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出版物数字化的选题来源与内容选择

［摘要］数字出版物有两种情形：一是纸质出版物数字化，二是原生型（原创性）数字出版物。文章通过对数字出版发展的过程、现状的分析，预测了其发展趋势、前景，提出纸质出版物数字化的选题来源与内容选择应该从三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大力将学术期刊数字化，积极把纸质图书开发成电子书，纸质报的网络版必须重新组合。

［关键词］选题策划期刊数字化图书数字化电子书手机报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数字出版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纸质出版物数字化，另一种是原生型（或叫原创性）数字出版物。前者是将已经出版的纸质出版物经过扫描等数字化加工后制作成网络版（含移动网络版），载体形式改变了，但内容不变；后者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原创，即组稿、编辑加工、出版、发布、销售等全部流程都通过网络进行。就全局而言，数字出版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出版的一个明显差距就在于未能积极地、充分地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不言而喻，对已经出版的纸质出版物（期刊、图书、报纸）进行数字化制作的第一步是选择合适的纸质出版物。这就需要对纸质出版物数字化的选题来源与内容选择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运用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的方法试图就此问题做出有益探索。

一、从盈利层面考虑，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最稳妥的做法是将学术期刊数字化

数字期刊包括数字学术期刊和数字大众期刊两大类，后者在国内外虽然也有较大发展，但发展道路波折不断，相对而言，龙源期刊网的商业模式可圈可点。龙源期刊网自1998年开通以来，先后与近3000家期刊社合作，目前全文在线的综合性人文大众类期刊品种达到3000种。其产品品种多元化，既有面向传统阅读人群的原貌版，又有以期刊的数据库内容加工的知识库，还有语音版；不仅有网络版，而且有手机版、平板电脑版、手持阅读器版。此外，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也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大型数字大众期刊。

尽管以龙源期刊网、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为代表的数字大众期刊在商业上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整体而言，数字学术期刊的发展要好于数字大众期刊。“数字学术期刊是最早解决盈利模式问题的数字出版物，也是目前发展得最好的数字期刊门类。”［1］国际上许多主要的学术期刊出版商和学会、协会等机构都通过数据库方式提供数字化全文期刊的集成服务，如施普林格通过SpringerLink系统提供约3000种数字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通过网络门户Xphone提供其出版的150多种期刊上的文献。国内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始于1996年，如今形成了以万方数据、维普网、中国知网（CNKI）为主体的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格局，通过网站、光盘、镜像站点等方式为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的用户提供服务，在学术、科技阅读领域呈现出取代纸质期刊的趋势。它们均收录了万种左右纸质期刊，都包含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多品种期刊，但选题定位还是有所不同的。万方数据侧重医学期刊（含外文），维普网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主要是科技期刊，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则涵盖人文社科和科技期刊。

鉴于数字学术期刊的盈利模式已经成熟，并有可资借鉴的成功案例，因此可以说，将纸质学术期刊数字化是纸质出版物数字化最稳妥的做法。不过，在选题定位上必须与上述国内三种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区别开来。有三种区别的路径：一是从时间上区别。上述三种学术期刊数据库所收期刊的时间范围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那么，新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可以只收民国时期的，或者侧重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期刊。《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推出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已收录1833—1911年出版的期刊300多种）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计划收录1911—1949年出版的期刊25000万余种，现已推出的前十辑共收录17824种）就是这种思路。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专门建立“晚清民国时期优秀学术论文数据库”。针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期间的学术、理论、科技期刊与报纸，可以建立“1949—1976影响重大的学术、理论、科技文章数据库”。二是从学科专业上区别。现有期刊论文数据库包括了各学科各专业，是大而全的，新建的期刊论文数据库应该专注于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是小而精的。例如，可以专门建立“中国法律期刊数据库”“中国航空航天期刊数据库”“中国生命科学期刊数据库”等。三是从地域上区别。可以将国外各学科各专业学术期刊上的优秀论文翻译成中文，建立“国外优秀论文中文译文数据库”。

