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970年的独白
时间：2024-11-07 09:53:37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五章
太阳光就像一锅冒着热气的黄汤，从头顶浇下，河堤摇摇欲坠，正浸泡在浑黄的河水里。工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条扁担。我们就在大堤上正式开始了第一天的插队生涯。江水涨势逼人，江堤脆弱得就像一个随时可能瘫倒的老人。我们走进陌生的人群里，面对滔滔的江水，把一担一担的黄泥和沙子往大堤上堆积，无论多少黄泥与沙子，看起来都像是杯水车薪。江水浑黄无比，已淹没到堤坝的大半腰，可江水仍在悄然上涨，一副兵临城下的气势。河滩上的杨柳早已被河水淹没，只留下星星点点的树梢露在水面上，漂荡的枝叶，宛如一蓬蓬垂死挣扎的乱草。我看得出来，大家初来的激情已演变成一种恐惧。每个人都是一身泥水。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竟是如此严峻和残酷。其时，整个A县各公社各大队都下达了总动员：不论男女，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都必须上堤抢险。我们中有好几个虽未满十八岁，但作为一名插队知青，谁也没考虑自己的年龄。上堤后，我们就住进了当地社员家，每人一捆稻草，往地上一铺，铺上被子或草席，就是床。每天清晨5点不到，就得挑着担子，背着铁锹上堤。堤上堤下，人们打着火把，作战一般，不顾死活。我感到自己就像走进了某部电影里，只不过电影中的人肩上扛的是枪，而我们的肩头扛的却是铁锹。每天天不亮，沉重的担子就压上了我们尚嫌稚嫩的肩头。每趟一百多米，担子压弯了扁担，一路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我们摇摇晃晃，一步一步地爬上陡峭的堤坡，把一担担泥土和沙石倾倒在潮湿的堤面上。几天下来，大家就有些吃不住了。肩膀红肿，手里打满了血泡。女生们更惨，红润的脸色很快就不见了，除了消瘦，脸上还透着一种疲惫的蜡黄。一日三餐都在工地上吃。餐后仅有片刻的喘息。每天从清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最要命的是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律光着脚，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挑着沉重的担子爬堤坡，为了稳住身体，脚趾不得不像钢钎一样，插入又稀又滑的泥土里。即使这样，稍不留神，便会有人从堤坡上“连人带马”地翻滚下去。初来的激动与豪情，逐渐被眼前残酷的现实所击溃。不到一星期，我们这批新来的知青中就开始有人病倒，不断地有人病倒。先是林红缨，接下来是另外两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十天后，原本健壮的我也顶不住了。但看着社员们与老知青们顽强的身影，我们又不得不咬牙坚持着。初来乍到，我们谁也不想拖大家的后腿。那时，不只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奇怪而莫名的激情激励着，即使不断有人病倒，但又总是不断有人再爬起来。堤坝上的高音喇叭里更是每天播送着各种英雄事迹……这样满负荷的大会战，却不缺乏对疲劳的调剂。晚间的节目是批斗会。批斗会开得别出心裁，主角是A县的一位副县长和他的新旧两任妻子。批斗会的主题是“打倒陈世美”。这批斗更像是一场节目表演。这是人们一天中最精神的时刻。人们把“秦香莲”和一双儿女带到大堤上，听孤儿寡母的哭哭啼啼的控诉（女主角的哭诉已明显带有表演性质）；接下来就是把“陈世美”和他的“新欢”押上台来进行批斗。“陈世美”和他的“新欢”胸前都挂着牌子，“新欢”自然被剃了阴阳头。这前后不同的一家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大会战的各个工地上巡斗或曰巡演。长堤上火光冲天，有人举着火把，在“舞台”上维持秩序。群众一律不得上堤，以防掉进堤下的河水里。人们拥挤在堤坡下看把戏，在稀泥中你推我搡，嘻嘻哈哈，笑声响成一片。一整天的疲劳，似乎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陈世美”显然不止来过一次了，群众都和他很面熟了。大家并没有对台上的人做出任何伤害之举，相反，有觉悟低的民众还羡慕地高叫：“裘县长，你的福气好啊，娶的两个老婆都很漂亮！”据说“陈世美”是名大学生，五十年代末就做了A县的副县长，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几年前，副县长和前妻离了婚，抛下一双儿女，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婚了。副县长在被打倒后，就与他的新旧妻子一起开始了各地的巡游批斗。这种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的流动式批斗，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观看者与被观看者都安之若素。但这样的表演，对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是新奇的。一度，我们在城市里看惯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以这种娱乐方式出现的，还是头一次见识。大堤下人头攒动。火光把一种壮观的艳红倒映在堤下的河水里，让人们暂时忘了河水的威胁。批斗过程中，有人冲台上的人喊：“裘县长，你不是离婚了吗？再娶一个又不违法，怎么就成陈世美了？”那被斗的人也不忌讳，微笑着答：“组织上说了，这叫喜新厌旧，破坏党风。”有人便喊：“你这不叫喜新厌旧，叫喜旧厌新——你那新老婆不是你的旧情人吗？”于是人群中一阵哄笑，那被称作裘县长的人竟也点头作答：“组织上说得对，你们社员兄弟也说得对，喜新厌旧和喜旧厌新，都差不多吧，内容都差不多。”“别狡辩了，这叫当代陈世美！”只见裘县长的前妻一声怒斥，指着前夫和他的后妻，甩了一下假想中的水袖，开始唱骂道：“你们这对奸夫淫妇！”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口号：“打倒当代陈世美，打倒裘少君，裘少君是陈世美，裘少君是走资派！”大家举起右臂，齐声呼喊。批斗到这里出现高潮。场面上先是一片肃穆，随后开始有人发笑。到后来，大家开始边喊边笑，边笑边鼓掌。