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在生前和谢世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学成就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直到梁昭明太子为其编纂文集并撰序、作传，才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到了宋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才真正建立起来。宋儒推崇陶渊明的气节，建立其人格典范的意义，特别是苏轼的鼓吹与模拟，揭开了文学史上模拟、追和陶诗的帷幕。苏辙就曾在《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引苏轼信中言：“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曾枣庄、马德富校点，苏辙著，《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02页）苏轼和陶诗共有一百零九首（参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王永波《苏轼〈和陶诗〉版本考述》，《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包括《和饮酒二十首》《和归园田居六首》《和止酒》《和还旧居》《和连雨独饮》等。他的和陶诗一经出现，便引起了当时诗坛的广泛关注，不仅其弟苏辙有继和，苏门学士们也各有继和之作，如晁补之、张耒和《饮酒》，秦观、晁补之、张耒和《归去来兮辞》等。这种风气逐渐扩大至整个宋代诗坛。据袁行霈先生考证，宋代继续追和陶诗者有陈与义、李纲、吴芾、王质、陈造、陈起、朱熹、赵蕃、张栻、释觉范、张镃、刘黻、岳舒祥等人。以追和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为例，宋代陈造《江湖长翁集》有《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元代方回有《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桐江续集》卷五），安熙有《和渊明饮酒》（《默庵集》卷一）；明代魏学伊有《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茅檐集》卷二），祝允明有《和陶饮酒诗》（《怀星堂集》卷三）；清代郑珍有《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并序》（《巢经巢诗集》）（以上均参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可谓代不乏人。“和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独特的文类，与苏轼的大力创作有很大的关系，在宋代甚至还出现了多部注释研究苏轼《和陶诗》的著作，如傅共的《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及蔡正孙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参卞东波《〈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宋代的注本》，《复旦学报》2015年第3期）。这都显示了“和陶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魅力。
而陶渊明高岸峻洁的人格、清新朴素的诗风，不仅成为一个“文学符号”，沾溉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也给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东邻日本以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中日两国间的诗人、学者代有学习，彼此唱和，自16世纪之后，在日本的汉诗诗坛上，更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和陶诗的创作高潮，如人见壹（1599-1670）、梁川孟纬（1789-1858）、林鹅峰（1618-1680）、本田种竹（1862—1907）、释月性（18171858）、源光囹（1628-1700）、林凤冈（1644-1732）、元政（1623-1668）等儒者、诗人均有模拟追和之作（参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江西社会科学》003年第1期）。而在这波和陶的风潮中，却有一个名字向为人们所忽略，他就是活跃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儒学家藤泽南岳（1842-1920）。