二、从发展潜力考虑，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空间最大的是将纸质图书开发成电子书

目前，虽然电子书的收入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传统出版单位所出版的图书能够转化为数字产品并为其带来收益的品种也很少，但是电子书市场目前的疲软并不代表着它的未来。我们相信，电子书的市场份额将来一定会有大幅提升。这有四个理由：第一，与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态势相适应，电子书产业的收入整体上一直以正常的速度增长着，它必定还会继续增长。我国电子图书的收入，2006年为1.5亿元，2014年为45亿元，8年间增加了29倍。虽然与纸版图书销售收入相比依然很少，但从2012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幅度达20.5%；［2］第二，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数字阅读习惯已经形成，爱好阅读图书的人会日渐倾向于阅读电子书。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平板电脑阅读等）的接触率为58.1%，［3］首次超过了图书阅读率；第三，随着数字阅读习惯的日益养成，爱好数字阅读的人必定会越来越不满足于在新媒体上阅读碎片化、娱乐化的内容，换言之，通过新媒体阅读图书的人一定会逐渐增多，因为，在现有出版物中，图书才是最有文化、最有内涵、最有深度的出版物；第四，在现有书、报、刊中，图书的品种最多，但已被转化成数字产品的比例最少。也就是说，图书是有待于大力实现数字转化的“巨无霸”选题资源。

纸质图书数字化的选题来源有以下四种途径：

1.将古籍（含近代出版的泛古籍类图书）数字化

对古籍最好的保护是让古籍的内容得到最好的传播，古籍数字化代表着古籍整理、保护的发展方向。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尽快将古籍数字化，是把这项小众事业大众化的途径，也是必经之路。”［4］数字化古籍包括光盘版与网络版，但网络版（含网络数据库）显然是古籍数字化的主要目标。

从选题策划的角度来看，古籍数字化今后努力的基本方向有三个：一是避免重复建设。总的来说，目前已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古籍主要是大型古籍（如《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基本古籍（如“二十四史”与“十三经”）。中国古籍汗牛充栋，现存古籍应该有10万种，［5］值得整理、传承、保护、利用和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古籍不可胜数，有关出版单位和技术开发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多开发一些特色鲜明的专题性古籍数字化产品。例如，可以开发“历史地理古籍数据库”（可侧重边疆历史地理古籍）、“海外藏中国古籍数据库”“近现代湖籍名人文集数据库”等。二是更多地给读者提供学习、利用古籍的方便。古籍数字化既是为了保存古籍，更是为了方便读者学习、利用古籍。例如，台湾联合百科电子出版公司开发的“标点古今图书集成数据库”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今人学习、利用古籍的方便，表现在：做了断句、标点、校勘；读者可以任意字词检索全文，几秒内即可呈现，并可调阅原始版面进行对照浏览；全文以繁体中文录入，篇章内容也以繁体中文呈现，但软件界面分别以繁体中文、简体中文两种版本呈现，可以简体或繁体输入，检索相对应的繁体中文篇目与内容，甚至还提供了英文版。三是进一步提高技术含量。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基本古籍库”使用时要求必须下载安装客户端，但安装客户端比较麻烦，而且查看内容的时候是全屏显示，使用者要做其他操作时会感觉不便；在查看出处方面也略显不足：虽然能在检索到的条目页面下显示出处，并在复制文本时提供出处复制，但只有书名和卷数，使用者还得通过翻检才能补充朝代、作者、篇名、版本等信息。［6］以后开发数字化古籍必须进一步强化技术含量，如完善检索技术，统一数字化文件格式。