笑声与掌声交织成一片，气氛十分欢乐。这种既不像批斗又不像演出的滑稽场面一结束，人们就将裘县长一行人围了起来，有人给裘县长的一双儿女递吃的，也有人给裘县长和他的两个老婆端水喝。有人玩笑说：“裘县长，你们下次来时要换点新花样，不能老是演这几段。”那裘县长的脸色却陡地严肃起来，用手指着堤外的河水，说：“今年的防汛任务比往年都严峻，水已快齐堤面了，我刚站在上面时感觉堤面有点软，除了沙包，你们还要准备些碎石。”裘县长的话把大家唤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都忘了这人刚才还在台上挨批斗，和他们是阶级敌人，脸上不觉有些肃然起敬。大队巫书记用凝重的语气说：“我们已经向县里请示了，他们答应从码头给我们运几船碎石来，运石头的船明天早上就靠岸。”裘县长点头，他说：“这几天你们要加强夜巡。我刚才看了，江水有些浑，要警惕管涌。”巫书记说：“裘县长，你要不是当代陈世美，我们就把你留在这里指导抗洪了。”裘县长摸摸自己的头，想起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有些讪讪地说：“我明天要去别的地方。”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至此，批斗已俨然成戏。谁也不会拿这些话当真，就像谁也不会拿“打倒陈世美”的戏当真。对当事人而言，这是丧失尊严的批斗，对围观者来说，这只是戏。雨下了几天后，太阳终于从厚厚的云层后闪出半张脸来，然后是整张脸。谁都看得出来，这样久违的一张脸显得有些虚弱和沮丧，就像久积沉疴的人脸，昏昏然，冒着一股羸弱之气。这样的太阳比没有太阳更让人难受。长久的雨天，加上持续的闷热，使空气中的水汽是那样浊重。徐晓雯出事时，我正在往河堤上倒沙子。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让我本能地抬起头，顺着那位妇女叫喊的方向，我看到徐晓雯就像一捆稻草一样，在混浊的黄汤里摇晃了几下，就倒在一摊烂泥中。等一个黑影从我身边闪过后，我才看清那个奔跑的影子就是张敬之。他向她跑过去，从泥泞里抱起她，把她拥进怀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坦然，应然。从中我甚至看出某种崇高。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懦弱感到羞愧。其实，几乎在听到那位妇女尖叫的同时，我就抬起了头。然而，我的双腿是如此无力。它陷在泥泞里，比我脚下的泥泞更软，软得与脚下的泥泞连成了一体。那一刻，我竟然瘫坐在地上。我羞愧。像我这样的懦夫，有什么资格在漆黑的夜里想她呢？这样的劳动量，我们没有晕倒，只能说我们的体力还没有使用到极限。我甚至为她感到一些庆幸了。她晕倒了，至少可以暂时不用在这个大堤上受罪。我开始狠劲地担土，一心只想把自己弄垮。如果我也晕倒了，我就有理由去卫生站了，就能在卫生站里见到她。终于，在挑着一担百余斤的沙石往堤坝上冲时，我两腿一软，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一张小木床上。周围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枕边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一摞书，我的小木箱就放在床头。显然，这是我曾住过一夜的知青宿舍。我不明白自己怎么又回到了大队的知青点。一切恍如做梦。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姑娘立在我的床前，正满怀欣喜地看着我。“你醒了？”她显出开心的样子。我有些困惑，问她：“我怎么回这里来了？”她不回答我，只问：“你叫杨柳？”我点点头，问：“你是谁？”她指指自己的白大褂，说：“我是医生，大队卫生站的，我姓刘。你叫我刘雪梅，或者小刘都行。”我努力回忆着此前发生的事。“你累休克了，被送了回来。你们这些新知青哪，就是爱表现。”刘医生的语气里半含着责备。我打量着这个女孩，她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年龄，肤色很白，生了一副好看的娃娃脸，脑后则拖着一条大辫子，辫梢整齐地缠着一根粉红色的塑胶细绳，绳子从上到下，一环绕着一环，一直绕到辫子的末端，在末端再结出一朵漂亮的花，看起来颇用了些心思。“你是医生？”“还能是假的？不过，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也是医生哪，没办法，乡下条件差，没有正规军。但对付像你这样的休克病人，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她伶牙俐齿，说话语气有点冲，不太像个乡下姑娘。我看着她那白嫩细长的手指，怀疑地问：“你不会也是知青吧？”“也算是。不过，和你们不同，我是回乡知青，你们才是下放知青。”她说，那语气略有些酸，似乎很在意其中的区别与逻辑关系。我说：“难怪，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读了不少书。”我猜她起码也是高中生。见我打量她，她避开我的眼神，将目光停在我的枕边。那里堆放着我从武汉带来的几本小说。她不看我，只问：“你也喜欢看小说？”“谈不上多喜欢，打发时间吧。”我谦虚道。事实上我一直偷偷地写点小东西。她奇怪地看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只是抓起我的手臂，开始给我打吊针。我有些紧张。她的手搭在我的手腕上，柔若无骨，手指微凉。我有些心猿意马地想起徐晓雯的手，她的手指要短一些，胖一些，手背与手指的连接处，有一排可爱的小肉窝。“她怎么样了？”我有些结巴地问。“你说谁？”她抬起头，不解地看着我。“在大堤上晕倒的那个女知青呀。”“哦，这几天每天都有女知青晕倒被送下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她的目光冷淡下来，低下头，开始埋头给我扎针。扎完针，她似乎有些犹豫，说：“你刚送回来时跟死人一样，我都担心你活不过来了。好好休息一下吧，药先给你挂上了。我还要去给隔壁的女知青挂水。”我的心跳加快起来，有些激动地问：“她醒过来了？”她有些莫名其妙，冷冷地看着我说：“她没事，休息一下，明天就可以上堤了。”“上堤？她都晕倒了，还怎么上堤？”“谁说她晕倒了？她只是有点拉肚子，打完针就好了。”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本想喊住她再问问，可她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门后了。