著作而成《近思录》，并不是没有根本想法而随意选取。换言之，朱、吕两大儒对《近思录》的编纂工作乃有其呼应历史和时代的人文与思想之理由。当代新儒家蔡仁厚指出：
北宋儒学初起之时，胡安定（瑗）、孙泰山（复）、石徂徕（介），皆卓然有儒者之矩范，故后世尊称为“宋初三先生”。这一辈学者的精神企向，主要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恢复师道尊严，重视人格教育；二是重建道统的呼声；三是文化意识的觉醒。
蔡仁厚何以特别表彰“宋初三先生”？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丧失了孔子的儒家真常之道。北宋之兴起最大的意义，就是承“宋初三先生”启蒙之后。北宋四子绍述孔孟之道，就有长夜漫漫而初阳乍出之意义。
牟宗三谈及周敦颐时说：
中国文化生命发展至北宋，已届弘扬儒家内圣之学之时，此为历史运会之自然地所迫至者。因是历史运会之自然地所迫至，故濂溪之学，虽无师承，而心态相应，出语即合。当运会不至，面对典籍，视若无睹，即有讲论，而睽隔重重。……运会不至故也。至乎北宋，运会成熟，心态相应，一拍即合，故濂溪之面对典籍，“默契道妙”，一若全不费力焉。……所谓心态相应、生命相应者，实即“道德意识”之豁醒。
这一大段话语，固然是说到了周敦颐出现于世，就是历史运会之自然迫至者，也就是历经数百年孔孟常道慧命消隐沉潜，而中国文化方向失其体用合一之刚健，且历经唐末和五代的战乱杀戮之惨，至北宋之际，儒家内圣之学发乎人心，乃能应时而出，这就是周敦颐儒学创发于其时之最重要的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周敦颐“默契道妙”而豁醒中国人的“道德意识”。
从北宋四子重新唤醒孔孟儒家之道命之后，以圣贤人格和生命为最高目的的儒家的道、学、教就在中国正式建立起来。北宋四子开启了本来已有的合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体用合一的儒家之道学，从此之后，宋明理学历经宋元明清，中国文化第二次返本归位，是一个上达天德下开人文的生生大道之文化，而不是“无”或“空”的佛家或道家之偏至型文化，因为儒家人文化成的道德伦常之教，才能通贯天地宇宙及于个人家国天下为一体而具有圆满周全之文明。佛道两家虽然可以使个人心性修练至玄深高远，但它们却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不能成为中国人治理国政的大宪，惟有孔孟开创传承下来的儒家之道可以圆满达成。
依此，我们才能明白《近思录》重要的人文历史意义，因为朱、吕两大儒费心编纂的《近思录》，就是庄严地表彰并继承北宋四子、重建孔孟儒家内圣外王之文化方针和文化意识之巨创。它集中了四子的贯透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而为一体大用的常道智慧，复活了孔孟的人文理想，下开宋明之后近千年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中心道路。
三从“三统观”来看《近思录》
牟宗三特举“三统说”来说明中国儒家建立的文化内容和方向，本来就有三层，他特别名之为“三统”，就是“道统”“政统”和“学统”。
“道统”就是民族文化之统，是文化生命的根源和人伦教化的纲维，个人安身立命亦须取决于此。道统之学必然是关怀生命之学，它开显生活的原理，决定生命之途径。道统的核心就是“良知”，也是“仁”。
“政统”则落在中国的政体、政道上。孙中山先生划分政治为政权和治权，就前者而言政道，就后者而言治道。而政道是安排政权的轨辙；治道是安排治权的轨辙。中国传统儒家有其政道之理想蓝图，此即是“三代以德禅让的公天下思想”。孔孟言必称尧舜，就是肯定依德而传贤的“德位主义”，而不认同以兄传弟或以父传子的“血统主义”。前者根据道德而公天下，后者根据血统而私天下。当然，传统中国的“政统”是帝王专制政治的“私天下”，儒家只能在“治道”这一层面通过官吏之治民政而在民间社会尽力去实施亲民爱民的仁政，但对于“政权”这一层面帝王长期以一姓一家的专制私天下之不合理专政，却无可奈何。
“学统”就是学术之统。在传统中国，称为学术之统者，是国家级的经教，而它就是儒家五经之教，故与道统之教合一，所以也就是道统之教，因此传统中国的学统与道统是一体两面的事物。从汉儒的经学到宋明儒的理学、心学，皆着重伦理道德之学术诠释和弘扬，使中国成为重德之文化，中国人往往优先“德性之知”，而将“见闻之知”置于次要位置。早在孔子之时，就已表明此种秩序，《论语》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句子大部分是说德性，而最后的尾巴才说到若还有馀力的话，就可以学文，此即见闻之学也。影响所及，儒家的学统通过教育体系，特别到宋明以后的书院和社会的儒教，其主旨是道德伦理之学问和教育，即圣贤之学和教。
如果认真审读《近思录》，我们会发现此书实即北宋四子具有的“三统观”而提出来的儒家道术、政术和学术之基本观念。四子的儒家思想是就仁义之道以及从仁义之道而发用实践的政治层次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想，再就是强调儒家的教化众民之学统不能是佛道，必须是成圣成贤的良知之教学。
《近思录》既然成为南宋以后重要的儒家教育入门书，因此，其中所蕴藏的儒家本有的以仁为本的“三统”理想，遂成为宋明以降儒家的基本经义与治世之教。
的确，传统儒家的“外王”之事功，只能在治道层面讲求儒官能本着道德良知去养民爱民教民，可是一方面政统层面的客观体制，一直无法开创，而且在治统层面亦缺乏“开物成务”“利用厚生”的客观且架构性的知识体系和科技能力。换言之，政统与治统，都只能仰赖主观意义的“圣君贤相”的道德境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传统文化上的缺失，同时，从“外延的理性表现”或“架构的理性表现”而发展出来的独立性之知识亦即科学，也就无法充分实现，使中国儒家变成与西方的“泛科学主义”明显相对的“泛道德主义”。此种传统文化的缺失，是传统儒家思想不足的地方。此种情形，当然也显现在《近思录》中。
四结论
《近思录》成书已八百四十年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道德伦常之教内圣外王的基本观念和智慧。现代中国人若能虔诚一志地读诵学习，必能成为当代的儒家君子，能在五伦中尽其分际。
但是，我们从现代反思传统儒家，譬如研读《近思录》，而依据“新三统说”来予以检讨，也不要讳言传统儒家的文化缺失。我们须要将“学统”从“德性主义”脱离出来，而让知识有其客观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各门科学领域须充分依其独立性而发展，亦即让“闻见之知”从属于“德性之知”的关系转变成两者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同时，我们更需依据民主政治的知识专业来让政道和治道完成其合理的安排，而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圣君贤相”之观念，使现代中国能实现公天的下理想政治，当然，此种民主政治是从儒家民本思想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可称之为“儒家主义的民主”，而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政体。
传统的《近思录》之常道以及在“新三统观”之下的当代儒家之思想和智慧，应该在现代社会中广为流通。儒家之道与学在庶民社会的自由传播，本来就是中国的“社统”，在今天更应该予以发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