2.将民国时期的图书数字化

《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上海、北京、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1911年至1949年9月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12404种，［7］这当然不是民国时期出书的总数。民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时局动荡，但学术兴盛、思想繁荣，这一时期出版的书刊自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人们对民国图书最熟悉的品种是文学名著，此类图书的电子版、网络版相当丰富，用户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所以，制作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电子书已无多大必要。2014年9月，“中国抗战大后方3D数字图书馆”（收录抗战时期出版的近5万种书报刊）正式上线，这种建立专馆的思路值得肯定。基于民国时期的重大时代主题、重要历史特征和今人学习、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需要，建议建立下述数字图书馆：“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数字图书馆”（主要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此类图书，也兼收其他时期出版的此类图书）、“民国时期人文社科学术名著数字图书馆”、“晚清民国老课本数字图书馆”（以中小学课本为主）等。

3.将新中国图书数字化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至1999年12月的50年间，我国共出版图书202.8407万种［8］（包括书籍、课本与图片，含初版、重版、重印，下同）。据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公布的历年出书种数统计，从2000年至2014年15年间共出版图书415.4405万种。由此可知，从新中国成立至2014年底总计出版图书618.2812万种。从2012年起，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品种超过40万种。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可将新中国出版的图书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期间出版的图书，二是“文革”结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图书。可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热点、焦点之不同制作各种专题性的电子书。例如，网友“漂泊的树”制作了《新中国红色经典系列作品合集》，既可在网络上在线阅读，也可通过手机下载阅读；中国知网建有“中国法律数字图书馆”。接下来还可以制作“文革”地下文学数据库、开卷畅销书排行榜上榜图书电子版、新中国经济学著作网络版。

对于新书来说，出版社应该实现纸质书、电子书同步出版。很多出版社可能担心这样做会影响纸质书的销售，然而，中信出版社自2012年以来很多纸书是与电子版同步上市的，甚至有的还提前一周预售电子版。实践证明，电子版的销售反而带动了纸质版的销售。不过，必须注意：电子书的定价不宜过低，应该在纸书定价的40%左右，但上限不要超过24元。［9］

4.将1840年以来中国出版的译著数字化

1840年以来中国出版的译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从国外引进出版的中文版译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法意》等；二是以版权输出的方式出版的外文版中国主题图书，如《狼图腾》《于丹〈论语〉心得》等；三是中国自主出版的外文版图书，如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俄文、韩文等文种的《图说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外文局出版的英文、德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日文等文种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不同时代的译著的选题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译著见证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随着中国更全面更深入地对外开放，译著的作用会不断凸现出来，因而将译著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可以建立以下专门性的各类译著数字图书馆：新中国俄—苏译著数字图书馆、新中国“皮书”（内部书）数字图书馆、新中国外宣和对外传播数字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文社科译著数字图书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韩译著数字图书馆等。

从理论上说，从古到今出版的纸质图书都是制作电子书的选题资源。已经制作成电子书的图书只是现有纸质图书总量的冰山一角。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全球最大的网上图书零售商亚马逊2009年圣诞节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网站电子图书的销量首次超过传统印刷书籍，其电子书阅读器Kindle也成为该网站历史上售出最多的礼品。有预测说，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出版产业的50%；2030年，90%的图书将出版网络版本。［10］总之，无论是从纸质图书的庞大数量还是从电子书的发展前景来看，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空间最大、潜力最大的是将纸质图书制作成电子书（可以是开发网络数据库，也可以是建立数字图书馆）。不难理解，图书数字化还是破解图书库存瓶颈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上文的论述表明，图书数字化的主流方向是小众化、专业化、专门化，应该结合历史特征、时代主题、社会热点、现实焦点确定其具体的选题定位。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的中国特种图书数据、中国知网的法律数字图书馆专区和“三新农”图书库等都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与电子书密切相关的电子阅读器业务，也应该选择小众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2012年以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迅猛发展，电子阅读器的发展稍显沉寂，但在小众化和某些特定领域仍有发展空间。