抑或是药物的作用，我后来睡着了。药液是什么时候输完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模糊中有人在替我擦脸，我睁开眼睛，是那个叫刘雪梅的医生姑娘。她手里正拿着一条湿毛巾，毛巾凉凉的，正在帮我敷额头。见我醒来，她挤出一丝笑，说：“睡好了？睡好了就起来吃饭。”我看看自己的手腕，输液针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拔下了。窗外早已落下沉沉的暮色，房间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煤油灯是用一只墨水瓶做的，灯芯上穿着一枚铜钱，铜钱已经被灯芯烧得面目全非。油灯光把外面的夜色衬得愈益黑暗。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虽然知道这里就是我将要待下去的地方，但眼前的一切，我都还很陌生，包括待在我面前的这个姑娘。我忐忑不安地问：“有饭吃吗？”她没吭声，只递给我一只洋瓷缸子，上面印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字样，我注意到旁边有一行红色的行书，69抗洪纪念。看来，这缸子是去年抗洪的产物。年年与洪水作战，难怪这里流传着十年九涝的说法。我揭开缸盖，饭菜的香味立即扑面而来，竟是清蒸鲫鱼的清香！我的胃顿时叫唤起来。“快趁热吃吧。”她随即将一双竹筷递到我手上。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将一块鱼肚送到了嘴边。当鲜美的鱼肉触到我的舌尖之时，我想起了徐晓雯。我用筷子指着隔壁问：“徐晓雯吃过了吗？”“谁是徐晓雯？我这里住院的女知青只有张虹一个。”她冷冷道。不是徐晓雯？那徐晓雯去了哪里？我吃惊地从床上坐起来，脚刚触地，眼前便一黑，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刘雪梅及时扶住了我。“别动，给我躺回去！”对方命令道，一副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的娃娃脸显得有点滑稽。我说：“我去隔壁看看。”她冷笑道：“你说的徐晓雯，是和你一起插队的知青吧？”“是啊，我们是同学，上午她在堤上晕倒了，没被送回来吗？”她说：“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被送到别的卫生站去了。病情严重的，会直接送去公社医院。”难道徐晓雯是被送去公社医院了？我的心顿时悬起来，食欲也陡然消失了。她不会有事吧？我听说过有人在工地上累死的。刘雪梅拿出一堆药瓶对我晃了晃，说：“你还得继续输液。”我不死心，以上厕所为由，去了旁边的女生宿舍。一个女孩伸长脖子跟我打招呼：“嘿，你新来的？”我点头。她操的是武汉腔，显然也是武汉知青。“叫么名？”“杨柳。”我也用武汉话应道。她朝我后面看看，突然压低了声音：“我叫张虹，一年前就来了，老知青。装病躲回来休息一下。”“装病？”我惊奇道。“当然。不装一装，缓口气，非死在大堤上不可。准跟你个苕货一样，搞到休克！装病是我们老知青对付苦力活的绝招。我们刚来时，和你们一样苕，结果呢，倒了！”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这些天，我发现先来的知青都爱摆老资格。我无心和张虹聊，转身走了。回到宿舍，刘雪梅重新给我挂上了输液瓶。她一脸认真：“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和营养。别担心，你很快就会恢复体力的！”我点点头，向她道谢。“半小时后我过来给你抽针。”她看一眼我床头挂的盐水瓶，说，“药打完了你喊一声，卫生站就在旁边。我在里面值班。”她一边交代，一边把目光投向我的枕边，小心地问：“这些书，可以借一本给我看看吗？”我点头：“你随便拿。”说实话，这些书我是十分看重的，轻易不会借给别人。但现在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说：“我只看过《星火燎原》和《欧阳海之歌》，还没有看过《人间》，我就借它吧。”好像怕我不放心，又特别强调道：“我看完就还你！”我笑着说：“你拿去看就是了。什么时候还都行，不急。”她展颜一笑，露出一副可爱的娃娃脸，偏着头说：“谢谢！”语气顿时温婉了许多。那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六岁。我突然有些好奇，问她：“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医的？”“从小就开始了，我爸爸是医生。”我笑道：“原来是家传。你爸爸也在大队当医生？”“不，他在县城里。他是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跟我不一样，他是公家人。”她的语气中隐隐透着一些骄傲。“这么说，你是卫校毕业的了？”“算是吧，不过只读了一年的卫校培训班。初中一毕业，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我就正式开始跟我爸学医，读完卫校培训班，就回到星光大队当了赤脚医生。你呢？”“比你好不了多少，初中也只读了一年多。‘复课闹革命’后就直接读高中了，毕业后就来这里插队。”“哦，那你在城里一定学了不少知识吧？”她羡慕地问。“能学什么知识呢？课本只有《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两本。哪里都一样，学工学农再学军。工宣队驻校后就基本上没上课了。”“比我学得多。”她笑笑，拿了书准备离去。我目送着她的背影，合上门时，她突然转回头，有些调皮地问我：“你喜欢徐晓雯，对吗？”我愣了愣，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让一个陌生姑娘说破了心事，脸孔不禁有些发热。我说：“不准瞎说！我们是同学，一起下放的。她晕倒了，我关心一下不可以吗？”她嘲讽地冲我挤挤眼，关上门。“你睡着后，我听见你叫她的名字。”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和她的声音已经消失在门外的夜色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累晕倒的。其实，我有低血糖。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患上了低血糖的毛病。没有人想到我是因低血糖晕倒的。早上出去的时候太匆忙，我忘了往自己的口袋里放糖果，其实，也不是忘了。