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吕华亮
先秦人爱带剑，汉代人则喜佩刀。亦无论成人还是童子，甚至皇帝、侯王皆好佩刀，所谓“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宋书·礼志》）也。因刀是彼时人们常佩之物，故天子、诸侯赏赐功臣、宠臣，僚属之间互赠，多以刀为礼物。那么，汉人为何舍剑而取刀作为佩饰之物呢？或者说，汉人带刀习俗兴盛的原因是什么？请看下文。
一先秦时的刀、剑概说
郭宪《洞冥记》载，黄帝采首山之金，始铸刀。此说虽不足信，却也说明刀的起源很早。据考古发现，最迟在新石器时代，刀已出现，其材料有石、骨、蚌等，尤以石刀居多。铜制刀出现也较早。1975年甘肃东乡马家窑出土的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早期铜器之一，约为五千年前的产物。商周二代及战国时期，铜刀更为普遍。从相关材料看，彼时的刀多为生活和生产用具，与后代以刀为武器不同。如《诗经·小雅·信南山》“执其鸾刀，以启其毛”，《论语·阳货》“杀鸡焉用牛刀”，皆以刀为割牲之具。而作为武器之刀，彼时较少出现，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一条材料曰：“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
刀既为生活用具，非防身武器，故彼时佩刀者较少，纵有，亦为装饰仪容而已。《诗经·大雅·公刘》：“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舟，带也；鞞琫，刀上饰物。朱熹《诗集传》：“容刀，容饰之刀也。”此语说出了容刀的装饰作用。
先秦人最爱佩剑，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其风尤盛。《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公子季札出使中原，过徐，徐君爱其佩剑，季札因公务繁忙，当时未及赠予，归途中又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楚辞·涉江》言屈原被贬后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此皆彼时带剑之风盛行之例。战国时期，剑成了士人形影不离之物，就连无衣无食如冯谖者，亦剑不离身（参《战国策·齐策四》）。剑本是吴、越、楚南方诸国的重要武器，这些地点亦盛产宝剑，出土文物及《周礼·考工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典籍中有大量例证，不赘举。故此我以为，带剑之俗原始于南方蛮夷之地，后传入中原，遂流行开来。至于先秦时期剑的起源、发展、流播，可参陆敬严《中国古代兵器》“剑的源流”一节。
二汉代带刀习俗的兴盛
汉初，承先秦馀绪，带剑习俗仍盛。《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项庄、项伯拔剑而舞，项羽按剑而跽，樊哙执剑切生肉，范增拔剑击玉斗，刘邦逃脱，“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可见，当时宴会上的将领，都随身佩剑。《汉书·陆贾传》曰：“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则汉初儒生亦佩剑。西汉中期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刀逐渐取代了剑，成了人们身边常带的武器。考诸典籍及出土文物可知，汉代文人、武将、僚吏、游侠，甚至童子皆有带刀习惯。试看下列诸例：
《汉书·李广苏建传》：“（苏）武谓（常）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又同篇载汉昭帝时，霍光执政，派任立政等往匈奴劝李陵回汉，在宴会上，“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环者，谐音“还”，立政“循刀环”意在私谕李陵可以归还。此乃使者带刀之例。《后汉书·耿弇传》：“（耿）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后汉书·方术列传》：“八年，车驾西征隗嚣。（郭）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靷。”此谓将校佩刀。《后汉书·彭修传》：“年十五时，……道为盗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此谓童子佩刀。曹操《百辟刀令》：“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馀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遂抽刀刺山。”此谓文人佩刀。《史记·游侠列传》曰：“（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汉书·酷吏列传》载尹赏为长安令，令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此谓无赖、恶少佩刀。上述事例充分说明汉人无论身份职事，皆爱带刀。
