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拜读了刘建辉先生的大作《再谈“隆中对”》（刊于2016年第12期《集邮博览》，以下简称“刘文”）之后，笔者仍感到未能“澄清这件子虚乌有的事”。刘先生“再谈‘隆中对’”是因为：“源于一篇文章。《集邮博览》2016年第三期刊登了李厚禄先生的文章《读人民网集邮访谈‘诸葛亮’有感》”。
“刘文”称：“陈全胜先生和我是多年的好友，至今情谊不断。对于‘隆中对’邮票图稿的始作俑者，我肯定是要找老朋友了解的。”但是，“刘文”称：“陈全胜在画完《三国演义》的第二组邮票图稿之后，感到第二组邮票的安排有缺陷……陈全胜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时任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的邵柏林，并将自己精心画好的‘隆中对’小型张图稿交给了邵柏林……最近，就‘隆中对’邮票一事，我特意咨询了著名邮票设计家邵柏林。邵柏林先生说：这件事他有印象。陈全胜设计了‘隆中对’邮票图稿后，送到我这里……我就拿着‘隆中对’图稿到邮票发行局局长许宇唐的办公室去请示，许宇唐局长看后说，‘隆中对’就是三顾茅庐中的情节，既然方案中已有了‘三顾茅庐’，这一枚，‘隆中对’就不要上了。”但是，这样的说明与前述拙文引录的1990年第5期《上海集邮》刊出的《“隆中对”小型张未能出台设计者陈全胜深感惋惜》文中介绍的情况完全不同，刘先生为何没有向陈全胜先生和邵柏林先生确认：“隆中对”小型张图稿是陈先生自作主张画出的？还是陈先生提出设想，经邮票发行部门约稿后画的？为什么避开了关键的内容？“刘文”也谈到了他13年前首次公开澄清“隆中对”的往事，但那次是这样说的：“真实情况是专家们在讨论审定选题时，认为‘三顾茅庐’的故事已经包含了‘隆中对’的内容，没有必要再发行1枚‘隆中对’小型张。”这与此次再澄清的说法不同。
当年邮票发行部门没有运作增加发行“隆中对”小型张之事？笔者认为还有以下的疑点。
《中国邮票史》（第9卷）记述：“1990年12月10日发行的T.157‘三国演义’（第二组），全套4枚邮票……原图稿在这组邮票中发行一枚‘隆中对’的小型张。不料因此引起湖北和河南两省对‘三顾茅庐’发生地的一场激烈的争论。设计室以邮电部批准的‘三国演义’邮票选题总体计划第二组没有小型张为由，没同意增加小型张。”
《集邮》杂志当年刊出了《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1989年第4期）、《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1989年第10期）、《各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一桩在邮票孕育中引发的历史悬案》（1990年第4期）3篇相关文章。《集邮》是国家级的专业集邮杂志，陆续刊出此类争辩文章，而且第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第2组邮票包括一枚‘三顾茅庐’和一枚小型张‘隆中对’。”并且之后也未见《集邮》编辑部公开“辟谣”。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印制局图稿编辑设计部主任阎炳武先生在人民网集邮访谈中说：“1989年，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小型张‘隆中对’画稿完成，准备发行。邮票虽小，但事关重大。如果发行这枚小型张，相当于官方确认了‘隆中对’的概念，也就等同于认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当时称襄樊。襄阳、南阳围绕小型张的名称和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议到了白热化。当时河南省南阳地区行政公署还专门为此向邮电部发函，建议将小型张图名‘隆中对’改为‘草庐对’。因争议过大，邮电部经慎重考虑，没有发行‘隆中对’小型张。”
在讨论“隆中对”小型张时，没有必要再说明《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发行原方案中有没有该小型张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一点争执双方早已明确了—没有。但是，变动邮票发行原方案之事并非没有先例，假设争执双方对原方案中是否有“隆中对”小型张有不同看法，即使证实了原方案中没有此小型张，也不能以此认定该小型张未发行的原因。并且“隆中对”与“三顾茅庐”的关系，这也不是解决争执的必要依据。关键的问题是：陈全胜先生是否事先提出了增加“隆中对”小型张的设想？陈全胜先生是否是在获得认可后才提交了“隆中对”小型张图稿？邮票发行部门是否运作过增加发行“隆中对”小型张之事？