三、纸质报的网络版必须重新组合，手机版则必须实现个性化定制

报纸数字化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把纸质报制作成网络报，即将纸质报的内容数字化后上传到网络上，读者在网络上在线阅读；二是读者通过手机阅读纸质报上的文字与图片内容，或者收看、收听纸质报无法提供的视频、音频等内容。

网络报只是将报纸上的内容照搬到网络上，网民是否阅读取决于纸质报纸自身的品牌竞争力。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报纸的纸质版本身发行量大、辐射面广、社会影响大，那么，它的网络版也同样会有较大的点击率。如果某种报纸的纸质版发行量有限，它的网络版也会没什么人看。而且，在今天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即使想阅读网络报，也一般会选择使用手机（而不是电脑）阅读。现在，几乎所有的在版报纸都有了网络版，并且都几乎免费供用户阅读，这当然是非常正常、必要的，可是，从报社商业盈利的角度考量，纸质报的原貌版网络报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的。换言之，纸质报的内容资源如果要产生新的收益，就必须进行二次加工、重新组合。起码有两种重新组合的方式：一是建设报纸数据库，二是建立新闻网站。不管哪一种，都要以纸质报的特色资源、品牌资源、优势资源为基础。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2000年以来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供用户付费阅读、使用。该数据库是覆盖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类型的大型报纸数据库，某一家报社尤其是中小型报社、地方性报社、非主流报社没有条件建设如此大型的报纸数据库，但可以利用自身的特色资源、品牌资源和地域性资源、行业性资源建设专题性、专业性的报纸数据库。《人民日报》社发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新中国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日报的独特优势，不仅制作了在线阅读网络版，而且委托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了《人民日报》数据库（将该报自1946年创办以来至2011年的所有内容数字化），又创建了人民网（是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综合性网站），还建设了人民数据（是人民网自主研发的全国唯一的大型党政、时政资料信息数据库），当然还开发了该报的手机版（《人民日报》手机报）。

在书、报、刊三种出版物中，报纸所载信息的时效性最强，知识的碎片化特征最明显，而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随身携带的必不可少的媒介，可以说报纸的内容资源天生适合通过手机传播。加之人们日益习惯通过手机上网，于是，手机报日益成为数字报的主流。

从手机用户阅读手机报的具体方式来看，现有的手机报有三种：第一种是离线阅读彩信版手机报。即报社通过电信运营商将新闻以彩信的方式发送到手机上，用户可以离线阅读。第二种是在线浏览网络版手机报。即手机用户通过手机上网（登录手机报的WAP网站）后，在线浏览纸质报的网络版，类似于电脑用户通过电脑上网浏览纸质报的网络版，区别只在于阅读的媒介不同。第三种是下载APP客户端在线收看手机报。即智能手机用户下载相应的APP客户端后，手机报服务商在第一时间为用户进行新闻提醒、新闻推荐，用户据此有选择地点击阅读。手机报的这三种类型，是手机报演变的三个阶段，也代表着现有手机报的三个档次、水平。第一种类型曾经风行一时，至今仍普遍存在，但已日益失去用户的青睐。第二种类型适应了当今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潮流，潜在市场庞大，但能否成为用户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内容能否真正吸引并满足用户的需要。不言而喻，这种网络版手机报的商业命运同上文所说的纸质报的网络版不会有根本区别。当下正流行的第三种手机报代表着手机报发展的主流方向。因为，较之于前两种，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手机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手机与电脑的差异决定了手机报与网络报的差异。二者虽然都是数字报，但手机报的便捷性、即时性、个性化更强，真正可以随地、随时、随身地为用户提供其所需要的新闻与资讯，因为，在所有媒介中，手机是真正的私人用品，又是人们真正随身携带的媒介。而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为手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是手机媒介的天然要求。可是，现有手机报的最大弊端即在于内容同质化严重，集中表现为“一城多报”同城竞争但内容大同小异，正如论者所说：“同城手机报无论在内容、编辑、发行以及传播方式上，都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这使得手机报缺少特色、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除了少数全国性大报和各地主流都市报外，大多数同质化的手机报由于自身报媒品牌没有竞争优势而难以吸引足够多的用户订阅。”［11］目前，手机报的内容几乎都来源于传统媒体或互联网，大多是对纸媒内容的拷贝或简要概括，而原创性的内容匮乏。同质化的内容无法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而且，现有手机报的内容良莠不齐。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监管，虚假广告、骚扰信息、恶俗信息经常掺杂于手机报，引起用户反感。内容的同质化、低俗化、快餐化，以及按月收费方式的不尽如人意，导致手机报普遍受到消费者的冷落，集中表现为手机报订购用户数量与庞大的手机用户数量极不相称。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真正订阅手机报的用户不超过手机用户数量的20%，有30%~40%的用户对手机报这种报纸形式是不接受的。”［12］

