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宫大象用于皇家仪仗
大象在亚洲主要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但南方大象进入北方宫廷却早已有之。如曹操就曾接受孙权赠象，因而有了大家熟知的“曹冲称象”的典故。
明末宫廷，驯养和使用大象已不是新鲜事儿。利玛窦曾描述：“在北京饲养着很多大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意〕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13页）道出了宫廷大象主要用于仪仗。
清代盛大的宫廷仪仗中，大象必不可少。一方面，“象”与“祥”谐音，以“象”寓意天下太平吉祥；另一方面，盛装的大象出现在队列中，更能彰显皇家仪仗的华丽壮大。
乾隆十三年（1748），厘定仪仗制度，规定皇帝出行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车驾仪仗为大驾卤簿。皇帝冬至出宫前往天坛举行圜丘、祈谷、常雩祭祀大礼时，使用大驾卤簿。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中，除引导和扈从大臣、执事人员、卫兵等以外，还有作为仪仗的动物如马匹、大象等。大驾卤簿中的大象包括两种，分别为宝象和导象，位于皇帝玉辇前，宝象五只，导象四只。从外形装饰上，宝象与导象很容易区分，宝象奢华，导象朴素。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载，宝象装饰繁复、华丽，“络首、钩膺、鞦攀，皆编黄绒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周为花文，藉以朱㲲。鞍髹朱饰金。上载宝瓶，铜质鋄金，亦饰诸宝”（〔清〕昆冈等编修《钦定大清会典图·舆卫九》，光绪二十五年刊本，90页）。据说宝瓶内放火绒、火石、火镰，反映了满洲的传统习俗。导象则比较朴素，仅“披蓝屉，不加羁饰”（《钦定大清会典图·舆卫九》，94页）。
传教士的记载中，未对宝象和导象进行详细描述，却提及仪仗中用于拉车的大象（图1、图2）。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deMagalhaens）于1648年被肃王豪格掳至北京，1677年去世，在北京居住生活二十九年。他的《中国新史》中有一章专门讲述“皇帝外出进行公祭的方式”，详细描述了顺治及康熙初年皇帝仪仗队的构成。比如仪仗队中包括执鼓手、喇叭手，还有执长杖的、执戟的等等。涉及物品也十分丰富，如灯笼、火炬、枪、旗子、长杆大扇等。而动物主要是马匹和大象。马有二十二匹，其中十匹色白如雪，装饰华美，另外十二匹用于拉车，八匹拉大车，四匹拉小车。大象共有四头，每两头拉一辆车。（〔葡〕安文思著，何高济译《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176页）可见，清初宫廷仪仗中，大象与车共同组成仪仗阵容。中文文献里，拉车的象被称为驾辇象。与其一起的还有驮宝象和开路象，即宝象与导象：“凡大祀，用驮宝象五只，驾辇象二只，开路象四只。升殿及常朝，用驮宝象五只，驾辇象二只，又每日设常朝象四只于天安门外。”
（〔清〕伊桑阿、王熙任等编修《大清会典（康熙朝）·銮仪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3辑，文海出版社，1992，7808页）
1665年因汤若望历狱而被押解进京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FernandesdeNavarrete），也曾对宫中使用大象的情况简略描述：“皇帝的马厩里有6000匹马，还可以养更多的马，这是我在京城听说的；他还有24头象。每逢新月和满月，这些动物盛饰入宫，官员也去朝拜。”（〔西〕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大象出版社，2009，139页）这表明，康熙初年除了重大祭祀，每月初一、十五的朝会活动，也有比较隆重的仪式，大象会盛装出现在仪仗队伍中（图4、图5）。
征战得胜归来，清廷往往举行隆重的受俘礼。“在中国，欢迎一位凯旋归来的将军是人们想象的最漂亮的仪式之一”（〔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I》，大象出版社，2005，86-87页）。1776年，为了庆祝平定大小金川，乾隆皇帝封主帅阿桂为一等公，并在午门举行了隆重的受俘礼。据见证这一仪式的传教士记载：午门广场的东西两侧，所有标志性器物排成了平行的两列：旗帜、军旗、长矛、大铁锤、狼牙棒、成饰、器械、象征性图形等不计其数，手持这些物件的人身穿镶有金边的红绸服装。参加仪式的人员除了亲王、爵爷、高级官员以外，还有各部衙门官员以及全副武装的皇家卫队。值得注意的是，午门广场上可见到“负载着活动攻城塔的几头皇家大象，旁边是战车”。这说明献俘礼仪式上使用的大象，驮着活动攻城塔，显然与庆祝战争凯旋归来直接相关。
二清宫大象用于皇家娱乐
大象作为仪仗，在国家典章制度中有明确规定。而大象作为娱乐，则只是宫廷休闲生活的一种方式。大象大多时候在重大典礼仪式上才出现，普通百姓并不容易见到。但对于朝廷的尊贵客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在一些宫廷贵戚或外交使节的接见活动中，大象常常用于娱乐表演。