我带到工地的糖果已经被我用完了，这些年来，糖果就像我随身携带的药丸。它们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手中。第一次发现自己低血糖，是四年前。那时，母亲刚离开了她心爱的教学岗位。有一天，她突然被几个人拉了出去，他们扯住她的头发，反剪住她的手，对她又推又搡。母亲在惊慌中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喊：“晓雯，别乱跑！一定要等妈妈回来！”母亲说“别乱跑”时，一定想起了弟弟。弟弟就是在上次母亲被拉出去时跑掉的。弟弟跑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当时吓坏了，然后就跑了出去。那以后，我和母亲就再没有见过他。我没有乱跑。但母亲回来时发现了晕倒在家门口的我。母亲吓坏了，她立即抱起我向医院跑去。路上，我醒了，听见母亲在喃喃自语：“雯雯别怕，雯雯别怕，我们去医院啊。”我说：“妈，你放下我，我不去医院。”我从母亲的怀里挣扎出来，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十三岁了，还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搂住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惊慌：“雯雯，你怎么了？你怎么晕过去了？”“你走后，我有点头晕，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母亲坚持要送我去医院。她不停地自语：“为什么会突然晕倒呢？得去医院查一下，否则，你爸爸出来会怪罪我的。我已经把你弟弟弄丢了，已经很对不起你爸爸了。”在医院，医生给我验了血，查看了检验结果，然后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患有低血糖。”母亲不解地问：“低血糖？我女儿怎么会低血糖呢？”医生宽容地笑笑，说：“低血糖有什么奇怪呢？很多人都有的。”母亲便急了：“什么原因会引起低血糖？”医生解释道：“低血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运动过急，服用降糖药物，或者某些器质性病变，比如肝炎，或者迷走神经兴奋过度，引起胰岛素分泌过多，都会出现低血糖的。”母亲显然被医生的话吓坏了，她虽然从教多年，但这些医学术语还是让她感到陌生和发怵。她颤抖着嘴唇对医生说：“可是我女儿没有运动过急，也没服什么降糖药物。难道她的——肝有毛病？”医生说：“我没有说她的肝有毛病。这些都要做了各种检查后才能做结论。”母亲更加忐忑不安，她坚持要给我做全面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我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母亲终于放心了。医生最后说，这种功能性的低血糖症也有可能是神经失调引起的。医生问我母亲：“你女儿最近受到过什么情绪刺激吗？”母亲抬眼看看医生，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向医生道谢，却没有解释。我们离开医院回家。母亲回家就开始查阅相关的医学书籍，此后，母亲就开始记着往我的口袋里放糖果。母亲总是叮嘱我别忘了吃糖果。每天两粒，就像吃药一样，母亲从来不忘记提醒我。有一次，我在母亲的笔记本上看到这样一段笔记：对功能性低血糖症，要避免各种诱发因素，防止精神刺激，合理调节饮食，必要时辅以少量安慰剂、镇静剂。母亲像给学生批改作文一样，用红笔在这段话的下面画了一条横线。那以后，母亲对我变得前所未有的温和，她总是对我微笑着，不管她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不快的事，挨了怎样的批斗，她都以最大的热情对我保持着微笑。母亲的微笑让我感到难过。那以后我又晕倒过一两次，都是在母亲有事瞒着我出去时。我的心里会莫名其妙地泛上那种不安的感觉，然后就出现了像第一次那样奇怪的感觉：头晕，心跳加快，出冷汗，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每次都是这样：我从母亲的怀里醒来，然后从母亲的脸上找到轻重不一的伤痕。头一次，母亲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她回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第二次她则对我解释，她买菜时和一个陌生女人吵起来，两人打了一架，被抓伤了脸。我知道母亲在对我说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已经能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理性的判断。那些伤痕既不像是摔的，也不像是被人抓的，更像是被一些坚硬的钝器砸的。那种青肿，无论如何也不像她说的那么回事。而且，我有一次看到，她的背上、手臂上和乳房上都有类似的伤痕。母亲为什么要隐瞒我呢？她在害怕什么？是怕像失去弟弟一样失去我吗？我不能让母亲失去我，不能让她感到害怕。我说：“你放心吧，你不在身边时，我都会在家好好待着的。”母亲便像溺水的人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抱住我。有一天，母亲突然对我说，雯雯，你到你舅舅那里去吧。你舅舅来信了，他已经把你的户口迁到了武汉，你去武汉读书吧。我吃惊地问：“那你呢？”母亲平静地说：“我去山西。去你爸爸那里。你舅舅在军区，跟着他生活，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你跟着他会比跟着我们好。”我点点头，我知道这样母亲就不用那么害怕了。母亲说：“雯雯你记着，以后若是晕倒了，醒来时一定记得喝一碗糖水。还有，口袋里随时放两粒糖。我会给你寄糖的。”我听从了母亲和舅舅对我的安排，离开北京，来到武汉。又离开武汉，来到农村，到了江汉平原这个叫清水河的地方。清水河是个古旧而美丽的小镇，本地人叫它公社。清水河公社有三个行政乡，二十多个大队。我所在的星光大队紧邻长江，与浩瀚的长江只隔着一道宽阔的堤坝。老知青们都说这里的沙滩格外美，尤其是春天，河滩上开满金色的油菜花。沙滩松软，视线辽阔，远处是浩渺的江水，江面上有轮船，有小火轮和渔舟。还有白帆。两头是望不到尽头的护坡林与各种农作物。每年的潮水到来之前，这些农作物会形成一条条深浅不一的绿化带，层次分明地在河滩上铺开，蔓延。近堤处，是成片的绿柳构成的护坡林，往里是高粱、大豆、黄麻和油菜，再往里便是野生的芦苇荡了。