在此背景下，如果不想让手机报业务成为“鸡肋”，就必须在手机报的选题策划与营销策划方面强化个性化服务。与网络以及报纸、广播、电视相比，手机是最具分众传播和个性化传播能力的大众传播媒介。紧密结合手机媒介的特性（随身携带、私人用品、屏幕较小、容量有限），为目标用户提供精细、精准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是开展手机报业务的第一法则。开展手机报业务时，不论是内容建设，还是营销推广，都要细分市场、细分用户。除了全国性的综合性大报（如《人民日报》）和各地的主流都市报（如《南方都市报》）以外，其他报纸都应该选择特定的用户群体开发小而精的手机报产品，内容的丰富性应该建立在专门性、特色性的基础之上。为此，必须有的放矢，为目标用户量身定制。针对党政机关公务员应该推出以时政为主要内容的手机报，针对企业商务人士的手机报应该侧重财经与经营，针对学生的手机报当然要强调学习、考试、成长。例如，湖北孝感日报社的《孝感手机报》与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合作，设置校园资讯板块，及时、快捷地为广大师生发送校园资讯。实证调查表明：“曾经被遗忘的农民工群体已经迅速成长为手机报的忠实用户，充分体现出‘三高’特征，即高普及率、高信任度和高满意度。手机报在农民工群体中不仅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还被赋予了积极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13］因此，可以专门面向农民工策划出版全国性的大型《农民工手机报》，各地报纸的手机报也可以推出面向本地农民工的专版。还可以分别针对男性用户与女性用户推出不同的手机报，如针对男性的《足球手机报》，针对女性的《购物美容时尚手机报》。

注释：

［1］徐丽芳，刘锦宏，丛挺.数字出版物概论.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43.

［2］魏玉山.2014-2015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EB/OL］（2015-07-15）［2015-10-10］.http：//www.chuban/cbsd/201507/t20150715_168554.htm.

［3］刘彬.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光明日报，2015-04-21.

［4］李雪昆.古籍数字化：让小众事业大众化.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01-20.

［5］据方厚枢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山东教育出版社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联合出版）第三卷之下册第514-519页的记载可知，关于我国古籍现存多少种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7万种、8万种、10万种、15万种、20万种以上。

［6］王大盈.《中国基本古籍库》和《瀚堂典藏》两大古籍数据库比较研究.情报杂志，2011（6月增刊）.

［7］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8］方厚枢.中国出版史料（第三卷·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22523.

［9］黄一琨.中信如何做到数字出版收入2000万［EB/OL］.（2015-02-09）［2015-10-10］.http：//mediamaster.caixin/?p=1154.

［10］韩妹.有研究预测今年中国电子阅读器销量将占全球市场20%.中国青年报，2010-03-25.

［11］温金明，张福财.手机报困境如何破解.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7-23.

［12］李晋生.3G时代手机报发展的趋势与路径.新闻研究导刊，2012（5）.

［13］张蕾.谁是手机报的大客户群——农民工群体手机报使用情况研究.中国出版，2010（18）.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