二藤泽南岳与泊园学派
藤泽南岳，名恒，字君成，号南岳，别号醒狂子、七香斋、香翁、九九山人等。天保十三年（1842）九月九日生于赞岐国（今香川县）大川郡引田村母氏家，为高松藩儒者藤泽东畡长子，并随其在大阪长大。其父殁后，主持泊园书院教职，卒于大正九年（1920），享年七十九岁。著有《修身新语》《论语汇纂》《增补苏批孟子》《大学讲义》《中庸讲义》《周易辑疏》《日本通史》《日本袖史》《七辑》《七香斋文隽》《探珠乐事》《探奇小录》《训蒙绝句》等书（参〔日〕藤泽黄坡《南岳先生行状》，载〔日〕吾妻重二编著《泊园书院历史资料集——泊园书院资料集成一》，关西大学出版部，平成二十二年〔2010〕。按：本文所引有关文献均出此书，恕不一一注明）。
南岳之父藤泽东畡名甫，字符发，又称昌藏，号泊园，宽政六年（1794）生于香川郡安原村，自幼好学，曾从儒者中山城先生受徂徕学。二十五岁曾游学长崎三年，学习唐音。学成后于文政七年（1824）辞别故乡，赴大阪平野町、天王寺等地假寓开讲授课，后定居淡路町五丁目开墅，是为泊园书院之开始（参〔日〕石滨纯太郎《藤泽东畡》）。从学统上言，泊园书院直绍荻生徂徕、菅甘谷、藤川东园、中山城山的徂徕学派一脉而下，为江户末期大阪地区最大规模的汉学私塾，且持续时间十分长久，其山长由藤泽家人世袭，继第一代藤泽东畡、第二代藤泽南岳后，继由南岳长子藤泽黄鹄（1874-1924）、次子藤泽黄坡（1876-1949）出任，遂有“三代四儒”之称（藤泽黄坡之后，泊园学统由石滨纯太郎、大庭脩等学者维系）。东畡殁后，藤泽南岳继承衣钵，被列为高松藩儒员。明治元年（1868），有幕末维新之役，时藩论发生“尊王”“佐幕”两派之争，南岳被召入高松藩任参谋之职，晓以利害，笃志勤王，力劝高松藩主归顺天皇，以拯救高松藩于危难之际。因护藩有功，被新政权赐号“南岳”，于明治五年返回大阪，明治十年重振泊园书院于东区淡路町一丁目，远近负笈从学者多达数十百人。南岳操守愈固，奖掖后进，谆谆教诲，孜孜不倦，郁为海内之重（参〔日〕越智宣哲《藤泽南岳墓碑》）。南岳尝有强烈的忧世用世志向，维新之初，新政府乃以东京帝国大学教职聘之，他上书时文部大臣井上毅，痛论学制弊病，认为时下教育“纤才片技之任多，而德义日薄，风气日降，学力日微”而“失本者验矣”，提出“立国教明伦理教德义三者其最大者”（《上梧阴井上公书》，《七香斋文隽》，泊园书院大正三年（1914）刊本），然终不见用，遂议不合，出仕之志亦熄，退居泊园讲学以终。
三《和陶饮酒诗》的内容
笔者藏有藤泽南岳《和陶饮酒诗》一册，和刻本，书体19.5×12公分，书封有“和陶饮酒诗全”签，书叶半框9.6×5.7公分，四周双边，有界八行，行21字，版心为向上单黑鱼尾，上有“和陶饮酒诗”，下有“不茍室藏”诸字。末叶有“越山书”、“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廿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发行”，“著者藤泽南岳大阪市东区淡路町壹丁目”、“发行者横山顺大阪市东区常盘町二丁目十三番邸”、“印刷者笠原平助大阪市东区淡路町壹丁目四十五番邸”诸版权字样。据书后小野湖山庚子批语，可知这组《和陶诗》当撰成于明治三十三年或稍前。
组诗前有短序：
三蕉叶辄醉，余与坡老同其量。既醉之后，题句自娱，又与陶老同其适。顷日，人赠醇酒一壶，酌之不尽，快畅旬馀，因有此和，亦言吾志，不遑问气格与陶老何如？而坡老所谓仿佛不可名者，在诗不在醉云尔。
由序可知南岳和陶本意乃在于瓣香渊明与东坡以言己志。共二十首，亦效仿苏轼，次韵渊明《饮酒二十首》而成。纵观组诗，虽出于步韵之作，却往往能跳出原诗的樊篱，别出心裁，间出己意。如第一首：
大道自分明，彷徨何所之。暮春春服成，咏归雨晴时。养神只在此，忘世亦在兹。荣枯不足惊，来去复奚疑。欲求终身安，只当慎所持。
陶诗第一首“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按：后引陶诗均出此本，不一一注明），言已参透天道与人道，故不以一己穷达为意，而能安贫守拙，躬耕自乐（参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三，中华书局，2011，169页）；南岳和诗则感慨大道分明，无需彷徨,兼守养神自持之志。诗后小野湖山评曰：“先自大道说起，诗境自广。”司马湘则认为“起笔极超脱，末二句理语不腐”，可见南岳能把握住组诗的精髓，开始便定下了较高的立意与诗旨。