芦苇荡子在水边自生自灭，自绿自黄，漫无边际地往两头延伸着，与远处的江水连在一起……遗憾的是，这一切如今都已被浑浊的江水淹没，需到来年的春天，我们才能见到这种盛景。我们来的时候，正值汛期，疯涨的河水淹没了一切，我们只能隔着浑黄的江水，徒劳地想象这种美丽。说实话，我喜欢这里。从我的脚一踏上这里的土地，我就喜欢上了它。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到处是湖泊，到处是美丽的农作物。那些农作物我暂时叫不出名字，却让我由衷地喜欢。湖泊里生长着成片的莲叶与红菱，到处荷花飘香。旱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棉花苗，水田里横卧着黄灿灿的水稻。谷子们已经成熟，在水田里弯垂着沉重的身子。荷香混杂着稻香，在平原上弥漫。这个丰饶而美丽的平原，正以它特有的坦荡向我敞开胸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它让我在身体疲惫之外，获得从未有过的灵魂的皈依与精神的安宁。插队以来，我们几十个知青就一直奋战在河堤上，与泛滥的洪水作战。我喜欢这种火热的生活。每天，我担着几十上百斤的担子在堤坡上来回奔走，体会着劳动的幸福与满足。如果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如此充实，这样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令人羞愧的是，我在大堤上晕倒了。和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晕倒前，我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就那么迅速地倒了下去。我感到她在我的肩头上醒来了。她的头抬了抬，似乎有些不堪重负，又很快趴在我的脖子上，光滑的小脸凉凉的，轻贴在我颈部的皮肤上。左耳边传来她热乎乎的呼吸，我放慢脚步，感觉着她的气息。我想问：“你醒来了吗？”可我怕我一开口，便会使她因害羞离开我的脖子。我喜欢她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的背，喜欢她喷在我耳朵边那种热乎乎的鼻息。我加快了脚步。因为后边有很多人跟上来了，我不想他们知道她在我背上已经苏醒了。她突然开口说话了，她说：“张敬之，你放下我，快放下我!”她的腿软绵绵地搭在我的臂弯里，语气固执，但并不坚决。“你，别动。你刚才，晕倒了。我背你，去卫生站。”我喘着粗气，回头对她说。“快放下我，你会累垮的！”“你别管！我背得动你！”我喘着气喊道。她开始挣扎。“瞧你喘的，你背不动的，快放下我。”“我背得动，真的背得动！”可我却喘得更加厉害了，不只是因为累。“我只是低血糖，喝一碗糖水就好了。”她越挣扎，我越使劲，紧紧地箍住她的腿。她也开始使劲。“放下我，张敬之，你放下我！”我不。就不。她的声音终于变轻了，不再挣扎，揽住我的双臂逐渐透出一种温柔的固执。但我的腿真的有些软了。我小声祈求：“就让我背你吧，我背着你不好吗？”“但是你会累死的。”她还是从我的背上挣脱下来了。脚落在地上的那一刻，她分明有些腿软。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扶她。她没有推拒，顺势靠在我的肩头。她的长睫毛不停地颤动，似乎还陷在之前的眩晕里。我说：“你还晕吗？我背你吧！”“没事了，让我自己走吧。”她睁开眼睛，任由我搀扶着，苍白的脸上悄悄泛起一丝病态的红润。“我有低血糖。”她再次小声道，一面偷偷地回头往后看了一眼。后面的人已经追上来，有人拉着一辆平板车追上来了。拉板车的人是巫书记。我把她扶上板车，对巫书记说：“巫书记，让我来拉吧！”巫书记说：“这女伢脸色好难看，怕是要送到公社医院去。”我看到她漆黑的眼仁里有种淡淡的羞怯。她说：“不用去医院了，我只要喝一碗糖水就好了。”我想起从武汉带来的糖。我说：“我那里还有两斤糖。你等着，我马上回去拿！”我是有两斤糖的，可是放在知青点的宿舍里了。那是我离开武汉前，母亲用积攒的糖票给我买的。临走，母亲硬把它塞进了我的包里。她说：“在乡下劳动累了，泡点糖水喝，对身体很管用。”工地离知青点往返至少有五公里，如果回去拿，在晚上收工前才能赶回来。我对围过来的老乡们说：“她是低血糖。你们谁家里有糖？给她冲一碗糖水先喝下。”老乡们都摇头，说：“这么金贵的东西谁家里有呢？”来工地派药的卫生员跑过来，看了看她的脸色，说：“我还以为中暑呢，低血糖呀，去我那里输点葡萄糖就好了。”说完，不由分说就将徐晓雯拉走了。工地上每天都有人中暑或晕倒。卫生员是临时赶来给大家派人丹和十滴水的，他把徐晓雯拉走了，我只好跟随大家一起回工地去。回工地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腿有些软。此前的奔跑，透支了太多的体力。我放下扁担和箢箕，全身无力地歪倒在一棵树干上。极度的疲劳与突然的放松，让我的身体就像是一堆被皮肤包裹着的散了簧的零件。我从泥地里拾了根树枝，刮去脚底下的黄泥，露出里面被泥水泡得肿胀发白的皮肤。趾甲缝中因嵌入了太多的湿泥，有些胀痛，脚丫子也烂了，裂了些小口子，很疼。伤口上糊着黄泥，每用树枝刮一下，就会有种尖利的疼痛传达到心上。我闭上眼睛，靠在树干上回味着刚刚过去的那一幕，感受着她趴在我肩上的情形。遗憾的是这样的时刻太短暂了，短暂得我都还没有体会够……这个柔弱的姑娘，一直以来，我很少见到她的笑容。我不明白她的眼神为什么总是那么沉郁，就是这种沉郁，从一开始就打动了我。没有人知道，我每天装出一副对一切不屑一顾的样子，高谈阔谈，大大咧咧，其实都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包括来这里插队，也是听说她要下乡后我才决定的。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上面已有两个姐姐下乡，妹妹还在念小学，我本来可以不下乡，可我还是坚持要走，无论母亲怎么哭求，都没有心软。我抚摩着自己的脖子，那里仿佛仍残留着她的气息。她脸上皮肤的光滑与细腻，那种凉凉的、湿湿的感觉，令我心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如果可以把这种感觉叫爱的话，那么，我一定是在爱着这个忧郁、沉默的北京姑娘了。也许潜意识里，下乡还有另外的理由——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还要在意她，他的一双眼睛是隐蔽的深潭，充满了目的与企图。就像女人天生就能捕捉到异性爱恋的眼神一样，男人也具有一种天生的直觉：能够一眼窥破自己情敌的眼神。是的，杨柳，我知道你喜欢玩味两下子，诗歌、象棋或者书法什么的。