1720年，俄国公使伊斯梅洛夫伯爵（CountIsmailof）来华，康熙皇帝不仅安排了热情的接见，还特意安排了公使和他使团的四个随从与当时在京的传教士们进行联欢。联欢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观看大象表演。当时在宫中服务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记下了这一事件：
皇帝的大象，养在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会所附近。陛下让公使和他使团的四个主要随从哪一天去和这些传教士们联欢一下，然后陪同他们一起来宫内赴宴。这里有33头大象，它们表演各种各样的技艺和把戏。在给公使表演中，大象们用它们的鼻子吹喇叭，跪下来，或者随着饲养者的指令跳起舞蹈。
可以看出，这是经过训练的大象才可能做出的表演。并且，这种表演是专门给朝廷里来的贵宾观看的。
大象除了表演吹喇叭、跳舞以供人们娱乐以外，体型庞大、京城稀有的大象本身，也足以成为人们的消遣娱乐。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与顺治皇帝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被尊称为玛法。一次，为了让玛法汤若望开心，顺治皇帝想到了大象：他令十八只驯象，在教堂前一条通达的长街上，进行赛跑的游戏。可以想象，十八头大象，庞大的身躯，巨大的象蹄，跑起来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据说“在象赛跑时，皇帝特别留心，深恐这些庞大动物偶一不慎把他的这位老友踏死于奔驰的笨重象蹄之下”（〔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商务印书馆，1960，278页）。让大象在京城赛跑，这种娱乐消遣恐怕真是京城最为别致的比赛了。
三清宫大象源自南方进贡
地处北方的京城并不产象，那么宫廷仪仗和娱乐表演中使用的大象是从哪里来的？总的来说，宫廷大象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东南亚周边各国的进贡，二是云南本地的大象，由云贵总督购买后解送宫廷。云南当地土司，也有向朝廷进贡大象的义务。文献中有记载的进贡大象的云南土司就有猛拱、孟连、耿马、车里、宣慰等。向清廷进贡大象的东南亚国家中，最著名的就是廓尔喀了。
廓尔喀是统治尼泊尔的部族，受西藏喇嘛唆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入侵西藏，侵掠当地人民的土地钱财。乾隆命两广总督福康安率兵出征，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平定廓尔喀，迫使廓尔喀求和。这一战役后，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十全记》，自诩为“十全老人”，这第十全即是清廷平定廓尔喀。
廓尔喀向清廷求和后，开始向清廷遣使进贡。所进物品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和大象了。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弘旿所绘《廓尔喀恭进象马图卷》，描绘的即是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后，廓尔喀遣使赴北京朝觐的情景。图中所进马匹五只，象两只。该画作于1793年，即平定廓尔喀次年，是称颂乾隆十全武功的作品之一。幅首《御制廓尔喀所贡象马至京诗以志事》序称：
廓尔喀之役，自热索桥至帕朗古，深入七八百里，歼戮数千人，拉特纳巴都尔穷蹙吁降，鉴其悃诚，准予纳款。此其所进方物中象马也，道远且险，今始至京。我国家万国共球，若安南、暹罗、缅甸、南掌之象，充牣仪卫。哈萨克布鲁特之马，散牧营伍，岂庸是戋戋者为。特以邀昊苍之助，顺表将士之效勤，绥彼边馀，安我藏地，效来呈览，辄用成章。
由此可知，向清廷进贡大象的东南亚国家，除了廓尔喀以外，还有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南掌（老挝）。周边国家向清廷贡象，反映出清朝乾隆时期国力的强盛。
廓尔喀贡象马至京这一盛事，不仅被弘旿用画笔描绘下来，宫中服务的西洋传教士，也创作了相应的绘画作品，这就是法国传教士贺清泰（LoudovicusdePoirot）和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章（JosephPanzi）共同绘制的《贡象马图卷》。该画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月，也是廓尔喀平定之后。画后有王杰、董诰等七位大臣恭赞乾隆的“十全武功”，幅首有董诰录乾隆诗句，与弘旿所绘图上诗句
一致：
异城归降顺事机，来朝奉表赍先归。马蹄象齿胥生致，鹿角狼胡笑彼微。
军务细咨怜众苦，武功全蒇（chǎn）赖天禨。持盈业业惟增惕，敢曰遐荒接踵依。
与弘旿所绘象马图不同，贺清泰与潘廷章所绘象马图并未表现象马解送进京的路途环境，也没有周围的山林树木，而是着重表现象与马的形体，非常写实。画中有象两只，马两匹。象的大小稍有差异，一大一小。大的为驯远象，高一丈一尺，身长一丈。小的为伏柔象，身高一丈，身长九尺。两匹马大小相差无几，紫云身高四尺六寸，身长六尺八寸，凤臆騪身高四尺三寸，身长六尺。无论大象还是马匹，用笔都颇为精细，轮廓、设色、比例等都突显西方绘画的写实特色，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宫廷西洋传教士的绘画水平。