第三首强调的是南岳不愿矫饰本性而自甘淡泊的人生情志：不愿矫我性，不愿矫我情。何者矫情性，枉作高尚名。黄卷供我乐，浊酒养我生。区区宠与辱，宁使我心惊。所守在淡泊，所愿在集成。
小野湖山评此诗为“字字自然”，可谓得其中关窍。
第五首以渊明名作“结庐在人境”立意：
哑哑又啁啁，乌雀任其喧。厌喧求静处，无乃执心偏。阔可如东海，高可如富山。海潮任来去，山云付往还。此心谁会得，苍天又何言。
陶诗所谓“心远地自偏”，乃是一种理趣，心与地之关系即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关系，地之偏与喧，取决于心之远与近。南岳于此诗意更勘进一层：认为无论鸟雀喧闹，都任意为之，心不随所动；如果因厌恶喧闹而刻意追求寂静，则又陷入了偏执的境地。如能会得其心，则阔可如东海，高可如富士山，实委任于自然而已。诗后小野湖山认为此“和陶诗，诗格不类陶，尤觉佳妙”；晴江认为“心有所求，即是偏，此理宋儒所未发”；魏繇则赞曰：“汉魏以后，能转笔掉运者，厥唯陶公。作者起而继之，高过唐人矣。”
南岳和诗中，也有极贴近陶诗原旨而为方家赞赏为得陶诗原味者，如第七首：
东风吹万木，红紫花英英。爱此阳春景，养我物外情。樽中酒方满，好倚曲栏倾。黄鸟来侑酒，间关穿花鸣。不见天地德，所好是生生。
陶诗作“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趣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南岳步步次韵，严丝合缝。山田永年评曰：“起处亦陶公。”司马晴江评曰：“‘爱此’二句，是真陶诗意趣。‘不见’二句造化机缄，一语道破。”
陶渊明以爱菊的形象定格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菊花成了他高洁人格的象征；而南岳则别出心裁，拈出“七香花”为自己人格代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七香花几树，红紫次第开。二十四番外，风信适吾怀。风月时来往，芳心不相乖。墙东迭嶂列，翠霞护幽栖。世事多胡涂，道义委污泥。苟能存真意，百事悉相谐。笑他名利客，憧憧心昏迷。大梦何时觉，万牛挽不回。
司马湘评曰：“‘七香’云云，自家得意之境，与陶公爱菊同。”
作为当时著名的儒学家，藤泽南岳对于汉籍经典亦十分熟稔，反映在和陶诗中，典故的运用得心应手，如第十七首：
滩酿三斗酒，杜康一卷经。青莲迹可慕，长短吟乍成。虚窗迎素月，颓然坐三更。露气沁心骨，落叶满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绕壁鸣。似传唐风意，慰吾及时情。
作者挑选了杜康酿酒、李白吟诗及《诗经·唐风·蟋蟀》三个典故，表达了淡泊自处、及时行乐的愿景。小野湖山遂认为南岳“材料已富，故押韵愈出愈妙，无所穷也”。
全诗最后一首为总结之作，曰：
宙也实悠久，人心几假真。宇也亦渺茫，风俗几浇淳。非能知大中，争得悟日新。从来俊迈者，无一不仪秦。长短说不尽，遑遑老风尘。前哲夙悯之，垂训自殷勤。架书只可读，樽酒只可亲。醉里即仙洞，不复迷其津。晴天自赫赫，照临乌纱巾。一笑宇宙间，竟得吾何人。
也从陶诗“举世少复真”的意旨出发，然相较原诗“六籍无一亲”稍有激愤之语，南岳此处则显得悠然自得，“一笑宇宙间”与开篇“大道自分明”相呼应，显得首尾完足，圆融无碍。小野湖山评曰：“二十首结束，别不成结语，自有结意，是余所赏赞。”山田永年亦有“天衣无缝”之赏。
四《和陶饮酒诗》的评点者们
藤泽南岳的每首和陶诗下及全诗后，附有中日两国学者的评点和批语。其中日人有小野湖山、山田钝（永年）、冈本抚山三位；中国人有司马湘（晴江）、魏繇（季词）、刘少卿、张通典、黄乾五位。这些评点涉及诗歌的意旨、技法、风格等诸多方面，其中虽不乏溢美之辞，然多贴切到位，诚为解人。如赞赏南岳诗得陶诗真味：“起处亦陶公”（山田永年）、“末二句陶公胜境”（魏季词）。司马晴江在组诗结束后,总评亦曰：“自来理境入诗，非腐即俚。邵康节《击壤吟》未能免此病也。唯陶泉明超超元箸，淡处弥旨，清处不枯，为二千年来之绝唱。尊作拟之，实能神似，由其胸襟高迈，学术湛深，故下笔之时，自由生气勃勃也。佩服佩服。”张通典更是以为南岳和作，凌迈东坡之上：“见道之言，忧世之志，思深旨远，得陶化境，东坡和作亦不及此神似也。”以上乃是从宏观处评点。从微观上着眼更是不少，如第十九首“梦中犹卜梦，惑时岂知惑”，刘少卿曰：“暮鼓晨钟之警，‘梦中’一联尤透快。”“身塞害犹微，恐他祸邦国”句，刘又曰：“‘祸邦国’四语，尤有远识，至言宜佩。”第十八首“虚窗迎素月，颓然坐三更。露气沁心骨，落叶满空庭。唧唧又唧唧，蟋蟀绕壁鸣。似传唐风意，慰吾及时情”，司马晴江评曰：“虚窗’以下，活泼泼地一片化机；‘唧唧’四句，枯寂者不得借口。”有的还从技法的角度，对诗歌的起结进行评论，如第十一首起句“大儿严子陵，小儿郭有道”，结句“仙鹤时一唳，高飞过云表”，司马晴江认为“起手雄快”，山田永年则以为“一结铿然有馀韵”。这些批点，无疑对于读者更好地领略南岳和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较高的文学批评价值。下面就评点者的情况作一初步考察。