我也知道，她是那种内心丰富敏感的女孩，她不会对你的眼神视而不见。为什么晕倒的不是我呢？当他毫无顾忌地把她背在背上时，我心里恨得都要发疯了。我多么希望贴在那宽阔的背上的人是我。暗恋一个人是痛苦的，那种在黑夜里想你到天明的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明知这种感觉不好受，可我就是忍不住去想他。想他的模样，他的声音，他的一举一动。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我也不想掩饰。我喜欢他，这一点几乎全班同学都看出来了。他不是傻瓜，难道他自己看不出来？可他丝毫也不理会我的热情。这是我最痛苦的事。他喜欢的是徐晓雯，这一点我也早看出来了，别看他在她面前装得无所谓，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他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从她转到我们班开始，他的眼神就和她若即若离。他总是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的存在，其实全都是刻意的，他的眼睛就像长了耳朵，耳朵则像长了眼睛，他是用看来代替听，用听来代替看——这种招数瞒不过我。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哼！喜欢一个人，却要这么遮遮掩掩。算什么男子汉呢？有胆就去向她表白！还不如我坦荡呢，我就敢向人宣布我喜欢他。有几次我还故意告诉徐晓雯，说我喜欢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嫁给他。每次我这样说时，心里都有种快感，因为我发现她也喜欢他。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睛，笑着说：“我和他一块长大，我爸妈和他妈又是一个车间的同事，彼此都知根知底。而且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知道最后一句话对她的杀伤力最大。我一直怀疑她的出身，她从不对我们说起她的父母，要是出身好，她干吗非得从北京跑来投奔她的舅舅？别看她嘴严，这种事迟早要露馅。我这样说，就是为了警告她，别对张敬之动心！好在她从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嘲笑我自作多情。有什么办法？有时，喜欢一个人真的很难受。我也想通过热火朝天的劳动，来忘掉他的存在，但是，晚上一躺下来，我还是会想到他。无论多累，都得想着他入睡。两年多来，差不多日日如此。说实话，他背着徐晓雯在泥水中狂奔的样子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前几天也累病了，班上的同学都来看我，唯有他没来。最可恨的是，他连假装关心一下都没有，问都不问一下。徐晓雯晕倒时，他却跟没命似的，跑得大家空着手都追不上！要知道他背上可是背着一个大活人啊，他就不怕累死过去！他怎么没累死？那一刻，我是真的希望他累死！人哪，有时就是生得贱。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得来容易的，却不肯珍惜。我自己不也如此？郑义和吴小欢每天屁颠颠地跟在我后面，我不是看都懒得看一眼？他们给我写字条，表红心，我却只觉得他们可笑。听说我要下放，他们也跟来了，还跟到了同一个知青点，你们说烦不烦？我怀疑张敬之在公社里把他们召集到一个点上，就是故意想让他们继续纠缠我！我哪点比她差？论长相，班上没有一个女生能超过我，徐晓雯脸色苍白，个头比我低，走路轻飘飘的，一副“林妹妹”的病态相，又远没有林妹妹多情。眼神常年冷冰冰的，成天拉着一副苦瓜脸，对谁都爱理不理。我就想不通张敬之喜欢她哪一点。好笑的是，听说班上有一半男生都迷她，真是活见鬼了，男生们怎么都喜欢她这样的病秧子？还有，徐晓雯对自己的家庭讳莫如深，说不定背后就有什么政治污点！他们又不是猪脑，不会搁脑瓜子想一想吗？我的父母可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看不上我，张敬之迟早要后悔！我本以为一起到乡下插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想不到的是，他比在学校时对我更冷淡！这些日子，我都快气死了。他故意回避我，有时我主动靠近他，想和他说几句话，他却理都不理。我把箢箕放在他的面前，想让他帮我铲几锹土，他也装没看见，自顾自挑着箢箕去上堤。真是气人啊！总有一天他会后悔的。他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我才是最合适他的女孩，徐晓雯不过是他在路边遇到的一棵艾草，闻起来清香，嚼起来苦涩。等着瞧吧，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道理的。那种整天泡在泥汤里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经过二十多天的防洪，水总算退去，本以为可以喘口气，稍事休息几天，但更严酷的事还在后面等着我们。成片的水稻早已熟透，正不堪重负地弯垂着身子，等待我们的收割。双抢，我是在体会了它的艰辛后，才懂得它对农人的意义。对于江汉平原的人们而言，它是仅次于抗洪的另一道生存命脉。水稻是平原人的主粮，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口粮。他们种植大麦和小麦，却几乎不吃面粉——面粉除了年关用来炸制麻花之类的点心外，只在每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里，一家人买上几两肉包上几个待客的肉包子。米，就关系着平原人全部的生计，关系着他们每个日子的苦乐。还在大堤上抗洪时，巫书记就天天在念叨，如果河水再不退去，我们这一年就将颗粒无收。“颗粒无收，我们就得饿死，就得出去讨饭！”每天，巫书记咬着他那尺余长的铜烟杆，望着浑黄的河水，在大堤上焦急地踱步。雨不停，水就不会退。水不退，水稻就会趴在水田里发芽，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酷现实。所幸上天只是对我们进行了一次虚张声势的恐吓。有一天河水突然退去了，它退去的速度就像涨起来时一样迅捷，以至于我们都怀疑是不是哪里的河堤又溃了口，为我们悄悄分了洪。这个年年都遭遇洪水威胁的湖区，它的上游便是平原上有名的分洪区。据说为了保住A县这个产粮大县，分洪区每隔几年就要分一次洪。鱼米之乡的富庶，是靠分洪区的人民牺牲他们田地与房屋换来的。