大象的进贡，一般来讲，例贡每次进贡两只，有时遇皇帝生日万寿节或皇后生日千秋节，各地也进贡大象。但把大象解送进京，耗费很大。据档案载，道光五年（1825），由云南解送5只驯象至京，共核销银两三千七百五十二两七钱九分四厘。所以咸丰以后，宫中驯养大象就逐渐断绝殆尽了。据说地方收到贡象后，须派员专程护送进京，沿途供给草料粮谷。但由于水土不服，还是会有大象在运送途中死去，有时官员还会因此受到惩罚。所以，不论进贡还是购买而得的大象，能够在京城出现都很不容易。那么，这些大象在京城是如何驯养的呢？
四清宫大象专人驯养看护
大象从贡地解送到京城后，交由銮仪卫管理。銮仪卫设驯象所，由专人负责驯养大象。这些大象养在宽敞的象房内，一象一间，设在宣武门内西侧城墙根一带。据《大清会典》载，象房“广七丈八尺、纵四丈，檐高一丈六尺”。每只象配有毡、被、布、线、棉花、羊毛、铁索等用具。关于大象养在专门的象房，传教士的描述是中国文献的有益补充。安文思在《中国新史》中记载：“至于象，它们从未被放置在城门口，而是在象房内，也就是它们的馆舍中。因为大象是在宽阔的庭院饲养的，其中间有宽敞的房间，在那里过夏。”（《中国新史》，134页）
但是冬天，对于本应生活在南方的大象来说，就比较难熬了。有的大象会因看管人的疏忽而死去。不过，负责照顾大象的人员还是有特殊办法的，“他们让象留在小栏内，其地面用火炉加热”（《中国新史》，134页）。这样就可以给大象取暖，营造相对温暖的过冬环境。这就如同在象房内为大象烧了火炕，帮助它们挨过难以忍受的严寒。据安文思描述，从云南省运来的象不超过五六头。它们从不离开象房，除非皇帝为了某种公开的盛典，如祭祀等等，隆重出行才用大象。
养在京城的大象冬天有火炕取暖，炎热的伏天，则由驯象人统一驱至宣武门城墙根儿的护城河内沐浴。这时候，京城百姓便有机会到宣武门附近观看洗象情景。《帝京岁时纪胜》载：“銮仪卫驯象所，于三伏日，职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闸水滨浴。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清〕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71页）训练大象进行表演的象奴还可趁机赚得一些补贴收入。宣武门洗象作为清朝京城的一处盛景，使得附近地方的命名也多与象有关，如象来街、象牙胡同、象房桥等。
象奴或驯象师，除了来自进贡国以外，朝廷也专门从缅甸等地招募。驯养大象的工作应该十分辛苦，因为在传教士的笔下，曾记下日本东京迫害基督徒时，被判有罪的人需要接受的刑罚之一就是“被判终身饲养大象”或“被判在数年间从事这一劳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Ⅰ》，26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驯养大象之艰辛与不易。
六清宫大象遭遇意外解剖
大象从南方进入北京宫廷，一路奔波劳顿，常会因水土不服而毙命。到了京城象房，虽有专人照看，也难免因看护人的疏忽而死去。即便健康的大象，有时也会遭遇意外，在宫廷的特殊需求下被御医解剖。而解剖的缘由、过程和结果，在我们看起来着实有些离奇（《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Ⅳ》，53-55页）。
解剖大象这件事情，是在宫中服务多年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记录下来的。巴多明先后服务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精通满汉语言，曾用满文编译的《人体解剖学》是康熙皇帝学习解剖学的课本。
大象被解剖的事，源于康熙年间太皇太后的眼疾。当时宫内御医面对太皇太后的眼疾束手无策，在皇帝的催促下，一位医生曾听说大象的胆汁对医治眼疾有特效，便向皇上献出了此方。医生们本来以为皇帝不会真的答应取大象的胆汁，谁知此方一出，皇上马上命人牵来一头大象，当着所有在场医生、外科大夫、官员及一群人的面，把大象杀死了，就是为了得到大象的胆汁。按照常识，胆汁装在胆囊里，胆囊应该与肝脏离得很近。但奇怪的是，御医取出这头大象的肝脏，直到把肝脏切碎，也没有找到任何与胆汁相关的东西。再到肝脏附近部位寻找，仍然没有。这吓得献出方子的御医脸色苍白，毕竟由于他的过失造成了皇家大象的死亡，他自己也很有可能被严重责罚。
皇帝得知没有找到大象胆汁的事儿，认为是御医无能，便把相应的翰林学士、进士和各部官员请来解决问题。据巴多明描述，最后在周清原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大象胆汁。周清原字雅楫，江苏人，曾在康熙年间任工部侍郎。他说大象的胆汁不在肝脏，而是在大象的某条腿上。原因是大象的胆汁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全身流动。因为《本草纲目》中曾写道：“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也。”不过，熟悉西方解剖学的巴多明对此持有疑问，也怀疑是不是宫里的人们把大象身体里充满淋巴液的组织或其他什么腺体当作了胆囊。不论大象的胆囊是不是真地长在了腿部，一头皇家驯养的健壮的大象因此死亡并被解剖却是不争的事实。
传教士笔下的清宫象事，反映出清廷与周边国家交流的状况。也因为传教士的参与，清宫象事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部分内容。
（作者单位：北京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