小野湖山（1814-1910），名长愿，字士达，号湖山，别号玉池仙史、狂狂生、晏斋等。生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东浅井郡田根村。曾师事梁川星严与藤森弘庵。因其任吉田藩儒臣，鼓吹尊王攘夷，安政年间曾入牢狱。维新后曾有短暂的东京之行，应征总裁局权参事等职。湖山乃日本幕末与明治时期的著名汉诗人，与大沼枕山、鲈松塘并称为“明治三诗宗”，有《湖山楼诗钞》二卷、《湖山楼十种》《湖山老后诗》等多种诗集行世。湖山长南岳二十八岁，与其父东畡过从甚密，曾为其《东畡先生诗存》作序，南岳则有《送湖山先生归东京序》一文，见《七香斋文隽》（参《泊园人物列传》）。因系世交，南岳对其尤为推重，故《和陶饮酒诗》的序、诗后即书末，均请湖山评点并作跋。
山田钝（1844-1913），字子静，号永年。其家世营蚕丝业及造酒业，为京都一代富商。酷爱古书字画，曾从杨守敬习书，精鉴赏，乃明治时期古书字画搜集名家。著有《过眼馀唱》《过眼馀笔》等书。永年亦好陶诗，除评点南岳和作外，尚为赖山阳（1780-1832）校订出版《陶诗钞》（明治三十四年），并撰引文及“陶诗钞正误”。
冈本抚山（1840-1904），出生于大阪幕府浪华铜座役，官僚、大阪史研究者。南岳友人。学成怀德堂后，出任大蔵省书记官、造币居会计部长等要职。编纂有《浪华人物史》四卷、《浪华年代纪》《大阪丛书》等。亦名列《泊园人物列传》。评南岳和陶诗一条。
司马湘，生卒年不详，字晴江，号冶城山人。江苏常州人。善书画。花仿南田，又工山水。曾作《蛟川送别图》，有咫尺千里之势（见龚方纬《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卷八，凤凰出版社，2014，568页）。民国龚方纬编《清民两代金石书画史》有传。从评点南岳和陶诗的数量来看，居中国籍诗人第一。魏繇（？-1921），字季词，湖南韶阳人，乃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启蒙思想家魏源之孙。曾捐授中书衔。有《韶阳魏先生遗集》十一卷（《文斤山民集》六卷、《复初文录》一卷、《金溪题跋》一卷、《金溪词》一卷、《泳经堂丛书》二卷）。
刘少卿，生卒年不详，组诗后总批署“龙江酒徒”，俟考。
张通典（1859-1915），字伯纯，号天放楼主，晚号志学斋老人。1889年应曾国荃之邀，任奏牍兼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后在长沙倡办矿务。1898年与谭嗣同等创办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时务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内务司司长及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秘书处军事组组长。政府北迁后解职归沪上，后退隐湘中。著有《志学斋类稿》等书。
黄乾，生卒年不详，其跋语位列全书最后。待考。另外，司马湘、魏繇、张通典的评语，多题为“金陵寓斋”，或许南岳的《和陶诗》曾以钞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当时的南京。
五结语
以上对藤泽南岳及其《和陶饮酒诗》作了初步考察。诚如袁行霈先生所言：“陶渊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份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日本虽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国门洞开，西学昌盛，然仍有为数不少的传统儒士恪守儒学，精研汉籍，并与中国学者积极互动，酬唱频繁，藤泽南岳的这组和陶诗及和汉双方的评点，便是同处于东亚汉文化圈中文化交流的嘉话。南岳曾撰一联以自警，云：“请事斯语，仰不愧天，俯不耻人；未丧斯文，弘以济世，乐以忘老。”诚为其人其诗的最好代言。
（作者单位：凤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