我们三十多个新老知青每两人一组，被分派到星光大队的十六个生产队，参加各队的双抢。分组是抽的签，我和杨柳抽到了一组，被分到了第七生产队。因为我们两人都是新知青，没有收割经验，被安排到较为轻松的脱粒组。头一次，我目睹一个孩子的死亡。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变相地充当了杀害这个孩子的凶手。这成为我一生都不愿面对的惨痛记忆。那个不到七岁的男孩，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从见到那个孩子的第一眼起，我就看到了那种熟悉的眼神——因不光彩的出身给童真的心灵造成的自卑与羞怯。那样的眼神里深藏着某种无辜：弱小的孩子面对强大的敌对世界所特有的无辜，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丢失的弟弟。那孩子穿着一件由大人的旧衣服改成的红汗衫，正坐在生产队的禾场上玩一把稻草。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在互相打闹，他远远地注视着他们，样子显得可怜而孤单。他手里抓着一把刚脱完粒的稻草，稻草被他分成三小股，其中的一头被他踩在脚下，手指在目光的无视下，下意识地动作着，心不在焉地编着一根稻草辫。我和杨柳走向他时，那孩子兴奋起来，他的眼里露出好奇和渴望，但是很快，又变得自卑和胆怯。我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笑着问：“小朋友，我是知青姐姐，来帮你们搞双抢，知道队长在哪里吗？”小男孩的脸立即红了，他回过头，用手往前面的人群中一指，语速飞快地说：“那边，穿海军衫的就是。”我抬起头，一块小石子样的东西猛然从我眼前飞过，子弹一样射向小男孩的额头，他随即用手捂住了，鲜血很快从小男孩的指缝里渗出来。我愤怒地转过头，看到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手里拿着一个弹弓，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显然小男孩头上的包是他的杰作。他有些骄横地说：“不准和他讲话，我带你们去找队长！”杨柳也生气了，他大声斥责道：“你干吗拿小石子打他？”“他是地主的狗崽子。你们不要和他讲话！”那孩子捂住受伤的额头，悄悄地哭了。他眼里含着泪，胆怯而惊恐地看着我们，很快，他低下了头，将身子转过去了。我的心莫名地痛起来。我扫视着周围，禾场上一片忙碌，谁也没注意到那个袭击的孩子，当然，更没有人注意到受袭的孩子。我搂住那个孩子，轻轻地拍了拍，从口袋里掏出两粒奶糖迅速地塞进他手中。小男孩吃惊地看着我，却不敢伸手去接。我将奶糖塞进他的口袋，小声安慰：“别哭，做个坚强的小孩！”小男孩抬起头，不解地看看我，点点头。他笑了笑，眼里依然含着泪花。两滴眼泪被笑容挤出来，顺着他的小脸慢慢滑下。他的小手从额头移开了，手心里满是血迹，看起来他伤得不轻，额头仍在往外渗血。我掏出手绢，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泪。他的额头上已迅速鼓起一个小包，被击破的地方流着血，我用手绢轻轻地按住他的伤口，小声问：“你叫什么名字？”“叫小军。”孩子的声音有些哽咽。我鼓励道：“小军是个坚强的孩子。一会儿到姐姐那里去玩，好不好？”他点点头，手放在衣服上蹭了蹭，然后伸进放糖的口袋里。他的红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深颜色的血迹，像不小心弄上去的番茄汁。杨柳也蹲下来，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然后黑着脸向那个扔石子的孩子走去。那孩子似乎有些怕了，脸上完全没了刚才的神气。他说：“他本来就是地主的狗崽子！”那样子有些委屈。杨柳说：“你以后不准欺负他！”那孩子不情愿地点点头，说：“我带你去找队长！”说完，在禾场上快速地跑起来，像箭一般地冲进人群中。很快，他拉着一个穿海军衫的年轻男子过来了，孩子一边用手指我们，一边对年轻男子说着什么。穿海军衫的年轻人向我们走来，老远就向我们伸出了手：“欢迎你们！我是七队的巫队长，你们就叫我小巫吧。”巫队长看上去比我们大几岁，中等个儿，有一副轮廓分明的脸和一身黑得发亮的肌肤。我和杨柳一起对他笑着，杨柳说：“我们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巫队长笑了，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我们被带到脱粒机旁，禾场的上空喧腾着手扶拖拉机热腾腾的噪声，空中夹杂着人们忙碌的叫喊，脱粒机的轰鸣震耳欲聋。巫队长指挥我们把谷捆打开，耐心地教我们如何把稻子放在脱粒机的转鼓上。我发现巫队长特别爱笑，笑时露出一口好看的牙齿。一个农村小伙子居然有一口如此洁白的牙。那牙密密的，细细的，从大到小，齐齐地往里排开，宛如两排队列整饬的士兵，透着一股子可爱的亲切。杨柳好奇地问他：“你们大队姓巫的人很多吗？”“没有啊，全大队就我们一家姓巫。这个姓很不好听，是吧？”巫队长笑了。杨柳和我对视了一下，下意识地“哦”了一声道：“这么说，你是巫书记的——儿子了？”巫队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和巫书记虽然是父子，也是同志。在家里他是我父亲，在工作中，他是我的领导。”脱粒机发出阵阵隆隆的巨响，谷子在转鼓上飞溅起来，金雨一样撒落在禾场上，禾场上一会就铺满了厚厚的一层稻谷，黄灿灿的，空气中散发着新鲜稻谷特有的香味儿。我好奇而又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我的工作是把脱完谷粒的稻草捆好，按巫队长示范的样子码成草垛。那个叫小军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我全然不知。有一刻，我感到有只小手拉了一下我的衣襟，是小军。他额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因为忙，我只是对他笑了笑，继续把捆好的稻草往草垛上码。后来，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到了我身边，他们在草垛上爬来爬去，兴奋地玩儿着。我注意到小军起初还躲着他们，后来就和他们玩到一起了。草垛越码越高，孩子们也越爬越高，两个大点的孩子甚至主动帮我码草垛，我也乐得他们帮忙。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用弹弓袭击小军的孩子，他好像已和小军和好了。