出土文物也旁证了汉人带刀之风的兴盛。1957-1958年，在洛阳西郊的一批西汉墓葬中，有二十三座随葬有环柄刀，这些刀出土时多置于墓主两侧，说明是墓主生前所佩。另，长沙地区东汉墓、陕西刘家渠东汉墓、山东苍山东汉墓、河北定县四十三号东汉墓等，都有佩刀出土。汉代画像石中亦常有佩刀人物图。山东临沂白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男子，肩扛戈形武器，腰佩长刀；山东藤县西户口画像石上，一男子袖手而立，腰插一刀，虎纹刀鞘；成都北门外与河南方城东关东汉墓石门上所刻门吏，腰间亦佩短刀。
汉代佩刀习俗的兴盛还可从类似事例对比中得以验证。比如，古人谏阻时，往往割断马鞅，使车子无法行驶。《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齐太子光为阻止齐侯进军，便“抽剑断鞅”。而同样的故事东汉时期也有。据上引《后汉书·郭宪传》载，郭宪为阻止刘秀攻打隗嚣，“拔佩刀以断车靷”。又《后汉书·周章传》载，周章从太守行春，途中太守欲拜见窦宪，周章劝阻，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于是乃止”。上述故事中，劝阻者或用剑，或用刀，反映了带剑之俗的衰落与带刀之风的兴盛。
另外，从相关材料看，汉人似乎刀不离身，此与先秦人剑不离手之现象类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曰：“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甚至朝见皇帝或诸侯王，也不避讳。《汉书·盖宽饶传》：“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是宽饶上朝时亦带有佩刀。《汉书·王尊传》载东平王欲杀王尊，借口观其佩刀，“尊举掖，顾谓傍侍郎：‘前引佩刀视王，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则王尊朝见东平王时亦带佩刀。《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警上。”则侍中在皇宫中亦带佩刀。
刀是汉人重要的佩饰，故《后汉书·舆服志》中列有“佩刀”条，且追溯了带刀之风的源起：“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从“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一语看，带刀之风应始于西汉，先秦时期尚无。
三汉代佩刀的形制、名称与等级
汉代的刀一般用铁制成，直脊直刃。从出土汉刀看，其柄端皆制成扁圆环状，故又称“环柄刀”，且环中多以禽兽为饰。刀又有长短之分。长刀约85-130厘米，如山东苍山出土的永初六年的刀，长111.5厘米；长沙金盆岭3号东汉墓出土的刀，长达128.5厘米。短刀，长约20-40厘米，如居延出土汉墓中的刀，长二十馀厘米。短刀又名拍髀，《释名·释兵》曰：“短刀曰拍髀，带时拍髀旁也。”又名服刀，《汉书·西域传》曰：“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矢、服刀、剑、甲。”颜注引刘德曰：“服刀，拍髀也。”因短刀长不过尺馀，故又有尺刀之称，《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谓“军吏持尺刀”是也。另外，因刀的形状、装饰不同，具体称谓亦异，比如史料中提及的还有金错刀、辟把刀、墨再屈环横刀、金错屈尺八佩刀等。彼时刀鞘一般由两片木材合制而成，用丝线或丝织物缠紧，外面涂上漆。如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长柄刀，便备有髹漆的木制刀鞘。亦有用皮革缝制而成者，如上引居延汉墓便有实物出土。刀鞘上装有玉璏，以带穿璏佩于腰间；鞘面一般刻有花纹，或虎纹，或绦带文。
东汉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奢靡之风的兴起，佩刀的装饰亦渐趋华美。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刀可算是典型代表。该刀长105厘米，刀身上饰有线条流畅的错金涡纹和流云图案，精美异常。这或许就是典籍中常提到的“金错刀”吧。彼时刀上又常刻铭文。如东汉李尤《错佩刀铭》曰：“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有身。”《古今刀剑录》载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荡寇将军’字”。同时，伴随礼制的稳定、强化，作为汉人重要饰物的刀，亦呈现出等级性。《后汉书·舆服志》曰：“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鲛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鲛，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鲛。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鲛为口之饰。乘舆者，加翡翠山，纡缨其侧。”错者，以金银镶嵌也。所谓“黄金通身貂错”，即刀身用黄金嵌饰成貂尾纹；“半鲛鱼鳞”，指刀柄蒙以鲛皮，呈鱼鳞状；“雌黄室”，指刀室漆以雌黄也。依此可知，汉代的帝王、诸侯、百官，乃至童子，皆带刀，且不同等级之人，佩刀及刀鞘之质料、形状、色彩和纹饰亦有别。