第一个草垛码到两米多高时，我开始码另一个新的草垛。孩子们在码好的草垛上爬来爬去，开心地玩着，大声嚷嚷。我不太能听得懂他们的口音，慢慢我就忽略了他们。小军是什么时候不见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收工后，一对年轻的夫妻找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儿子。他们的样子很谦卑，母亲对我讨好地笑着，父亲说他的儿子穿的是一件打了补丁的红汗衫。我说：“是那个叫小军的孩子吗？”女的赶紧点头，感激地对我说道：“小军跟我说了，你给了他两颗糖，他很喜欢你。”男的也朝我弯弯腰，以示谢意。我告诉他们我是看到过小军：“不过，他们好多人在一起玩，爬草垛，我一直忙，没太注意。收工时，他们就散了。”“哦！那我们再找找看。”那对夫妻赶紧走了。这天晚上，我和杨柳留在巫书记家吃饭。巫书记对我们很热情，准备的晚餐很丰盛。桌子中间摆着一大碗蒸腊肉，腊肉切成整齐的方片，肥瘦各半，香气扑鼻。肥的闪着油光，瘦的透着金黄，一下就勾起了我们的食欲。一只大海碗里盛着鲫鱼和雪白的鲫鱼汤。有一道菜很特别：野韭菜炒鸡蛋。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炒鸡蛋。巫书记说：“这东西是野生的，在你们北方叫野蒜，我们这里叫野韭菜，一般长在棉花地里。炒鸡蛋非常好吃。这是我今日叫丫头们专门去挖回来的。”巫书记用手指了指他的两个小女儿。大的那个和我弟弟差不多大，小的那个才七八岁，鼻子下面还拖着两条清鼻涕。也许是怕我和杨柳听不懂，巫书记的本地方言里偶尔夹杂着一点普通话。杨柳问：“您去过北方？”巫书记慈爱地看着我们，略有些自豪地说：“我呀，不仅去过北方，还出过国呢——我打过朝鲜战争。”难怪。他说话的样子和当地人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巫书记兴致很高地给我们说了一些他在战场上的逸事，把我和杨柳都听得惊住了。故事好听，饭菜更是丰盛，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多吃了两碗。杨柳感叹地说：“在武汉，我们也只有过年前后才吃得上腊肉。”巫队长说：“在我们这里，过完年，每家每户都会留一块腊肉，把它装进坛子里，埋在地底下。这块肉就叫‘双抢’肉。挑堤时都舍不得吃，只有到‘双抢’时才会拿出来，‘双抢’的劳动量大，吃点好的，人才顶得住。农村生活苦，难得吃上肉。有了这块腊肉，农村的日子就不是那么苦了。今天你们是贵客，面子大，我妈才舍得拿出来吃的。”巫书记又指着桌上的鲫鱼汤说：“这鲫鱼是养在稻田里的，又叫稻田鱼，比水塘里的好吃，它的肉格外肥嫩，煮出来的汤是甜的，你们尝尝看。”那汤果然鲜甜无比。比我们来的那天在公社院子里吃的湖鲫更美味。“我们平原上的日子苦，乡下买不到肉菜，我们也没有肉票。一到农忙，人的身体就吃不消。吃不消怎么办？提前就要做好准备。鸡蛋可以攒，鱼呢，自己养。秧插下去不久，就要把鱼苗放进去，割谷时就有鱼吃了。再不够吃，就让孩子们去田间地头寻。抓青蛙，踩鳝鱼，挖野韭菜。总是要把这段苦日子顶过去。这些鱼虾鳖蚌野韭菜什么的，在我们这里总是有的。”也许这就是对我们的再教育吧？平原人有自己的智慧，有自己过日子的方式，除了惊奇和感叹外，我和杨柳都觉得受到了“再教育”。小军的父母就是这时闯进来的。“巫书记，小军他，真的找不见了。”他们脸上的表情里透着不安和焦虑。巫书记起身，从屋角拿起一个话筒，对着话筒喊了两声，外面的高音喇叭里立即传来巨大的回声：“七队的社员们听好，七队的社员们听好，王小军不见了，大家都帮着去找找。”这天晚上，包括我和杨柳在内，七队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寻找小军的行动，但是，一直到深夜，人们也没有发现小军的影子。就在人们已经放弃寻找准备回家时，一个叫红旗的孩子突然对自家的大人说出了真相：“小军掉进知青姐姐码的草垛里了。”那孩子说完就吓得哭起来。人们打上火把，重新朝队屋前的禾场上聚集。掀开那个两米多高的草垛，人们果然在里面刨出了小军。小军已经死了，是被稻草捂死的。他的脸色青紫，脸上粘着几片稻草的碎屑，一双眼睛冤屈地瞪着这个世界，似乎带着无尽的困惑。他的一只手里紧紧地捏着我给他的一颗奶糖，另一颗奶糖则被他死死地咬在嘴里，奶糖的汁液从嘴角淌出来，将几片稻草叶牢牢地粘在脸上。小军的父亲用尽力气，也没能掰开他的嘴，将那块奶糖取出来。草垛是我码的，是我把小军码进了草垛里。依稀中，我仿佛听到一个孩子在哭喊：“草垛压死人了！知青姐姐压死人了——”我眼前一黑，顿时栽倒在地。我是在听到高音喇叭的通知后赶到七队的。我们赶到七队时，徐晓雯已被公社派出所的民警带走了。不知是谁报了警。实际上，六队与七队只隔着一条浅浅的河沟。早上我还在为杨柳和她分到一个队懊恼不已，没想到第一天下生产队，她就出事了。一个孩子死了，据说那孩子的死与她脱不了干系：他死在她码的草垛里。我们赶到时，出事的孩子家门前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人们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徐晓雯被派出所民警带走的过程。“警察开的摩托车，三个轮子的，把她带走了，巫书记也一块去了。”“毕竟死了人，这事闹大了，恐怕要判刑。”“这算不算过失杀人呢？”听着这些议论，我热血上涌，冲过去一把抓住杨柳怒吼：“杨柳！你他妈的给我说清楚！”杨柳有些发蒙，好像还没搞明白我为什么对他发脾气。我吼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一起下的七队吗？徐晓雯她怎么会杀人？出事时，你不在旁边吗？”杨柳垂头丧气地道：“我们当时都在劳动，没有注意到那个孩子。”“你是死人吗？你不是跟她在一起吗？怎么连这样的事儿也没看到？”我揪住杨柳的胸襟，恨不能一把将这个懦弱的家伙撕碎！这一刻，我真想杀了杨柳。她怎么会和这个草包分到一个队！没想到杨柳居然疯子似的反过来揪住我的前胸：“你相信她会杀人？她是杀得了人的人？”他颤抖着嗓子朝我喊。我不再理他。我当然不相信她会杀人。她怎么可能杀人？何况那还是个孩子！我强烈要求查出事情的真相。我们一群知青围聚在一起，大家疑虑重重，愤愤不平，纷纷喊着要七队交出人证。此时，人已越聚越多。我冲着人群激动地喊道：“七队的乡亲们，你们有谁看见徐晓雯把那孩子码进草垛里了？有谁？谁能做证？”那个叫巫志恒的青年走过来，他说：“我是七队的队长，我们谁也没看见徐晓雯把小军码进草垛里。大家先冷静一下，我相信公安一定会弄清楚这件事的。”随后，他冲人群中招了下手：“红旗，你过来！”他冲我转过头，说：“事情是他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