四汉代的赠刀习俗
古人爱以佩物赠人。有赠人以玉佩者，如《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九歌·湘君》亦言：“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有以剑赠人者，如上引季札挂剑于徐君之冢。汉代，随着佩刀习俗的盛行，出现了以刀为礼物赠赐人的现象。《汉书·匈奴传》：“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赐以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郭宪《洞冥记》：“帝解鸣鸿之刀，以赐（东方）朔。刀长三尺。”《后汉书·舆服志》：“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按：这里的“童子佩刀”，即短刀。《后汉书·冯鲂传》：“（冯石）为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剑、佩刀、紫艾绶、玉玦各一。”《后汉书·虞延传》：“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班固《与弟超书》：“窦侍中遗仲升……金错半垂刀一枚。”又其《与窦宪笺》：“今月中舍以令赐固刀把，曰：‘此大将军少时所服，今赐固。’”
按：“刀把”应为“把刀”之误。《东观汉记》载邓遵破匈奴，“诏赐……金错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环横刀、金错屈尺八佩刀各一”。《后汉书补逸·冯绲传》：“绲南征，表奏应奉，赐金错刀一具。”又《应奉传》：“赐奉钱十万……金错刀、剑、革带各一。奉其勉之。”从上述材料可知，汉代皇帝、侯王常把佩刀作为贵重之物赏赐给功臣、宠臣或嘉宾。诗歌中亦有表现，张衡《四愁诗》所谓“美人赠我金错刀”是也。
汉代带刀习俗之兴盛已如上述，那么，汉人为何一改先秦旧制，舍剑取刀呢？笔者认为，这与刀的自身构造及其在骑战中的优势有关，而这种优势又显明地呈现在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
某种武器的发展、兴起，与战争的需要关系密切。众所周知，周代的中原地区多车马战，故长兵器如矛、戟、戈等最为常用。随着楚、吴、越南方诸国争霸中原的序幕拉开，长兵器的弱点便显现了出来，因为，楚及吴、越多步兵，善用剑，在与他们的搏杀中，长兵器笨重、不灵活，而以刺杀为主的剑，却能发挥作用。上述三国在春秋中后期之所以能相继称霸中原，剑或许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于是，因战争的需要，剑盛行了起来，又因其轻便灵活，便成了人们常佩的防身武器。汉一统天下后，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国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其中又以匈奴为最。而北方民族的军队主要是骑兵，惯用刀。《孔丛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那么，在与以刀为主要武器的北方少数民族作战时，剑的弱点也暴露了出来。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说：“纵横驰骋在战场上的大队骑兵，手执长剑向敌军冲击时，由于马的速度过快，要想毙伤敌人，主要靠挥臂劈砍，而不是用剑向前推刺。”如此，以刺杀为主的剑在战场上的作用就不大了，且在击刺、劈砍时，剑还容易折断。因此，为了适应实战的需要，刀成了战场上的主角。《释名·释兵》：“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刀是一种专门用于劈砍的武器，它只在一侧开刃，另一侧则是厚实的刀脊，厚脊薄刃不但从力学角度看利于尖劈，而且刀脊无刃，可以加厚，因而不易折断。刀的这种构造，使它成为骑兵战中的重要武器。可以说，为了对付北方的少数民族，汉人抛弃了剑而选择了刀。甚或可以说，汉人带刀习俗的兴起，亦源于此。因为，早在战国及楚汉战争时期，骑兵战在中国业已兴起，然从典籍记载看，彼时所用武器仍然是剑，少见刀的身影。汉武帝时，在大规模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中，汉人才真正发现刀在骑兵战中的作用，于是弃剑取刀，由此，刀在中国流行了起来。这也正是汉初人仍佩剑而至武帝后佩刀之俗才逐渐兴盛的原因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民俗诗学》（项目编号：13FZW05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